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經銘刻在記憶深處的鮮活的人物和具體的事象，不但不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逐漸模糊黯淡，反而還會隨著時光的推移日益清晰明亮起來。

睜眠，本名蔡貞明。男，1966年生，貴州納雍人。雲南師範大學畢業，研究生學歷，哲學碩士。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曾先後在《詩神》《星星》《涼山文學》《今日文壇》等刊物發表詩歌、散文和評論。曾獲「1989·中國杯」全國青年詩歌大賽佳作獎、第三屆高原文學獎、第二屆「屈原杯」全國詩歌大賽優秀獎等獎項。有詩作和評論入選種文學選本。曾在《貴州社會科學》《領導科學》《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已出版學術著作有《慾望論》《縱慾主義：歷史遺存與現實追問》，詩集《狂奔》。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貴州省文藝理論家協會會員，貴州省寫作學會理事。

蔣能：首先，我們談談「睜眠」這個名字，從蔡貞明到睜眠，不像周西籬之於西籬，曾居一之於居一那麼直接，而是取了本名的諧音，一睜一眠，令人遐思，有何寓意？你何時起用這個名字？

睜眠：正如你所說，我的筆名「睜眠」是本名後面兩字的諧音。除了諧音，字形相似也是我把這兩個字作為筆名的原因之一。從符號學的角度講，名字是能指，隱藏在名字背後的意義是所指。也許正因為如此，不少人為了取出一個理想的名字而往往耗時數月，可謂煞費苦心。有的人家在小孩出生時，不但全家老小齊上陣為孩子取名，而且親戚朋友也會自告奮勇地參與其中。重金聘請道士先生取名及翻著《辭海》《詞源》之類的工具書取名的也不在少數——國人對取名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就我的筆名而言，有人說是「睜著眼睛睡覺」，有人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的一位同學甚至誇張地說「飽含著深刻的辯證法思想」 ……我哈哈大笑。「詩無達詁」，看來，名亦「無達詁」。這個筆名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直沿用至今，快三十年了。我的看法是，看了十遍、聽了十遍還沒有記下來的名字，可能不是一個取得成功的名字；而看到一次、聽到一次就記住的名字，應該差不到哪裡去。吉祥、和諧、響亮、反差、詩意等都是取名時需要考慮的因素。

蔣能：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你和居一、陳紹陟、西籬、空空、王家洋等詩人的大肆書寫，納雍詩歌現象得以凸顯，納雍詩歌現象和陽山詩歌現象、楊家塘詩歌現象共同組成黔西北詩歌現象。居一和你，同時經歷了楊家塘和納雍兩種詩歌現象。居一早期有過「高原詩歌」的寫作，和空空、陳紹陟以及畢節其他縣區的詩人一起，在當時捲起了一股不小的「高原詩歌」寫作熱潮。我閱讀你的詩集《狂奔》（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9月），發現你並沒有太多 「高原詩歌」的寫作跡象，你處於一種怎樣的寫作狀態？你如何看待「高原詩歌」寫作？

睜眠：「高原詩歌」的出現是一個奇特而短暫的現象。眾所周知，「高原」是與「平原」「盆地」「丘陵」「山地」等相對應的地形地貌概念。這個概念怎麼突然與詩歌聯繫起來？我個人認為，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黔西北地處雲貴高原，雖然境內高山深谷比比皆是，嚴格意義上「高原」的高而平的特徵並不明顯，但當地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視為「高原人」似屬正常；二是受至今仍然由畢節市文聯主辦的涵蓋了整個黔西北的文學刊物《高原》名稱的影響。文學作品是否一定要以地形地貌為題材，是否一定要以地形地貌為創作對象，這沒有歷史或現實的依據。重要的是，某種特定的地形地貌是不是導致詩人或作家命運逆轉的重要因素。如果詩人或作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與他（她）本人的命運逆轉存在著必然關聯，那麼，把自身的文學作品與這種特定的地形地貌聯繫起來就無可厚非；如果二者之間並不存在任何聯繫，那麼，刻意去寫什麼「高原詩」「平原詩」「盆地詩」「丘陵詩」「山地詩」就沒有必要。在黔西北，用「山地」代替「高原」我認為更準確一些。由於山高坡陡，土地貧瘠，發展農業受到嚴重製約，民眾的溫飽問題就難以得到有效解決；由於絕壁處處，溝壑縱橫，百姓的出行就顯得舉步維艱，困難重重。在此情況下，即使是科學技術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的今天，不管是修築高速公路還是高速鐵路仍然要付出極為沉重的代價——特殊的地形地貌決定了有許許多多的隧道需要打通、有許許多多的橋樑需要架設——生存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們的艱難困苦可想而知。因此，我認為用「山地詩歌」替換 「高原詩歌」，用「山地文學」替換「高原文學」更為恰當，置身於黔西北的詩人或作家創作的前景也更為光明，因為那裡有源源不斷的屬於「山地詩歌」或「山地文學」的「富礦」可供他們盡情開採。或許由於我本人的實際生活和情感體驗並未受到「高原」的影響，或許是我對「高原」一詞的理解有別於他人，因而，我當時及後來的詩作里確實很少出現「高原」這一語詞。相比之下，涉及人生、愛情及職業方面的詩作要多一些。

