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的漫長世紀

霍布斯鮑姆，圖片來源：jacobin

摘要：霍布斯鮑姆看到了經濟動蕩深深嵌在資本主義模式，也看到了激進右翼的襲來。新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從未成為現實，現在又被另類右派、民族主義者和本土力量等上升的激進右翼所踐踏。我們正在走向極端主義的新時代。

1917年6月9日，那是漫長的一個世紀之前，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僅僅在幾步之外。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於這天出生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這位畢生堅信共產主義的歷史學家活到了距今五年前的2012年，足足95歲。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平靜的，他仍然堅信社會主義屬於未來，屬於21世紀。

霍布斯鮑姆是英國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的創始者之一，這個小組推動著「自下而上的歷史」。在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中，霍布斯鮑姆可以算是一位巨人，一位偉大的知識分子、學者，如他自己所說的，他是政治生活的「參與式觀察者」。諷刺的是，在他離世時，人們卻以他沒有做什麼來為之蓋棺定論：他沒有離開過共產黨。

1956年，蘇聯派兵進入匈牙利，其他英國共產黨內的歷史學家都退掉了黨員身份，比如克里斯托弗·希爾和E. P. 湯普森。他們的法國同行也一樣，如歷史學家弗朗索瓦·福雷即表示：退出法共是他畢生最正確的決定。然而霍布斯鮑姆，這位眾人眼中最智慧的人，從來都沒有退出。

大轉型

霍布斯鮑姆沒有退出，但退出了日常的政治活動。他全身心投入學術勞動，在冷戰剩下的時光里，專註於撰寫一套無與倫比的歷史研究。他對共產主義的執念，一直阻礙著他的學術生涯，尤其妨礙了他在美國獲得聲望。

即使不計入他關於現代世界的歷史四部曲，霍布斯鮑姆也足以排在有史以來最富成就的歷史學家行列之中。1952年，他與別人合作刊行了至今仍然光彩四射的學術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 Present）；寫下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歷史（《工業和帝國》，Industry and Empire），還描寫了工人如何直接採取行動與工業革命相對抗（《斯文大尉》，Captain Swing）；1959年的《原始的叛亂》和1969年的《土匪》，為讀者們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匪幫——從羅賓漢到羅布·羅伊（Rob Roys，蘇格蘭盜匪），再到潘喬·維拉（Pancho Villas，墨西哥盜匪）；1983年，他和非洲歷史學家特雷斯·蘭格（Terence Ranger）合著了《傳統的發明》，在這本書里他提供了具有顛覆性的預設——那些看起來如此普遍源遠流長的習俗，原來只不過是用來支撐有權者的「現代發明」。這本著作對當代文化留下了諸多影響，令我們嘲諷權力的盛大展演時可以更加順理成章。

霍布斯鮑姆著作豐富，圖片來源：網路

1956年開始，霍布斯鮑姆以「弗朗西斯·牛頓」的筆名為《新政治家》撰寫了一系列爵士樂評。這個筆名來自於一位共產主義號手，他曾演奏過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的《奇異果實》（Strange Fruit）。

但只有「年代四部曲」才讓霍布斯鮑姆沾上了先知的光芒。受到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霍布斯鮑姆擁有了書寫無所不包的宏大歷史的野心。這四本書是從下、從中間、從上書寫的世界歷史。在其中，霍布斯鮑姆展現出了少有的想象力和博聞多識，他不僅僅總結了現代世界的歷史，還讓那些讀到他作品的讀者，得以通過濃縮的文字想象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這個系列作品一開始是三部，霍布斯鮑姆稱之為「漫長的十九世紀」。接下來，在冷戰結束之後不久，他又增補了「短二十世紀」的部分，將他的分析了擴展到了1991年蘇聯解體。四本書作為一個整體，勾勒出了創造與解構現代社會的辯證過程。但他也不僅止於此，還揭示了這一過程如何形成現代性的神話：充斥著神一般的力量——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主、民族主義、資本主義，這些神力互相角力，左右著人類的命運。

