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愛生孩子，以日本江戶時代經驗看，根源在傳統文化和經濟
梁建章在「財新網」撰文稱中國二〇一七年出生人口雪崩，要為孩子減稅和補貼。從數據看，說出生人口雪崩沒有什麼問題，二〇一七年全年出生人口為一七二三萬，比二〇一六年減少了六十三萬。二胎數量還超過了一胎，說明生過的還在生，沒生過的真是一個都不想生。
中國人為什麼不愛生孩子了，為什麼生育意願如此低迷，是道德的淪喪，還是人性的扭曲。都不是，如果往早已進入低慾望社會的鄰國日本看過去，他們的近世史早就已經給出了答案。
大阪夏之戰後，德川家康以絕對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成為天下人，日本回歸統一。有一個對比很有趣，德川幕府建立初期，歸其直轄的領地約為三百萬石，約佔全國土地總量的六分之一，而幕府批給皇室的俸祿地只有一萬石。
對公家尚且如此，對普通百姓的態度可想而知了。德川的統治術中有一鐵則——徵稅要徵得農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要徵稅就要檢地，要建立直達基層的徵稅體系。
德川幕府的做法是重組村落治理結構，以村落為單位徵收田賦，世襲的村落首腦全權負責，此外還有負監察職責的「五人組」。在這樣嚴密的統治壓力下，村落自發調查土地和人口，不敢隱瞞，因為任何一家以任何形式逃避稅收，都會加重村落中其他門戶的負擔。同時這也賦予基層開墾荒田，發展多種經營的動力。
在城市，受惠於戰國後期城下町的發展，江戶、大阪等大都市的興起，全國統一市場建立、流通業迅速擴張等因素，城市化率迅速提升。城市是人、物、財的彙集，因為城市的發展，原來分散各處的農戶也被捲入了統一的全國市場，成為市場經濟的一部分，因此獲得了資本的支持，雖然稅率高，但生活水品穩步提升，幹活的勁頭更足了。
日本經濟的總體規模因此飛速擴張，到二代將軍徳川秀忠時，日本土地總量達到二千八百萬石，比統一初期多出了一千萬石。經濟上去了，生育率就下去了。德川幕府建立初期時，根據普查，全國人口大約在一千五百萬至一千八百萬之間，到一七二一年增長至二千六百萬，一百年時間，人口幾乎翻倍。
但從一七二一年到一八四六年，德川幕府又主導了十一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數據顯示，全國人口在二千六百萬上下波動，直到一八七二年才略有上升，增長至三千三百萬。上一個一百年瘋狂造人的日本人，為什麼下一個一百年就對生育失去了興趣呢？
首先是收入提高了。德川幕府的統治是建立在米上。大名的收入按米計算，財政稅收分賬也是按米結算，米不方便運輸，就需要兌換成金銀，所以建立在米和金銀基礎上的全國市場就形成了。原來被排除在市場之外的農村居民，也享受到了市場化帶來的好處，收入水漲船高，物資極大豐富。
一個普通農民到一七九三年，年收入大概可達五塊半小判（金幣），除去日常消費，每年還可以存下來一塊小判。雖然實際稅負達到七公三民，但農民的收入的確是提高了，而且還出現了介於地主和普通農民之間的豪民。收入提高后，生育率自然下降，農戶們自覺減少生育。城市更不用說了，江戶時代的城市化率達到百分之二十，大量商人、手工業者、學徒、浪人、工人聚集在城市中，原有的家庭結構被徹底打破，未婚男女人數激增，這部分人口如果在農村，也許早就結婚生子了。
其次是壽命延長。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天明大飢荒年間，和歌山地方糧食連年歉收，男女平均余命也超過了四十歲，可以推測糧食充足的情況下，這個數據會延長，而一些地方，比如一七八二年到一七八七年的西方村，女性平均余命達到了七十五歲。同時期的歐洲，平均余命是三十五至四十歲。
壽命延長意味著結婚年齡可以調節，人們不必儘早結婚，有更沉重的養老責任，同時每一代人持有土地的時間也相應延長。幕府的土地繼承政策是不允許將土地分給數個繼承人，人們必須要考慮，如果不節制生育，是否有足夠的資源可以養活他們，畢竟幾乎所有的耕地都已經開墾並耕種了。所以他們會自發保證每一代人只有一對夫妻，要麼不生，要麼打發其他孩子進城去學徒，總之，農戶們會自發調節生育。
這和當時中國的人口膨脹形成鮮明對比。當時清朝的情況是城市化率極低，比明朝低得多，大部分農民掙扎在溫飽線上，生活水平很低，大量土地待開墾——圍湖造田、退林還田，多生一個就是多一個勞動力，但生育成本的增加則可忽略不計，反正都是放養。
再次，女性受教育水平飛速上升。當時京都有位醫生叫香月牛山在著作中寫道，在京都的町人階層中已形成這樣一種風氣：「無論是男孩還是女孩，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應該而且能夠去接受教育，並養成熱愛學習的習慣。」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農村教育也同樣受到歡迎。農村的教育形式是被稱作「兒童組」或「青年組」。「孩子滿 七歲可以進入『兒童組』，滿十五歲可以進入『青年組』。 要內容是道德教育，農業常識與技能的學習，唱歌與跳舞等。
日本學者乙竹岩造推測，幕末時期江戶府內平民子弟的入學率達到百分之八十六；廣岡亮藏推測，京都府北桑田縣等偏遠地區男子的入學率達到百分之五十六，女子的入學率達到百分之十五。這麼高的識字率是讓人驚嘆的，同期的歐洲和中國都遠遠落在後面。
性別平等指數越低，非婚生子率越低，看日本和韓國
男權制文化越牢固的地區，女性受教育水平越高，則生育率越低，這幾乎是一條鐵則，而且是根本抬不起來的持續降低。而男女平等程度較高的地方，生育率之所以不會降到如如今東亞三大直男癌之國那麼低，是因為非婚生子比率非常高，這意味著有更多女性選擇了獨自承擔生育義務，而不是走入家庭。
目前美國的非婚生育率大概在百分之四十左右，歐洲的非婚生育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即便在同一個國家，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生育率也符合性別越不平等、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的鐵則。美國總體生育率在二點一左右，美籍華人只有一點六。
江戶時代的情況，蠻可以和當下對照來看。人口壽命都得到極大延長——進入老齡化社會；收入水平提高，但處在隨時可能滑落的邊緣，大部分青年人收入水平不足以支撐起婚姻和生育責任，他們甚至不知道目前的工作能幹多久；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瓜分殆盡，多生一個，就得考慮資源不足的問題，自覺抑制生育；女性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甚至高過男性，比男性更有競爭力，不願意被束縛於婚姻和家庭。
所以如今東北亞三國集體陷入生育困境，中日韓三國人口結構都在持續惡化，其根源，大概恰恰是傳統文化的束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