蔣能：「為了愛和美/為了守住一世的良知和赤誠/我流下傷心的淚/留下骨頭一樣/堅硬的文字」（《預言》），「除了在夢中看見夢，在火焰中/取出花朵，沒有誰/比詩人走得更遠」（《沒有誰，比詩人走得更遠》）。在詩集《狂奔》裡面，除了納雍、貴陽外，還出現了蘭州、羅甸、昆明、黃河、北方這些地理名詞，它們是否和你的人生歷經有關？我通過一篇你的散文《納雍：陳年舊事》了解到，1983年，你作為畢節師專（曾更名為畢節學院，現名為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首屆政教專業畢業生，畢業即回到納雍師範學校（曾更名為納雍縣教師進修學校，現為雍熙六小）教書，一教就是16年，其間，你強忍了物質匱乏帶來的生存壓力，經歷了艱苦生活帶來的思想蛻變，卻「從未放棄過生存的信念和手裡的筆」。詩歌讓我們清楚地認識世界並說出樸素而實在的真理，從《口紅》《漫步》《髮廊》《美容院及其他》《車子的意思》等詩歌，不難看出，在火熱的都市生活中，作為詩人，你是智者，非常清醒地把自己與俗人分開。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你如何理解詩歌與人的關係，詩歌對你意味著什麼？

睜眠：文學創作與人生經歷雖然存在著一定關係，但這種關係並不是一一對應的。具體地說，就是有的人生經歷能夠進入文學作品，有的卻不能；文學作品的構成要素有些是現實存在物，有些則是非現實存在物。就我本人而言，納雍和貴陽是我工作和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因而詩作里反覆出現這兩個地方當在情理之中。文學來源於生活，但又不簡單地等同於生活。寫自己熟悉的生活，以自己的生活場景為原型進行創作，是每個詩人或作家的職責所在，也是他們無法擺脫的宿命。詩歌與散文等文本的最大區別在於：詩歌重表現。由此，詩作中的現存物、有形物、實在物比其它文本相對要少得多，那種非現存物大於現存物、無形物多於有形物、虛幻物高於實在物的詩作常常更具魅力和風采，也更受人青睞和追捧。昆明、蘭州、羅甸等地我曾有過短暫停留，這些地方能夠進入詩歌既屬於必然也是它們的幸運。而那些我雖然到過多次卻沒能觸動我提筆寫作的地方，要麼它們毫無詩意可言，要麼它們本身並不具備引發人們產生創作衝動的潛能。文學是人學，反映人的生活是文學天經地義的責任。需要注意的是，文學作品反映的生活不僅僅是創作者個人的生活，而是包括創作者在內的一類人的生活。如果只痴迷於自己的生活，只是在自己的喜怒哀樂和愛恨情仇里不斷兜圈子，那麼，文學作品就完全成了個人情感經歷的記錄儀或私人恩恩怨怨的傾訴器，在「小我」無法升華為「大我」的同時，文學應有的社會功能和價值也難以得到充分彰顯和呈現。此外，由於文學本身還具有凈化的功能，因而身為詩人或作家，必須具備非凡的質疑、否定、批判的精神和能力。不能盲目追隨，人云亦云。如果對任何事物都持一種不假思索地全盤吸收和接受的態度，那就成了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因為這些詩人或作家並未使魚龍混雜、美醜並存的現實生活得到應有的過濾，其作品當然也就無法上升到能夠引領人們走向「理想」世界的高度。

《狂奔》（睜眠著，四川民族出版社，2015年9月）

蔣能：也許與你搞學術研究的職業習慣有關吧，我覺得，你的詩歌在語言的表達和意象的運用上都非常嚴謹。意象、敘述、抒情三種因素在詩中互相融通，融通后又呈現出一種特別的哲學思考，藝術手法上獨具風格，比如詩歌《一年四季我們樂於收割的色彩》就比較突出。

睜眠：《一年四季我們樂於收割的色彩》是我耗時最短、寫得最順利的一首詩。那時我還在納雍師範學校工作。一個春天的中午，我睡午覺醒來，一個人信步走到教學樓前邊的草地上，在那裡站了短短几分鐘。目睹對面田野里的人們正在忙忙碌碌幹活的生動情景，整首詩作的內容瞬間就在頭腦中全部出現了，我強行將所有詩行記在心裡，迅速折回寢室，立即用筆寫到紙上，此後幾乎沒有作過任何修改。過了一段時間，和一位朋友去畢節辦事，我把謄清的詩稿交給陳學書（已故）老師，他因為要去大方開會，就說「我回來再仔細看看」，隨即把稿子塞進抽屜。數月之後，詩作在《高原》上登了出來。有一天，在納雍二中門口遇到居一，他說他家裡有我的一個獲獎證書，叫我去取。我莫名其妙。原來是這首詩意外地獲了「高原文學獎」。不久，這首詩又獲了「1989·中國杯」全國青年詩歌大獎賽優秀獎。此事讓我悟出了一個道理：把寫詩當成一種任務來完成，可能費力不討好；在寧靜放鬆的狀態下還可能寫出較為理想的作品來。前提是平時的積累不能缺少，如果完全抱著守株待兔、靠天吃飯的態度，結果自然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當積累達到一定程度，可能就不是「人寫詩」， 而是「詩寫人」了，奇迹往往就在這個時候發生。