「漫長的十九世紀」的三部曲著作，圖片來源：網路

「漫長的十九世紀」包括三個部分，分佈在三本書里：《革命的年代，1789-1848》；《資本的年代，1848-1875》，還有《帝國的年代，1875-1914》。按他所說，「革命的年代」由資本主義的「雙重革命」所促動：一是法國革命，二是英國革命。霍氏將這二者的分離追溯到1848年的失敗革命。在此之後，則是「資本的年代」，這個時代意味著全球政經的反動再構，而這基於資產階級的傲慢和魯莽。在前兩個年代之後，十九世紀達到了頂峰——「帝國的年代」，這個漫長的，充滿了巨大社會變革與經濟擴張的世紀，走到了它不可避免的崩潰點：第一次世界大戰。

霍布斯鮑姆追溯卡爾·波蘭尼橫空出世的政治經濟學著作《大轉型》，完成了自己豐富、震撼而精緻的三部曲，揭示了自由主義為何在十九世紀戰勝了從保皇派到雅各賓派在內的一系列激進對手。

霍布斯鮑姆的「奇怪世紀」

如果說十九世紀是漫長的，那十九世紀資產階級自由派的勝利則是短暫的。這個世紀的傲慢給二十世紀帶來了深刻的後果。在「年代」三部曲的續作《極端的年代》里，霍布斯鮑姆將二十世紀描繪成了一個充滿了革命、全面戰爭、種族滅絕、政治幻覺、經濟剝削、帝國主義傲慢和技術恐怖的戰場。在他的解讀里，作為一個「極端的年代」，二十世紀最突出的特徵是：不同的現代意識形態，在災難性的全球大蕭條所留下的自由主義廢墟中群雄逐鹿，爭奪世界的主導權。

《極端的年代》的不同版本，圖片來源：網路

《極端的年代》於1994年出版，完成了一件非同尋常的壯舉：使人們覺得剛剛過去的時代非常奇怪，毫不熟悉。在霍布斯鮑姆的處理下，共產主義處於二十世紀世界歷史的中心，但這個中心地位並不是共產主義在世界歷史中為自己設定的那個角色。霍布斯鮑姆總結道：「十月革命的目的是在全球範圍內推翻資本主義，但它卻在戰爭中，也在和平時代里拯救了它的對手，這是十月革命最深遠的影響。在這個奇怪的世紀里，這是一件很諷刺的事。」

十月革命在戰時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拯救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紅軍（或者換個詞來說：斯大林格勒），至於和平時代的拯救則稍顯違背常識。要理解這點，我們需要像霍布斯鮑姆那樣使用辯證的創造思維，他解釋道，之所以說二十世紀共產主義拯救了自由資本主義，是因為前者為後者「提供了在二戰之後自我改革的動機和恐懼，推廣了計劃經濟，為後者的改革提供了一些步驟。」誠然，共產主義的人類解放計劃失敗了，但二十世紀共產主義卻（偶然地）成功地將資本主義從它自己的手中拯救了出來。

《極端的年代》在出版之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全球範圍內，它被翻譯成各種語言，屢次出版，成為了一個世界性的現象。一位觀察者說，「霍布斯鮑姆無疑是當今世界被最多人讀過的歷史學家。」

霍布斯鮑姆在77歲時達到了自己名望的頂點，但人們卻並不歡迎這位老人。相反，人們反覆地考量他。自由派知識分子好奇為什麼一個如此博聞的人，沒能理解二十世紀里最重要的一件事。人們的困惑使他——年邁的、戴著眼鏡和助聽器的、穿著舒適的鞋子（儘管他一生從未穿過藍色牛仔褲）的英國學者，成為身負惡名的反叛角色。在冷戰結束之後，霍布斯鮑姆卻成為了「紅色埃里克」，諷刺的是，在冷戰結束之前他遠沒有這種聲名。

