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極化效應和全球大危機

耶穌又對他們說，我要去了，你們要找我，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猶太人說，他說我所去的地方，你們不能到，難道他要自盡嗎？耶穌對他們說，你們是從下頭來的，我是從上頭來的。你們是屬這世界的，我不是屬這世界的。所以我對你們說，你們要死在罪中，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約翰福音8:21-24

一、財富和貧困的自增強

我想講的是，這個世界的確已經走到了盡頭。之所以走到盡頭，是因為我們的發展模式。這是一個強者愈強和弱者愈弱的機制，是一個財富自增強和貧困自增強的機制，是一個自動走向毀滅的機制。

我們可以試著看一下現在的全球化，它實際上只是資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勞動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術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諸多生產要素裡面，唯獨資本全球化了，唯獨資本自由化了。其他生產要素，都被排斥在外。這是一個強者對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廣泛認同，已無法調轉方向的機制。

資本走到哪兒，就在哪兒就形成一套財富的生產和消費機制。這套財富生產和消費機制，迎合了人類追逐財富、追求消費滿足的慾望，從而對每個人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誘惑力，自然也就產生了對資本強權的認同。由於幾乎每個人都為資本所誘惑，資本自然就扮演了主導者的角色，就成了一個強者。逐漸地，這一套機制擴散到全球，使得全球化就演變成了「資本的全球化」，或「全球的資本化」。誰擁有資本，誰就成為主導力量，去推動和改變全球化。中國人在近些年的發展過程中，常常說到「強強聯合」。實際上，這不是中國人發明的，整個世界機制，就是強強聯合，是強者和強者的合作，弱者則往往形不成對等的合作，自然也就無法站在與強者公平交易的對等位置上。於是，就出現了強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淚。不僅中國如此，世界上每個地方的發展，都是這樣，因為這已經是一套世界邏輯。

二、強者恆強的機制

這樣一套邏輯，是怎樣形成的呢？我認為有一種「強者恆強」的機制，在發揮作用。這個機制，可以叫做資源資本化。要知道，神給了人類足夠生息繁衍的資源。每個地方的人，都擁有附在自己身上的人力資源，以及多多少少地擁有夠用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金融資源，還有文化資源等等。但是，這些資源放在窮人手上，沒有變成財富。比如說，貴州的山區，山清水秀，鳥語花香，少數民族文化資源豐富，但是，本地人沒有將資源資本化的能力，或者意識。資源換不成錢，本地人只能守著這些資源，自給自足，也自娛自樂。本來，這無可厚非，甚至是可羨慕的。但是，人們的貪慾、資本的擴張欲，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下去，於是，資本和地方政府強強聯合，進入到這裡，投資開發，水庫電站、工廠商店，景點旅遊等，森林被砍伐，把這些窮人的資源，變成了富人的財富，資源資本化了，窮人的生存根本，子孫後代的未來，也就岌岌可危了。

資本所有者掌握了資源資本化這樣一個工具，就能夠使財富如滾雪球般地越滾越大，實現了財富的自增強。其他生產要素，如土地、勞動、技術、管理等等，要麼為資本所佔有，要麼被資本所雇傭。是資本佔有各大生產要素，而不是勞動佔有資本，不是土地佔有資本，不是技術佔有資本，不是管理佔有資本。是資本把上述要素整合在一起，推動了財富不斷的創造，而在財富的分配上，自然也是資本留利佔了大頭，自然就出現了資本留利的不斷堆積和勞動留利的相對不足，導致了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和物價上漲，這就是我們的發展主義，這就是近400年來人類發展的真相。可以說，整個人類發展，就是一個把資源不斷轉化為資本的一個過程。

