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筆記】衛靈公十五（11）鄭聲淫，佞人殆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註釋】⑴時：曆法，現在中國農村，指導農時還是沿用的夏代曆法。⑵輅：車名。輅音lù。⑶冕：禮帽。⑷韶舞：韶，舜樂；舞，俞樾《群經平議》解為「武」，指武王的音樂。⑸鄭聲：鄭國的音樂。⑹佞人：矯情偽飾，夸夸其談的人。

【譯文】顏回問孔子如何去治理國家。孔子回答說：「實行夏朝的曆法，坐殷代樣式的車子，穿周朝的禮服，音樂方面，則採用虞舜和周武王的音樂典制。拋棄鄭國那樣的音樂，疏遠口是心非夸夸其談的小人。鄭國的音樂淫蕩，夸夸其談的小人危險。」

【簡評】一個國家治理得好壞，恐怕標準是不太可能全都列舉出來的，如民富國強，實力超群之類。但最終結果，都要落實到這個國家人民的文化心態上，精神面貌上。一個國家，無論國家的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政治實力如何強大，如果該國的人民沒有一個核心的社會主體價值觀，沒有相對統一的文化傳統，那麼，這種強大最終是保不住的。所以，有社會學家說，國家競爭的本質，就是文化上的競爭。小平同志說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這是看到了事實的實質。沒有強大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基礎，發展也就是一句空話。

但文化這個東西，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定國家，一定地域的文化，總是在一定的地域裡邊孕育、發展並壯大起來的，因而總是帶著它的母體的強烈的地域色彩，這也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的根本特點之所在。一經形成，它必然要對該文化的後續文化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從而形成文化傳統，這就是文化的繼承。

孔子時代，現代中國版圖上的許多地方，還沒有完全皈化於華夏文明之中，各種文化生態系統是非常豐富和複雜的。但相比較起來，華夏文明在當時無疑是先進的文明形態。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就是這種文化優越感的證明。所以當顏回問起治理國家的時候，孔子用「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描繪出一幅和諧強盛的文化帝國圖，表達出他的治世理想境界。之所以說是理想，是因為在孔子時代，華夏文明在南北夾擊以及自身固有矛盾的綜合作用下，已經走向衰落，代表華夏文明強盛期的夏、商、周三代的情形，已經不復存在。王室式微，諸侯侵凌，社會秩序大亂。孔子想恢復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圖景，也就是他為當時的亂世開出的一劑藥方。

夏朝的曆法，殷朝的車子，周朝的禮服，虞舜周武的音樂，這些都是屬於典章器物層面上的東西，但正如《易經·繫辭上傳》所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任何典章器物層次上的物，都附有它價值觀念或者精神需求層面的「道」，也就是文化面貌。比如我們現在欣賞漢代或者唐代的音樂的時候，有一種雍容華貴，博大無疆的感覺，本質上，來源於這兩個朝代的強健的時代精神；欣賞楚樂時往往有種神秘的感覺，這是因為那裡的鬼神傳統濃厚而深遠。文化面貌，往往就是一個時代精神面貌。

夏朝的曆法，如果僅僅從器物層面上看，它無非是指導農事生產的尺度而已，屬於科學發現的範疇。但在夏、商和周的前期（西周），各地的諸侯們，每年的冬天，都要匯聚天子之所朝見天子，請示下年曆法。將曆法帶回去以後，還要供在祖廟裡，每月初一去行祭祀典禮，從而形成對中央王權的認同感，歸屬感。而這曆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王權的象徵。

如果從交通工具上看，不管是殷朝的車還是別的朝代的車，無非是交通工具罷了。但殷朝的車有個特點，就是比較樸素。《左傳·桓公二年》中說：「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路即輅，越席，就是蒲草編成的墊子，而整個車體全是用木頭做成的。坐這樣的車，表示的是「節儉」思想。從現代社會的官越當越大，車越坐越貴越豪華的現象上看，其實也不難理解這種文化意識。

周朝的禮帽是什麼樣子的，有人做過考證，據說是有垂旒，用來遮眼；有黈纊塞耳，就是用黃綿做成丸狀，懸在冕的兩邊，當住兩耳，把眼耳遮塞起來。取意是為人君者不聽讒言，以及不需察察為明。這就是接人待物的態度。

關於樂，這既指當時用於祭祀、交際的音樂，也指政治最高的和諧界，同時也包括了各種各樣的民間音樂樣式。虞舜周武的音樂，在孔子看來，是各種音樂的最高典範。虞舜的音樂表現的內容是禪讓，充滿太和之氣，這也「禮」的最終歸宿，是盡善盡美的；周武王的音樂，表現的是周承天命，討伐商糾的，雖然中間有殺伐之音，不是「盡善」之樂，但為天下除害，這也是盡美之樂。虞舜周武之樂，表現出儒家治國的理想境界，發乎情止乎禮是也。

至於孔子批評說它「淫」的鄭聲，有人認為它是「桑間濮上」的民間音樂，也有人認為它是師延當年為殷紂王所作的靡靡之音。不管是屬於民間通俗的音樂也好，還是曾居深宮後來流落民間的靡靡之音之音也好，在孔子看來，任何音樂都得有一個「度」，不能過分，不受約束控制。先秦的其它的學派，或多或少也有類似的看法。如墨子有《非樂》之論，老子也有「五音令人耳聾」的說法，莊子則說：「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強調的都是音樂對人生、對社會的教化作用。當然儒家也不排斥音樂的審美功能，比如孔子在聽《昭》以後，就入情入境，有「三月而不知肉味」的感慨。

現代社會中，人們的審美視野和審美需要已經大大地超越了政治倫理的範疇，變得非常豐富。但有一點，音樂對人的性情的陶冶還是變不了的。偏好什麼樣的音樂樣式，欣賞什麼樣的音樂內容，什麼場合下選擇什麼樣的音樂，往往跟人的文化修養、綜合素質是密切相關。過分地強化音樂的審美功能，甚至否定音樂的教化作用，這對社會主體價值觀的形成，無疑是非常有害的。現在我們一些人，一方面在哀鳴人的道德素質下降的速度非常快，許多人找不到人生的目標了，一方面卻任那種消解社會主體價值的「通俗音樂」肆意流行，將「抱一抱」之類的送上中央電視台，並且為之大唱讚歌，認為這是人性的解放，確實是一件可悲可嘆的事情！

注1：本文作者，張永強，退休教師。曾任職於綿陽師範學院文史學院。本文在此發布，已獲原作者授權。

注2：原作者撰寫本文，旨在讓從來都沒有讀過《論語》的人都能有一定的理解。

注3：如果可以，點個關注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