當自由派知識分子回顧霍布斯鮑姆的「短二十世紀」時，他們並不像霍布斯鮑姆那樣宏觀地俯視二十世紀的全景，其視野要狹窄得多，而這也正是他們對霍布斯鮑姆感到困惑的原因。他們只能看到一場道德測試，且只有一個問題，而偽裝成反極權主義的反共主義，主導了這個問題的唯一答案。霍布斯鮑姆失敗了。

世界就是這樣

大多數關於霍布斯鮑姆的文章，通常都是這樣結束的：在結尾處，霍布斯鮑姆的重要性體現在，后冷戰時代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中。霍布斯鮑姆被簡化成了一個不幸的人：他活得太久了，活得超出了他的時代，活得聽到了歷史無情的審判。自由資本主義——霍布斯鮑姆四部曲的主題——如今以前所未有的勝利姿態騎跨著整個地球。自由資本主義的支持者非常自信：我們已經沒有別的選項了，未來無非是對十九世紀歷史的再次重複。

人們認為，如果說資產階級工業革命定義了霍布斯鮑姆的十九世紀的話，那麼全球化的資本，和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所建立的自由主義準則，將會以同樣的方式主導二十一世紀。極端的時代將會讓位於自由資本主義的新時代——新自由主義的時代。后冷戰時代的自由派評論透露出了一絲「歷史終結論」的氣息。

一九五六年就已經離開共產黨的傅勒，並不像其他人一樣，對時代充滿溢美之詞，但他仍然認為歷史的共識已經達成。在一本關於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覆滅的書里，傅勒總結道：「我們就在這裡，我們的刑罰是一直活在這個已然如此的世界里。」他給這本書起了個戲劇性的名字，叫做《幻想的逝去》。這本書在《極端的年代》出版之後的一年面世，成為了《極端的年代》智識上的敵人。

圖為《幻想的逝去》封面，圖片來源：網路

儘管傅勒本人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觀察，然而這本書的軌跡卻超出了他的控制，成為了一份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宣言。在《幻想的逝去》的結尾，傅勒似乎在暗示，歷史基本上以一種決定論的方式走向了新自由主義。他對時代的常識——主要針對的是個人和市場的興起——做了這樣的概括：「『另一個社會』的想法彷彿已經變得無法想象。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在這個主題上，還提供任何建議，甚至沒有人在嘗試表述一個新的概念。」

當時的人們確實抱有這樣的感覺，但其實這並不是真的。霍布斯鮑姆仍在繼續構想另一個人類社會，只不過9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者忙於互相祝賀，無暇顧及他，他被當成了一個屬於過去的人物，而不是當代世界的一部分。

在霍布斯鮑姆出生一百年之後的今天，我們回首望去，審視他所有的智識勞動。顯而易見的是，儘管霍布斯鮑姆已被當成一個屬於過去的人物，實際他卻還要活過另一個時代。

回首望去

從冷戰結束到2008年新自由主義導致全球金融危機，霍布斯鮑姆活過了死氣沉沉，備受指責的時代——這段時間裡新自由主義佔據了優勢地位。和資產階級最初的勝利相似，新自由主義只在很短的一段時間裡維持了不可挑戰的地位。

也正是在這段時間裡，霍布斯鮑姆的政治意義以一種不同的方式顯現了出來。這次，他不再是冷戰結束時那個「死了的角色」。一切始於2002年，他出版了一部抒情而簡潔的自傳，《趣味橫生的二十世紀》，這本書有一種不可思議的魔力，不僅對讀者施了魔法，也把學術界的生活描述得令人著迷。書中最引人入勝的部分無疑是霍布斯鮑姆的早年生活，他的父母分別是英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1919年埃及革命爆發時，他們帶著兩歲的霍布斯鮑姆搬離亞歷山大港，來到「紅色維也納」，在那裡一直到1931年，這年，十四歲的他去了柏林。此時他的雙親都已去世，生活拮据，心情憂鬱，柏林的街頭還充滿了納粹褐衫隊。