如果說資源資本化是「發展」的本質，熨平資源資本化帶來的社會震蕩，則是「改革」的本質。改革的過程，就是處理資源資本化累積的矛盾的過程。積極的改革，應該是主動形成資源資本化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機制，去事前減輕發展的震蕩。而大多數改革則是消極的，是在資源資本化過程中出現了矛盾激化，不得不被動推出措施去緩解或者化解的。緩解或者化解得好，這個改革就是一個好的改革，就會堅持下去；緩解或者化解不好，就會帶來社會不穩定因素，最終會有新的改革機制糾錯，使得這套發展機制持續運行下去。「改革－發展－穩定」，成為發展主義的永恆三角，內在的驅動機制，就是資源資本化。所以，無論如何改革，體制如何轉換，資源資本化的發展邏輯，強者愈強的發展機制，不會改變。改革只不過是給這個龐大的發展機器，加一些潤滑油，使得這個大機器更順暢地運轉而已。發展模式和改革模式，這兩個輪子一塊轉，構成了一個現代化機制。不僅中國在發展和改革，世界各國都在發展和改革。只不過中國的改革，有更多的政府主導的色彩。中國推行的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以政府公司化為特色的政府市場經濟，而非華盛頓共識所言的自由市場經濟。一個月前，我訪談非洲幾個國家的部長，他們羨慕中國的一點就是，他們在外國資本、外國政府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國際組織給他們開出的經濟藥方面前，只能全盤接受。中國政府面臨同樣的壓力，卻一直保持了政府的主導權。他們之所以陷入糧食危機、貧困陷阱，是他們被自由市場經濟化，已經失去了國家發展的主導權。在這種基本背景下，我們考慮環境的命運，考慮農業的命運，就會比較清楚。相對於資本的強者恆強，環境和農業面臨的，是窮人恆窮和弱者恆弱的邏輯。市場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將他們推到了發展的另外一個極端。2005年，我寫了兩篇關於窮人經濟學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題目，叫做《窮人恆窮的邏輯》，是偏理論的，闡述了窮人資源被富人資本化，從而導致窮人恆窮的機制。另外一篇，叫做《總是勞動在追逐資本——我的另類黃山遊記》，是由黃山的遊歷，來實證說明這樣一套邏輯的。

三、農業作為弱質部門的的風險特徵

不幸的是，農業和環境、窮人、窮國一道，被推到了發展主義的另外一端。我們常說農民是弱者，農村是弱勢，農業是弱質。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知道，農業生產者擁有的生產規模，通常是非常小的。你那一畝三分田，在資本面前，根本沒有發言權，甚至根本就不會給你發言的機會。資本所有者會形成強大的企業組織，資本所有者會遊說政府，在資本和政府這兩個強勢集團面前，農民實際上是一盤散沙，別說談判了，連上談判桌的機會都沒有，甚至連談判桌都沒有。組織的極度不對稱，使得市場機制所崇尚的fair play（魯迅、毛澤東、王蒙把它叫做費厄潑賴），即公平交易，根本不可能形成。在公平交易不可能形成的情況下，農民就只能乞求被強勢集團雇傭，為強勢集團服務，同時也就處在受強勢集團剝奪的位置上。

農村也是弱勢的。相對於城市部門，相對於工業部門，農村同樣沒有發言權。

農業是一個弱質的農業，我們知道工業品的生產，不需要過多的考慮天氣狀況。風調雨順與否，對工業影響不大，對服務業影響不大，但對農業卻影響甚大，因為農業是唯一一個人與自然相交換的部門。農業的產出，更多的取決於耕地規模和天氣變化，農作物的生長，是自然界吸收陽光、空氣、雨水、養料的一個自然過程，不像工業品和服務那樣，完全由人為控制。農業生產的實質，不過是人接受神恩賜的過程，是將太陽能轉換為食物能的過程。也就是說，農作物的產量和質量，實際上是由神來決定的，主要不是由人來決定的。

這樣，我們就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農業至少要比工業和服務業部門，多面臨一項風險——自然風險。此外，我們還知道，在缺乏保護，缺乏組織的情況下，農民們又面臨著比製造業和服務業更大的市場風險。而且，農業的自然風險，主要是由追求消費滿足的，處於生存經濟狀態的小農承擔的，這和追求利潤的企業部門承擔的市場風險，是有本質區別的。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雙重疊加的情況下，農業就變成了一個弱質部門。這是從農業的風險特徵角度去談的。

