羅素百年前給中國建議：要走不依賴外國的自力更生之道

羅素

文/吉澤五郎（日本）

原本，正因為中國被稱為「世界第一的歷史國度」，擁有古老的傳統，至今為止曾得到多方面的關注，也有大量的研究書籍、報告被撰寫出來。其中B.羅素的《中國問題》（一九二二年）代表了西方的研究成果，曾經佔據了先驅的地位。羅素在一九二〇年作為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赴任，在北京逗留了一年。他總結了這一時期在中國的所見所思，就是這部受到高度評價的《中國問題》。這部著作雖然是大約半世紀前出版的，但最先關注到「中國問題」，從而說明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與羅素的聰敏。羅素的中國論從根本上看是對西方文明的懷疑，可謂以自我批評為起點而展開的。對那時的狀況，羅素敘述如下：「對西歐式的希望，我的心中湧現出令人恐懼的疑問，心痛啊，那個希望漸漸褪色的印象難以忘懷。我為追求新的希望動身去中國，正是在我懷有這種心境的時候。」

關於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羅素首先從兩者的起源和特性進行了比較：西方文明是以「佔有、主張自我、支配」為基本特性，中國文明是以「寬容與友好」的精神為基本特性。羅素從這個觀點出發，認為雖然在科學上的知識與其應用這樣的事實領域西方文明佔有優勢，但關於人生的終極目標和意義的洞察，他認為中國尤為深刻。特別是老子主張的「道」使羅素完全陶醉其中。所謂的「沒有佔有的生產、沒有自我主張的行為、沒有被支配的發展」，老子的這一思想是以抑制自我與調和的精神為核心的。這一中國文明的傳統思潮和睿智向被染上「信仰進步」和「產業主義」弊病的西方文明宣告了救贖。羅素與西方文明的訣別和對中國的期待，在這裡顯而易見。

接著，羅素展望了中國的未來，倡議中國要走不依賴外國的自力更生之道。他還暗示中國如果實現政治上特別是文化上的獨立、發揚傳統的人道主義精神的話，建成與近代西方的物質文明不同的全新文明將成為可能。羅素確信，今後的中國「會在最需要的時刻給予全人類以新的希望……因為這個希望能夠得以實現，中國也將擁有最高的地位」。羅素的這一中國觀從根本上看，反映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產生的危機感和對西方科學技術文明的懷疑、絕望的歐洲思想界的動搖。某種程度上，湯因比史學的領悟也是立足於此。當然與那時相比，時間的推移給中國帶來巨大的改觀。但即使如此，羅素在一九二〇年代分析出西方文明會衰弱下去的根本原因、預見到中國文明的將來，這些犀利的觀察和先見性都應予以高度評價。

羅素的這個觀點由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碩學J.李約瑟繼承。李約瑟在《歐洲與亞洲的對話》（一九五七年）這篇論文中，主要站在科學技術史的視點比較了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謬誤進行了具體的補充說明。李約瑟認為，西方文明的「精神上的傲慢與偏見」是由於歐洲人把近代科學技術是在歐洲成立且具有優勢的想法推及到其他的「歐洲性的事物」，並認為這些事物也都具有普遍性的價值。可是當這個幻想直接面對眾多的歷史事實時，必然會破滅。從歷史上看，從政治史、哲學史到科學技術史，都不能忽略非西方文明所作的貢獻。李約瑟使用了有趣的引例以說明這個問題，即「歐洲人一直在誇耀哥倫布及其他航海者的探險旅行，而歐洲人卻根本不想去考察一下使他們的航海得以可能的各種發明。他們使用的磁石指南針與船尾的舵等是從中國，複式腳墊是從印度和印度支那、後置三角帆是從伊斯蘭圈的船員學到的」。可以說西方文明在技術上的優勢只是一種極其近代特徵的現象。

李約瑟關注到西方文明的這種歷史局限性，進而講到中國文明的將來。也就是說，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現代的民主主義、官僚主義、科學主義已徒有虛表，在其泛濫的形勢下，精神、宗教上的基礎的確立不可或缺。在這種意義上，他指出必須重新評價中國的人道主義傳統。從中可以看出，李約瑟已經設想出克服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的來自中國的新的可能性。而且，李約瑟已經在其大作《中國科學技術史》（全四卷，一九五四—一九六五年）中進行了廣泛的實證。眾所周知，這部著作是從歷史和社會背景的角度多方面地考察中國科學技術的特性且把握其意義的一部作品。在科學技術史上中國的貢獻動輒被有意地無視的狀況下，李約瑟的這個業績必須要大書特書。

摘自《未來屬於中國：湯因比的中國觀》

（日）山本新等

世界知識出版社

2018年2月第一版 2018年2月第一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