《趣味橫生的二十世紀》是霍布斯鮑姆的自傳體著作，圖片來源：網路

霍布斯鮑姆回憶了魏瑪共和國末年兇殘的政治鬥爭，說這是他走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在希特勒上台前幾天，他參加了德共的最後一次合法示威。這場大型的遊行，是人民對納粹褐衫隊強權的抗議。

在寫作《趣味橫生的二十世紀》時，霍布斯鮑姆對這場遊行的記憶已經有些模糊。但他仍然記得，他們在「寒冬黑暗的街頭無止盡地遊行」。他在日記里記下了「民眾的狂喜」，這種狂喜來自於團結的行動：面對著不祥的預兆，遊行者一同高歌，擊碎了「沉重的沉默」。

希特勒上台後，德共被取締，集中營的時代開始了，霍布斯鮑姆被送到倫敦的親戚那裡。當他在自傳里解釋為什麼沒有在1956年之後離開英共時，強調了自己在柏林的經歷。他並不否認驕傲感影響了決定，但也承認自己始終在感情上和當年的遊行者們聯繫在一起。在納粹上台之前最後的日子裡，這些充滿信念的遊行者在柏林的街頭，曾交換過對人類解放的希冀。

激進女權人士格爾達·勒納（Gerda Lerner）的「政治自傳」《雜草》與《趣味橫生的二十世紀》同年出版。《雜草》也是一部充滿魔力的作品，這兩部傑出的回憶錄相映成趣。勒納是越南裔猶太人，反法西斯流亡者，曾加入共產黨，最終成為知名的歷史學家。在德奧合併時代的維也納，年輕的勒納曾被蓋世太保逮捕，投入監獄。

格爾達·勒納的《雜草》，圖片來源：網路

在《雜草》里，勒納說她在監獄中的生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監獄生活「無可挽回」地給她留下了印記，給她的人生賦予了一層——在此之後都始終試圖理解的意義。她在法西斯的監獄中理解了權力對他者的殘酷，也理解了在痛苦和鬥爭中培養出來的向心力所具有的力量。

霍布斯鮑姆在反法西斯的日子裡獲得了同樣「無可挽回」的體驗，這些體驗讓他熬過了後來的艱難歲月。八十四歲的霍布斯鮑姆在自傳中說了一句看起來非常真誠的話：「回首望去，我看到自己在一九五六年之後的人生里幾乎沒有政治活動，這讓我很吃驚。」考慮其在蘇聯入侵匈牙利之後明確地遠離了政治，他的這句話不由得讓我們感到驚訝。

霍布斯鮑姆仍然是一個全心全意、毫不畏懼的社會主義者。但他也承認，他晚年時寫的東西，即便是政治寫作，也「僅僅是間接地和當前的事件相關」。

「當前」這個詞很關鍵。他已經預見到左翼的艱難時代要到來了，他沒有向自由主義妥協，沒有向資本主義妥協，沒有向世界那時的樣子妥協。他沒有屈服，但他也沒有在倫敦的街角售賣《工人日報》（實際上，當時霍布斯鮑姆已經離基層工作很遙遠了；他在自傳里甚至把《工人日報》改名為《晨星報》的時間記成了1956年，和實際上的1966年差了有十年之久）。最終，霍布斯鮑姆並沒有從政治中撤離，他只是拋開了「當下」。

他為未來寫作，為更有希望的時代寫作。這個未來世界，在霍布斯鮑姆生命的最後幾年，才剛剛開始展開。

如何改變世界

霍布斯鮑姆在世時出版的最後一部著作，其標題頗具挑釁意味：《如何改變世界》，這本書收集了一些關於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他的自傳一樣，《如何改變世界》也重新定義了霍布斯鮑姆的深遠影響。在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崩潰的餘音里，這些文章提供了一個視角：即思考如何建設21世紀的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從20世紀的經驗中吸取教訓。