四、農業作為弱質部門的供求特徵

農業命運悲慘的另外一面，可以從市場的供求關係去看待。我們知道，人的肚子容量有限，農業最主要滿足的，卻又是人的肚子（吃飯）問題，我們的胃每天所消費的糧食是有限的，一日就是三餐，頂多像廣州人所講的三茶兩飯。不管怎樣，你的肚子一天吃的有限。我們比照一下人們對工業品和服務的消費容量，就知道肚子有限，對於農業的意義了。因為，人們對於工業品的消費能力，對於第三產業服務的消費能力，近乎是無限的。就工業品而言，比如說過去有大哥大，一個公司有一台很不錯了，很威風。後來可以過渡到有BB機，有手機，過渡到每個人都擁有一個，過渡到一個人甚至可以擁有幾個，這是工業品的擴張，在一個小小產品上的體現，可以說，人們對某一類工業品的消費，可以有一個非常大幅度的持續擴張。同時，這種消費還具有非排他性。你擁有手機，並不排斥你去看電影，去買DVD，去開汽車，不排斥你去消費其他的工業品和服務。但是我吃飽了飯，就排斥了我繼續吃其他東西，因為我肚子飽了。所以，對工業品的消費能力，本質上來講可以無限的擴張。服務的消費更加可以無限的擴張。比如說我們過去是一個月看一場電影，這已經很不錯了。我現在可以一周看一場，或者一周看幾場，我甚至可以一天看幾場。這兩天，我看到一個新聞，一個印度小夥子連看了120個小時電影，破了吉尼斯世界記錄。服務的消費，互相之間也很少具有排他性。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到農業擴張能力有限的一個微觀基礎——每個人在農業需求方面的擴張能力有限。或者更明白一些說，農產品消費面臨的是單一消費功能約束，是生理約束，工業品和服務的消費面臨的是多種消費功能約束，是心理約束。前者是一種生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後者則是心理上的消費慾望，近乎是無限的。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1776）也明確說明：「對食物的慾望是受每個人的胃的狹小的能力所限制的，然而對便利品、房屋的裝飾、衣服、車馬傢具的慾望似乎沒有什麼界限和邊界。」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農業相對於工業品和服務，在消費需求這個微觀基礎上的巨大差異。進一步的，農產品消費能力這個微觀基礎加總，成為一國，甚至整個人類對食物總消費的有限需求。我們知道，食物是供人類食用的，人類的再生產周期很長，且具有粘性，在短時間內難以出現人口爆炸性的增長。由此，也就決定了對農產品的消費需求，在短期內難有大幅度的增加。

剛才是從需求講的。我們再從供給上講。上文提到，農產品的供給，主要是由農地規模、耕作條件、天氣變化等自然因素決定，播種和收割在人，叫萬物生長的，乃是神（哥林多前書3:7）。人們在農作上投入的資本、技術和勞動，對農產品的產出有影響，但作用有限，短期內也難有大的突破。

