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軍、淮軍、楚軍人人熟悉,那「江軍」呢?

湘軍、淮軍、楚軍人人熟悉,其實鎮壓太平軍的地方武裝有很多,其中,江軍就很值得關注。

1853年3月,太平天國在定都天京以後,為了鞏固其作戰成果並奪取最後的勝利,在派兵進行北伐的同時,即作出了西征的決策。

西征的目的在於控制長江中下游各省,奪取安慶、九江、武昌這三大軍事重鎮,從而保障首都的安全。

1853年6月,太平軍朔江而向西進發,當月即攻克安慶、湖口,緊接著便進圍南昌。

面對太平軍的步步緊逼,江西巡撫張帶首先想到了依靠鄰省兩湖的地方軍事勢力來解燃眉之急。

在太平軍圍攻南昌的過程中,清廷對南昌的防守戰事依然放心不下。

1853年7月12日,令都司戴文瀾率兩千人自湖北來援月、兩日,曾國藩又派湘軍三千六百人,由候補道夏廷拋、郴州知縣朱孫治與江忠淑、劉長佑、羅澤南等率領由湖南來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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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湘軍和楚勇為主力的官軍助戰下,南昌官團武裝章武軍、保信軍及九江總兵馬濟美等部隊也投入了全部力量對太平軍進行剿殺。

在太平軍發動攻城戰爭之初,劉於潯就率領剛剛組建不久的「五局勇」加入到保衛南昌城南面大門的防禦中,阻擊了太平軍在南邊的攻勢。

歷時九十五天的南昌戰役最終以太平軍的寡不敵眾而失敗,不得不作出棄南昌轉而北上的決定。

歷時三個月的南昌戰役是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史上影響較大的一次軍事行動。通觀整個戰爭的過程,由於在這次戰鬥中出色的完成了南路的防禦任務,劉於混很快被朝廷授予知府銜。

在以後的兩年時間裡,南昌縣組建武裝的過程變得更加迅速和複雜,據同治《南昌府志》中關於南昌地區團練數量的記載稱,當時有總局一個中洲局,分局二十三個這些團練局都直接處於劉於潯的中洲總局的指揮和領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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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孔飛力先生的解釋,這些團練局的陸續建立表明全縣以集鎮為中心出現了新的複合組織或擴大的複合組織。這樣不斷發展的團練形勢為組建更高一級的地方武裝提供了有利條件。

1855年春,曾國藩駐紮南昌,試圖在這裡重建他月日敗於石達開之手后瓦解了的水師。

此時,太平軍在南中國的長江流域到處都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不僅佔據了都陽湖口重鎮九江,而且控制著天國首都南京西大門的安慶。

隨著4月3日第三次佔領武昌,太平軍已經控制了長江流域三個最重要的戰略據點。

在這種不利形勢下,曾國藩決定退回都陽湖,並最終打開位於九江和湖口的戰略要道。

由於他對防守後方交通線特別擔心,所以決定組建一支能夠保衛南昌地區,並可以在都陽湖流域機動作戰的輔助部隊。

1855年1月,舉人出身的劉於混以署理團練大臣和在籍知府的身份進入曾國藩幕府。

在1855年2月,曾國藩就有意扶持劉於潯在都陽湖畔的南康府今九江星子縣建立一支水師部隊,他與江西巡撫陳啟邁為此進行了多次磋商,認為

「江西亦須重辦水師,造船數十號,招勇千餘人,以固本省都湖之門戶,以作楚軍後路之援」,

在徵得陳啟邁的同意后,便「札委南河候補知府劉於淳董其事。」

劉於潯之所以能夠被曾國藩相中而成為江軍的統領,除了他是南昌縣團練聯盟的領袖外,還有另外三個重要原因。

一是對於遍及全省的各個零散的團練局,劉於潯能夠憑藉其自身的權勢地位而提供官方聯繫,並給予其合法地位。

二是南昌之圍解除后,劉於混被授予知府銜並任命為江西省的署理團練大臣,這樣他就成為農村紳士與官僚機構之間聯繫的關鍵人物。

三是充分利用了他領導的「五局勇」適於江湖水面作戰的優勢,而且曾國藩和劉於潯是同年,兩人同在1834年獲得舉人功名,再加上劉於潯能夠持久穩定地得到江西官吏及紳士的支持,讓曾國藩更加相信他能成為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的優秀指揮者。

隨後不久,劉於潯便在曾國藩的命令下成立了江軍水師。儘管江軍在最初被設計成一支單一的水師部隊,但它在一年後又獲得了陸軍的支援。

綜上所述,劉於潯通過其1852年在南昌縣的中洲及周邊地區組建團練聯盟的活動為以後江軍的建立打下了基礎,準備了條件。

在1855年初最終進入官方統治集團后,在地方上的各個團局中挑選了兩千餘人組織了江軍水師,擔當起了江軍水師統領的職務。

從此,湘軍集團又在江西發展了一支完全處於其保護下的地方武裝勢力,為其在長江流域省份的防剿戰爭大大增添了力量。

來稿/應宗華 運營/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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