圖片來源：網路

要是這本書的出版時間，稍提前到之前的新自由主義時代，人們可能會覺得，一本寫就《如何改變世界》的作者會是個年輕稚嫩的理想主義者，或者更糟糕一點，應該是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實際上，這本書的作者是一位94歲高齡的社會主義學者，一個名副其實的犬儒主義者，這件事本事就說明在經濟大蕭條里，世界已經在迅速地發生變化了。

這部著作以急迫的、與時事相關的方式，來解讀二十世紀的左翼政治歷史。這和史蒂芬·黑塞爾（Stéphane Hessel）幾乎同時發表的短文《憤怒吧！》頗為相似，都囊括了過去、現在和未來。黑塞爾和霍布斯鮑姆一樣，也是在二十世紀的審判中倖存下來的九十四歲老人，同樣出生於1917年，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們家已從柏林搬往巴黎。黑塞爾在法國抵抗運動中頗為活躍，隨後被蓋世太保逮捕，受盡折磨，然後被送到了布痕瓦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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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份出版物結合在一起，講述了一段與當前的需求非常相關的二十世紀史。同時，它們的思想也不是簡化的「可用歷史（usable history）」，而是提供了二十世紀反法西斯的視野——這段歷史並不只是紀念在種族屠殺中死去的受害者，同時勾連了在意識形態鬥爭極為激烈的世紀里，政治鬥爭的參戰者們為什麼而戰，又抵抗了什麼。

黑塞爾的小冊子遠比霍布斯鮑姆的《如何改變世界》更出名，在經濟大蕭條下的全球各地抵抗運動中，其作用如同托馬斯·潘恩的《常識》。黑塞爾呼籲21世紀的年輕人「憤怒起來」，對像封建領主一樣支配他們的生命的「金融市場的獨裁」，發起一場非暴力革命。

《如何改變世界》則不太像宣言，更像一本軍事指南，但新的全球左翼還是閱讀了這本書，美國的年輕左派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姿態，擁抱了霍布斯鮑姆的思想。正如變節的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尤金·傑諾維斯（Eugene Genovese）在給《極端的時代》寫的書評（這篇書評正是在新自由主義全盛時期發表在New Republic上）里提到的那樣，如果說在二十世紀的左翼世界里，有什麼地方對霍布斯鮑姆的理解僅止於「儀式性的鞠躬」和「禮貌性的鼓掌」的話，那無疑就是美國。

傑諾維斯表示，他不記得「在美國激進主義者的圈子中，有過任何一次對霍氏思想的集中討論」。如果這種情況代表了「沒有其他選擇」的九十年代，現在則一切都變了，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霍布斯鮑姆的著作觸及了當下。傑諾維斯在評價《極端的時代》時認為，霍布斯鮑姆偶爾會「不太有信心地」暗示社會主義會在未來複興， 「但他的書里從不鼓勵這樣的希望」。然而今天，如果我們把《如何改變世界》和《極端的時代》放在一起閱讀，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在今天，霍布斯鮑姆對二十世紀意識形態秩序的準確梳理，似乎對應了當前正在興起的政治力量所組成的譜系。在他的敘事里，啟蒙左派曾經從內部垮塌，但隨後又在艱難的歲月里堅挺地重組，並延續至今。他也描述了右翼中存在的完全不同的、支離破碎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多股力量，這同樣對當今社會具有指導意義。

最重要的是，今日的社會主義者面對當下困境，可以從他對二十世紀的周期性解讀里，找到一些靈感。在「極端的時代」中分出三個內在的「亞時代」：首先是從一戰開始到二戰結束的「災難時代」；接踵而來的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其特徵是凱恩斯主義的自由派資產階級掌控的戰後布雷頓森林體系；最後是「崩潰時代」：1973年之後的新自由主義轉向，帶來了全面的不平等、不穩定、債務，以及社會經濟不自由的嶄新形式。

霍布斯鮑姆在《如何改變世界》里延伸了他對「崩潰時代」的分析。他認為，馬克思回應了推倒柏林牆所引發的「沒有其他選項」的新自由主義普遍信仰。用他的話說，「奇怪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出現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世界，在很多關鍵層面上都被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預判到了。」