供給和需求都相對穩定，這是農業經濟的一個基本規律。當供給和需求大體比較穩定的時候，農業本來應該成為一個相對穩定的部門，在穩定中發展。但問題來了，擴張能力有限，是不符合資本本性的。資本的本性，是要擴張的。只有在擴張中，資本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因此，即使是農產品處於短缺經濟的狀況下，資本也不太願意進入，從而使得勞動者的勤勞，成為致富的一項充分條件。可是，當多數國家農產品已經進入過剩經濟狀態的時候，不僅是資本更加不願意進入農業，連勞動，也不願意過多進入農業了。因為勤勞，已不再是致富的充分條件。我曾經訪談過一位農民工，他告訴我，現在人不能賺錢，只有錢才能賺錢。這位在城市與農村的夾縫中摸爬滾打了十多年的農民工，面對他的農民父親「勤勞致富」、「勤儉持家」的家訓，用自己的生命闡述了這個勞動難以說話，惟有資本說話的過剩經濟時代，對我們既有觀念的顛覆。就整個農業領域而言，伴隨農產品過剩的，是勞動力過剩，或曰閑置。勞動力的閑置，不僅是生產能力的閑置，同樣也是消費能力的閑置。這使得所有處於生產過剩狀態下的勞動者，都面臨著勞動中斷和消費中斷威脅，無法和資本所有者形成對等的談判。於是，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生產過剩條件下，大眾本已稀缺的消費能力，愈加稀缺。這又進一步加劇流動性過剩，加劇財富積累的兩極化，以及消費滿足程度的兩極化。少部分人過度消費，而大多數人則囊中羞澀。於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人們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增產不增收」、「勤勞不致富」的城鄉差距拉大、貧富差距拉大現象，一再上演了。正如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所言：「在文明時代，貧困是由過剩本身產生的。」不幸的是，我們已經處在這樣一個文明時代。

由於資本不喜歡農業這樣的難以擴張的特徵，又由於我們早已進入了事實上的過剩經濟（不管我們把它叫做相對過剩，還是絕對過剩）。如果讓資本自由選擇，資本大多數投向的不是農業領域，而是工業領域，是第三產業服務領域。因為只有在無限擴張的部門，才能創造不斷擴張的財富。農業領域很難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果讓市場配置農業，肯定會出現農業的相對萎縮，這就是配第-克拉克定律所描述的農業小部門化問題。

五、農業的市場失靈與農業補貼的必然性

認識了農業的風險特徵和供求特徵這兩大規律之後，我們再將話題轉到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農業補貼上。一直以來，我們總是去指責發達國家，說他們在干預農業生產，提供高額補貼。要知道，可能是他們對了，而我們錯了。因為他們很清楚，政府在彌補市場失靈，他不能看著讓農產品供給的市場失靈繼續下去，否則我政府就失靈了。

所以，我們要換一個角度去理解農業補貼。很明顯，農業是提供生存必需品的部門，農業已經由一個產業性的生產部門，在慢慢轉變成為一個提供全社會生存必需品的公共部門。所以，將農業當作一個產業，將農產品當作私人物品，是對全人類生存必需品認識的不足，是對農業多功能性認識的不足，說可怕一點兒，是在挑戰全人類、全體國民的生存權利。農產品既然不再是私人物品，或至少不再是純私人物品，就不應該由市場來提供，或至少不應該單純由市場來提供。在發展中國家，有一批人批駁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政策。比如，有一些言論說，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小農競爭不過美國、歐洲、日本的農民，是因為他們高補貼，我們沒有補貼。政府不僅沒有補貼農民，農民反過來在補貼政府。在2004年之前，中國的農民還一直交著農業稅！什麼時候他不補貼了，我們肯定能競爭過他們。可問題的關鍵是，他們永遠穿著高補貼這雙耐克鞋，我們至今還是光著腳，前些年腿上還綁著沙袋。他們穿著名牌鞋，我們光著腳，綁著沙袋，怎麼和他們去進行百米比賽？！將兩種，甚至多種耕作性質完全不同的，提供生存必需品的農業模式去同台競爭，是人類不顧廣大農民死活，同時也最終不顧自己死活的血腥廝殺。將97％的靠人力和畜力耕作的小農，與3％的開著聯合拖拉機，又從政府手中拿著高額補貼的農場主，拉去同場廝殺，是對全人類的犯罪！在這樣一套世界體制下，97％的小農，守著本已十分微薄的、還在不斷被瓜分的農業利潤，已經連自己的生產成本都難以補償，處在生計都難以維繫的境況，我們居然還讓他們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參加所謂的自由比武打擂，良知何在？！引用UNDP《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中人類發展報告處處長凱文•霍金斯的一個評論：「在自由市場的花言巧語和強調公平競技場優點的背後，鐵的事實是一些世界上最窮的農民被迫進入與工業國家的財政部而不是北部農場主的競爭。」所以，要認識到農產品自由貿易之害，認識到當前糧食危機的根源，認識到人類共同把自己，逼上了用食物自殺的絕路。

