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並非「漢語拼音之父」，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對先生的敬仰之情

2018-01-16 李鎮西 鎮西茶館

（最近，不少人撰文紀念去世一周年的周有光先生時，總說他是「漢語拼音之父」。去年他去世時，有媒體也這樣說。當時我就覺得不妥，寫了這篇文章。現在，我重新推出本文，一方面對這種說法予以糾正；另一方面也再次表達我對周先生的敬意。）

邁過112歲門檻的第二天，周有光先生平靜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除了極個別網站有人用惡毒的語言喪心病狂地咒罵這位老人之外——咒罵者顯然已經人性扭曲甚至喪失，絕大多數善良的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對周有光先生表達了嘆息與追思。周先生生前樸素低調，儘管他在多個領域都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但他的社會知名度並不高。一些平時對周有光先生不太了解的普通人——這幾天也通過各種渠道知道了周先生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因而也表達了真誠的敬意。

周有光先生在我的心中，是一個神話般的傳說。所謂「神話般的傳說」，不是神化他，而是實在佩服他全方位的才華——作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後來卻成為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並參與設計「漢語拼音方案」，這種跨界真是一種褒義上的「奇葩」。還有他和令人驚嘆的高壽，以及他百歲以後還撰文說一般人不敢說的真話——當然，我也想過，這些真話也只有一個人滿了百歲才敢說。這何嘗不是一種悲哀？但無論如何，周有光的一生可以用「傳奇」來描述。因此，媒體（包括微信等自媒體）這幾天鋪天蓋地追憶、談論、評價他，是很自然的。

「漢語拼音之父」是這幾天各媒體加在周有關先生頭上最耀眼的頭銜。但是我認為，稱周有光先生為「漢語拼音之父」是不妥的。

固然，上世紀二十年代在大學讀書時，年輕的周有光便積极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後來從事金融工作時，他依然對拼音文字有著特別的興趣，並自學了字母學，還發表、出版過一些關於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論文和書籍。因此，新中國成立后，周有光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1955年10月，他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被留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參加制訂漢語拼音方案，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第一研究室主任。周有光提出了「漢語拼音三原則」：口語化、音素化和拉丁化。毫無疑問，周有光先生為漢語拼音的制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但說他是「漢語拼音之父」，意味著漢語拼音是他一個人發明的。這顯然與事實不符。周老先生也特別反感別人這樣叫他。他自己這樣說：「漢語拼音搞了一百年，自己只是參與方案最終制定的幾個人之一，不能叫『漢語拼音之父』。」不能從「謙虛」的意義上理解先生這樣說，這幾句話表明了先生一貫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他說的是事實——

周有光先生只是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的委員之一。該委員的主任是吳玉章，副主任是胡愈之，委員還有韋愨、丁西林、林漢達、羅常培、陸志韋、黎錦熙、王力、倪海曙、葉籟士、胡喬木、呂叔湘、魏建功等先生。中國的漢語拼音運動也不是從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搞的，而是可以上溯到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盧戇章(1854-1928)是我國第一個創製拼音文字的人。王照、勞乃宣、黎錦熙、蔡元培等人都為漢語拼音化進行過探索與嘗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57年通過且由全國人大1958年批准的《漢語拼音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種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別是國語羅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優點，它是我國三百多年拼音字母運動的結晶，是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拼音方案經驗的總結，比任何歷史上一個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

不能因為尊敬某人，就把所有的高帽子都戴在他頭上。不說周有光先生是「漢語拼音之父」一點都不影響他的卓越。

國人對人的評價有一個不好的「傳統」——要麼一錢不值，賤如糞土；要麼十全十美，高山仰止。我剛進初中時，便遇上「9·13」事件，全國上下大批林彪。記得報上有一篇批判文章說，林彪根本不是什麼「常勝將軍」，因為他根本不會打仗。作者還這樣似乎很有「邏輯性」地雄辯地諷刺道：林彪不會打仗，所以就沒打過仗，沒打過仗當然就沒有打過敗仗，而沒打過敗仗自然就是「常勝將軍」了。當年被拉來「陪斗」的還有孔夫子——當然，那時蔑稱叫「孔老二」，也被「四人幫」把持的「兩報一刊」和所謂的「革命群眾」批得狗屎不如。

反過來，要誇一個人，那麼什麼好話都往他身上堆，用詞唯恐不達極致。當代中國的「大師」泛濫就是一例。季羨林身前多次謝絕「大師」稱號，可去世后，「國學大師季羨林辭世」還是成了各網站的頭條新聞的標題。我大學本科的老師杜道生先生是我國著名文字學、語言學、音韻學和古文學家，在我看來他學問深厚得很，當時也有媒體稱他為「國學大師」；但他對我說：「我只是是文字研究方面有些體會，遠遠談不上是什麼『國學大師』。」2008年章含之去世時，媒體稱她為「最後一位名媛」；2009年鄭念（姚念媛）去世時，媒體也稱她為「最後一位名媛」；2015年張充和去世，媒體依然稱她為「最後一位名媛」；不知第四位「最後一位名媛」是誰。媒體有時誇某人還喜歡用「一個時代結束了」的表述。我有一個搞教育媒體的年輕朋友，勇於剖析與批判，也善於創新與建設，但不幸英年早逝，當然令人惋惜，但媒體在報道他的事迹時，竟然說：「一個時代結束了！」實在是誇張得離譜，於嚴肅哀傷的追思中平添了幾分滑稽的色彩，這其實是對逝者最大的不尊敬。

這是當代社會浮躁的表現之一。不僅僅是對逝者的吹捧沒有邊界，對生者的評價（或自我評價）同樣喜歡用「最高級」。僅以教育界為例，「教育家」稱呼的泛濫就不說了，還有「在國際國內具有廣泛的教育影響力」「是目前基礎教育界不可多得的青年專家」「最具潛力和創造力的青年教育家」「中國班主任工作專業化研究第一人」「中國教育與法律關係研究第一人」「中國班主任教父」「中國課改教父」「中國希望教育流派創始人」「中國語文教育人文化課堂創立者」「中國的蘇霍姆林斯基」「中國的雷夫」「當代孔子」「當代陶行知」……這些評價當然不一定都是本人的認可，但如此沒有底線更沒有上限地吹捧一個還活著的教育者，他死了你有可用的詞兒嗎？

實事求是地評價一個人，是對他最好的尊重，也是對他最高的評價。不稱「漢語拼音之父」，絲毫不影響我對周有光先生的敬仰之情。且不論他一生中在多個領域做出過貢獻，單憑他說過「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界」這句話，我就有理由將先生放在我心中最的尊崇的位置，永遠追念。

2017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