《如何改變世界》里有一篇文章寫於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他注意到，馬克思的分析對理解「資本主義增長機制」的內在矛盾仍然很有指導意義。正是資本主義增長機制導致了一輪又一輪無止盡的經濟危機和與此相對應的短期解決方案。無論是危機還是短期解決方案都加劇了危機的動因：經濟集中化和經濟全球化之間的動態關係。

《如何改變世界》里談到，馬克思主義會在21世紀延續下去，但這並不是本文觀點，本文認為當前最急迫的問題並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相反，最切題的問題是霍布斯鮑姆本人融合了兩種立場：一種是他從馬克思那裡繼承來的唯物主義解讀方式，另一種則是他自己獨到的理解——他把政治看作是意識形態力量鬥爭的戰場，這種鬥爭會無情地走向極端。

霍布斯鮑姆將法西斯主義右翼視為敵人，但他同時也認為自由資本主義是問題所在。今天，像特朗普、班農、勒龐、維爾德斯和法拉奇這樣的激進右翼分子大量湧現。人們通常批評自由派在道德上失敗了，因為它無法超越建制來發動群眾，來對抗激進右翼帶來的威脅。自由派往往會迅速地譴責這樣的批評。對於今天的現狀而言，霍布斯鮑姆的敘述非常有幫助。

21世紀：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

霍布斯鮑姆曾說，他「從年輕開始，就長期被典型的20世紀熱情和政治許諾所俘獲」。他認為政治在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策略上，都應得到重視，而這種感覺，大部分來自於被囚禁的義大利反法西斯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

在《如何改變世界》中的一篇關於葛蘭西的文章里，霍布斯鮑姆區分了社會主義政權（二十世紀 「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他認為兩者的區別在於政治。

圖為Antonio Gramsci，圖片來源：wikipedia

二十世紀真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政黨，像中間偏左的聯盟政黨（例如布萊爾的工黨、奧朗德的社會黨或者希拉里的民主黨）一樣，小心地規範民意的參與，一直在越來越小的內部幹部圈子裡制定更多政策。霍布斯鮑姆說，這種政策制定級別的抬升，像葛蘭西所說，正是「對政治的忽略」。這種對政治的忽略帶來了反民主和反革命的後果。

霍布斯鮑姆問道：「當人民群眾被政治進程排除在外，甚至游移在政治冷漠和去政治化的潮流中，我們如何能期冀轉變人類生活，構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社會不同於一個管理的經濟體）？

回答在於「堅持政治才是至關重要的」，霍氏寫道，葛蘭西「讓我們注意到，社會主義的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一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他認為葛蘭西「在今天特別值得閱讀、評判和內在的消化」。

實際上，霍布斯鮑姆本人也同樣被值得如此。他所描繪的政治和去政治化的後果，比葛蘭西的更為詳盡詳。其看到了經濟動蕩深深嵌在資本主義模式，也看到了激進右翼的襲來。新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從未成為現實，現在又被另類右派、民族主義者和本土力量等上升的激進右翼所踐踏。我們正在走向極端主義的新時代。

霍布斯鮑姆的「短二十世紀」既艱難又恐怖。今天是他的百年誕辰，這一百年十分漫長，漫長到霍氏富有人性的啟蒙理想,被政治地表達在社會主義的形式中，卻在他「短二十世紀」的尾聲1991年消失殆盡，又在2017年的今天，突然驚人地再次出現，為另一個看似「漫長的世紀」注入強心劑。願下一個世紀成為霍布斯鮑姆的世紀。

感謝張躍然對本文翻譯工作的寶貴貢獻

原文鏈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6/eric-hobsbawm-historian-marxism-communist-party-third-reich-stalingrad

作者：JOSEPH FRONCZAK

翻譯：駱斯航、羅晶、齊哲群

校對：編輯 屐鬆鬆

美編：黃山

土逗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