回到市場失靈的論述，由於農業本身經營的特徵，已經決定了發達國家必然要補貼，中國也必然要走向補貼，甚至高補貼。不管有沒有意識到，中國自2004年起，實際上已經開始從汲取農業，走向了補貼農業。至少領導人意識到了，糧食是本國每一個國民的生活必需品，政府有義務讓每個國民獲得這種生存必需品。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所以，中國才會願意實行世界上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世界上恐怕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制定了如此嚴格的制度，要保護耕地。這已在事實上反證了中國的糧食安全壓力，十分巨大。

六、依然落入發展主義邏輯的農業保護

可惜，我們中央政府保護耕地的意願雖然十分強烈，但保護的能力，卻是很弱的。這裡實際上牽涉到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關係，中央是要保護耕地的，因為中央知道，這是在保護國家公共物品的供給，在保護國家安全，甚至國家主權。但是地方政府卻有另外一套行為邏輯:我只是一個地方政府，只在這個地方的任期內幹上有限的幾年，有什麼義務提供國家公共物品呢？對於地方政府來說，只有利用「強者恆強」的機制，把資源資本化，才會有GDP、才會有財政收入，才會有政績。在中國現有的短任期制度和政績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所遵循的，只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邏輯，只是上文我們所言的資源資本化的邏輯，不會願意提供國家公共物品，甚至連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都不太願意。

當發達國家普遍意識到農業要保護，中國也意識到農業要保護的情況下，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圖景：政府有意識地促進農業的發展，促進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穩定供給。但是在促進的措施上，卻重又走向了制度慣性的、強強聯合的發展主義邏輯。在歐美髮達國家，補貼只會落到商品化農業上。為什麼呢？只有商品化農作，才能得到更多的農產品，去支撐更多的城市人口，才能形成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他們不會補貼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只會去補貼產業化農場，通過強強聯合，去擠垮這些小農場。事實上，美國政府在協助大資本擠垮小農業，最終使小農場紛紛走向破產兼并的道路。從1930年代到現在，美國的農場60%以上已經破產了，這使得美國的農場數量減少了60%以上，接近70％。在1935年，美國農場數量是681萬家。1950年，下降到565萬家；2006年，再下降到209萬家，目前的農場數量不足1935年的31％，1950年的37％。1935年以來，470多萬家農場被破產兼并，而主要農作物耕作面積並沒有減少，這是因為兼并主要在商品化作物之間進行的，小農場被不斷地擠出商品化作物的生產。中國政府目前在農業上的作為，也近乎是亦步亦趨地模仿美國，也是在協助大資本擠垮小農。這又是一個強者恆強的資源資本化機制，在中國的體現；又是一個強強聯合的機制，在農業領域的體現。

七、我們上升的梯子已經斷開了

政府為什麼要這麼做呢？這是因為他無力自行提供糧食這種國家公共物品。於是，就想吸引資本對農業加大投入。我們又已經知道了，由於農業的風險特徵和供求特徵這兩大基本規律的存在，資本並不願意投入農業，那怎麼辦呢？就要採取辦法吸引資本。要吸引資本，就要給資本開出優惠的條件。這些優惠的條件，包括了允許資本佔用更多農地，去實現機械化，進行大規模標準化、產業化的生產，這樣一個生產方式要耗用石油，要耗用化肥、農藥，因為僅靠勞動，是不可能做大規模生產的，不可能做產業化和標準化生產的。通過這樣的方式，就可以使農業勞均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而提高的代價，是消耗能源發展農業，使農業和能源緊密地聯繫起來。本來，主要靠人力和畜力耕作的傳統農業，和能源供給，並無直接聯繫。但這幾十年來，產業化農業體系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使得糧食產量與石油供應，出現了越來越緊密的相關關係。產業化農業，不僅僅是把當前的太陽能轉換為食物能，還另外耗用了大量礦物能（史前的太陽能），將其轉換為食物能。有一位農業專家曾說，所謂現代農業，或者所謂農業現代化，就是藉助土地，把石油轉化為糧食。這句話是非常深刻的，事實也大體如此。

通過能源的投入，帶來糧食的產出，是產業化農業成為主流農業模式后，必然出現的現象。雖然這只是世界上3％的農民所為，97％的農民，仍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關於這一點，可見我2008年的一篇文章《糧食主權、糧食政治與人類可持續發展》），但這3％的農業機械化、石油化和化學化，已經成為全球範式，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后發國家模仿的對象。這會進一步加深農業和能源，和全球環境變暖之間的聯繫。我們已經看到，石油農業和化學農業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目前在中國，也是大行其道。

但另外一個問題接踵而至，這樣的模式能不能持續？如果能源是無限供給的，石油是開採不盡的，生態環境是一直可持續的，這樣的農業模式就可以一直往前走下去。可惜，這些基本假設，都不成立。當前，人類發展已經遇到了一個瓶頸，就是能源緊缺。伴隨石油峰值的來臨，石油價格的上漲，將會是剛性上漲。本輪石油危機，就不再是前幾次那樣的短期危機了。與石油危機相伴而生的，就是糧食生產危機。高油價，必然伴隨著高糧價。這就帶來了機械化、產業化農業生產的危機，也使得現代農業的圖景，規模農業的圖景，到此為止了。進入現代農業俱樂部的國家，會進一步俱樂部化。而沒有進入這個俱樂部的國家，將永遠被排斥在外。美國式的現代農業，可能永遠會成為一個夢想，更確切的說是幻想，而不再可能是后發國家的現實了。美國夢，將永遠是一個夢。因為僅僅依據資源條件，就決定了世界上只可能有一個美國。2007年，有一本書在中國熱炒，題目叫《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說的是當今發達國家，正在試圖踢開那個能使發展中國家爬到頂端的「梯子」——即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並向發展中國家介紹所謂的「好政策、好制度」，以此來阻止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但現在的更為現實的情況是，后發國家上升的梯子，不僅是被發達國家踢開了。僅僅就能源的可持續供給上，這個梯子自己就已經斷開了。

八、逃生的門是窄的

危機已經擺在面前了，我們難道沒有逃生之路了嗎？

的確，我們的逃生之路，是非常狹窄的。耶穌基督說：「你們要進窄門。因為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馬太福音7:13-14）

耶穌基督所言的窄門，是信從天國的福音。而我們若僅就農業模式而言，這個窄門就是逐步恢復，至少是有意識的保留和保護依靠人力和畜力的小農耕作，逐步減少甚至斬斷近幾十年來才形成的農業對於石油、化肥、農藥的依賴。可惜，讓這樣一部龐大的現代化大機器，停止原有的運作模式，轉向對於小農耕作模式的臣服，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說，這個門是窄的，在資本主導世界的今天，近乎不可執行。

但從現實可行性上講，我們又別無選擇，只能重提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只能重新設想靠勞動力，靠畜力作為主要的耕作動力的制度，只能試圖重建本地化的、自給自足的食物體系。這可能是惟一的選擇，實際上，20世紀恰亞諾夫和斯科特的理論早已經證明了，這也是更具有生命力的農作模式。是的，機械驅動的農作模式，看來更為強大，但是一切斷能源供給，馬上就會車輪停轉，它是非常脆弱的。說大一點兒，整個現代化系統，都是非常脆弱的。2008年中國雪災、汶川地震、南方水災等發生后，油、電、糧食、道路、手機信號等任何一條供應鏈的中斷，都會帶來滅頂之災，已經清楚顯現了現代化系統的脆弱。

現實問題是，我們的思維，都已經換成了發展主義的思維，換成了石油農業和化學農業的思維，就很難轉回頭去欣賞可持續的自給自足的小農耕作傳統，我們甚至會斥之以愚昧落後的字眼兒，世界已經無法走回到這種耕作模式上了。我們也看到，美國已經走上了這條不歸路，沒有辦法回頭了，所以，他只能加強石油等能源控制、加強可替代能源研發、加強糧食體系的全球擴張，使得在這場一同奔向死亡的競賽中，他能挺到最後。他已經走上了這條不歸路，就產生了路徑依賴，只能一路走下去。

甚至連朝鮮這樣的后發國家，都難以走回頭路了。文佳筠論述過朝鮮農業機械化的進程，和發展石油農業、化學農業的失敗，以及大飢荒的來臨。溫鐵軍也去朝鮮做過調查，發現朝鮮已經有兩代人沒有人力和畜力農作的經驗了，農民們已經不會看天時，不會堆肥，不會使用傳統農具。原來依靠蘇聯建立的一整套現代化農業模式，在1990年蘇聯解散之後，幾乎全部癱瘓。蘇聯給朝鮮建設的一整套大機械模式，無法運作了，甚至連零部件都無從更換。而且朝鮮沒有油氣資源，又沒有錢去買石油，所以那些大型機械就停在農地邊兒，成為一堆廢鐵。一半以上的農地，沒辦法進行機械化耕作了。而重回到靠人力勞動、靠畜力耕作的模式，又十分困難。要知道，已經是兩代人已經只會用拖拉機，不會靠雙手耕作了。這就產生了巨大的模式轉換成本，也付出了生命的代價。1990年代以來，朝鮮農業大幅度減產。僅僅不懂收割、打場等收穫損失，就達到了36％，由此，引發了糧食危機，出現了大飢荒。更進一步，伴隨糧食主權的喪失，是國家主權的喪失，導致了國家發展戰略必須聽命於他人。你餓著肚子，為了有口飯吃，就得乖乖地參加曠日持久的六方會談，接受他國開出的條件。不吃嗟來之食，那是中國文人一時的血氣和骨氣。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沒飯吃的時候，還能有什麼辦法呢？出讓國家主權，可能是無奈，卻又十分現實的一種選擇。

九、極化效應與全球大危機的即將到來

我們看到，從農業，到能源，到環境，前景都是十分黯淡，因為這套模式，還在極化效應當中。人類要想改變自己的生產模式、消費模式，改變自己的思維，改變自己追逐利潤、追逐財富、追逐慾望滿足的行為模式，近乎是不可能的。讀經濟學，讀懂了均衡，只是讀懂了一半，還需要讀懂另外一半——極化效應。否則，你的經濟學只能得50分，或者說50分還不到。因為在經濟社會和環境發展的大方向上，這個世界主要是在極化效應的運作模式當中。小企業和大企業、小銀行和大銀行、小國和大國、窮困地區和富裕地區、窮人和富人……從總體趨勢上，市場是在將這個世界推向兩極分化，而非協調均衡。自然，危機和矛盾只會一步步累積，最終走向滅亡，而非進步。僅就農業而言，回到勤勞致富，回到自給自足，回到本地化農業，回到依靠勞動、依靠畜力的可持續生產模式，都已是不可能任務，遑論整個人類行為的改變呢！

所以，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在局部上做一點努力，做一些改良性的行動，使一批先知先覺者，能夠及早迴轉，或許還能有一點兒出路。但就一個國家，和整個世界而言，大機器已經開動了，人類走向危機的程序已經啟動了，可能無法停止運轉了。所以，我們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糧食危機和能源危機一併爆發，並且螺旋式發展上升，最終又和金融危機、環境危機、消費危機和生態災難相伴隨，醞釀一場更大規模的危機。當我們進一步看到，這個世界在一步步走向虛擬化，走向從依靠實物財富，到依靠虛擬財富，再到依靠紙幣、衍生品、信心以至謊言，以維持市場的繁榮和政治社會的穩定，就能看到這個體系已經岌岌可危了。至於會不會釀成類似1930年代的全球性大危機，或者遠遠超過1930年代的大危機，我們無法左右，只好拭目以待了。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周立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天涯》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