《慾望論》（蔡貞明著，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年7月）

蔣能：2010年7月，你的第一部學術專著《慾望論》由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慾望論》對慾望的根源、構成、表現及功能；慾望與需要、滿足的關係，慾望與滿足的實質；正常慾望與正當滿足；慾望的差異性；慾望得以滿足的手段，實現慾望可能遭遇的人性困境，對待慾望的態度等問題進行了專門、集中、系統的研究。時隔6年，2016年10月，你的第二部學術專著《縱慾主義：歷史遺存與現實追問》由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出版。同樣是對慾望的研究，《縱慾主義：歷史遺存與現實追問》只選取了《慾望論》中的一個節點，卻表現出更為確切的現實意義。你作為社科院專家或科研人員，同時又是一名詩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如何面對各種變幻莫測的誘惑，如何處理縱慾和禁慾、無欲和節慾的關係，以致平衡？

睜眠：《慾望論》、《縱慾主義：歷史遺存與現實追問》是我在人學領域所取得的兩項學術研究成果。《慾望論》從宏觀視角對慾望的各個方面展開研究，是一部概論式著作；《縱慾主義：歷史遺存與現實追問》是對《慾望論》一個專題的拓展和深化。雖然兩部書都以人類的慾望和滿足作為研究對象，編輯和出版情況卻各不相同。可能是因為《慾望論》的責任編輯和副主編均為女性的緣故，因而涉及男女兩性的慾望差異性問題，她們在書稿有關章節的某些地方都要求進行適當修改，主要是把程度副詞如「非常」「很」之類改成「比較」「較為」等。《縱慾主義：歷史遺存與現實追問》一書不是程度副詞的問題，而是選題是否「敏感」的問題。書稿發出去大約20天，責任編輯突然發來一條信息，大意是：當地新聞出版機關認為此書選題比較敏感，因此建議另找其它出版社出版。後幾經周折，此書最終得以面世。這年頭，寫一本書不容易，而要把書出版出來也很艱難。由於加大了對意識形態的管控力度，因而近年新聞出版管理部門對擬出版的新書的審查非常嚴格，學術著作尤其如此。

你提到「誘惑」，正常情況下，平頭百姓與所謂的「誘惑」是不沾邊的。要是哪一位詩人或專家有過被「誘惑」的經歷，這不失為一件好事——起碼說明那位詩人或專家所處的社會人們的價值取向正在步入正軌。當下的「誘惑」卻需要倍加警惕，因為它具有不確定性，背後往往隱藏著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你不想想「誘惑」背後看不見摸不著的險惡動機，可能就會一步步誤入陷阱，以致追悔莫及。由於人具有趨利避害和趨樂避苦的致命弱點，於是，金錢和美色就成了最為有效的兩大誘因。這兩大誘因通常只有高官或富豪才會碰到。給誰送錢送物？給誰投懷送抱？誰才會心甘情願地送錢送物？誰才會心甘情願地投懷送抱？為何要送錢送物？為何要投懷送抱？這是一系列值得深思的問題。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付出。如果按照經濟學利益最大化的原則行事，那麼，送錢送物就只能被理解為一種投資。要是送出去的錢物價值100萬，日後獲得的好處肯定不能少於100萬。否則，就成了一種毫無意義的經濟行為。投懷送抱當然也不例外。

縱慾主義、禁欲主義、無欲主義、節慾主義是對待慾望的四種態度和主張。它們的內涵不同，產生的背景也不盡一致。縱慾主義與專制制度和皇權相關，禁欲主義與宗教戒律相連，無欲主義是一種人為的修鍊，節慾主義則是一種理性的剋制。縱慾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禁慾有損於人的身心健康，無欲缺乏賴以支撐的客觀依據，相比之下，節慾好像成了人們唯一合理的選擇。其實，節慾論者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人有慾望無可厚非，滿足已經產生的慾望也很正常，關鍵在於如何獲得用來滿足慾望的對象或內容，節慾論者不但沒有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鑰匙，而且還試圖用道德的、顯得蒼白無力的手段來對人的慾望及其滿足進行限制。因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上述四種對待慾望的態度和主張都存在著一定弊端。

慾望的滿足狀況千差萬別。我個人認為，各種慾望都得到了充分滿足的狀態可以稱為「幸福」，反之就是「痛苦」，部分慾望得到了充分滿足的狀態則屬於「快樂」。依此劃分，大部分人都能夠進入「快樂」之列，只有為數極少的人位於「幸福」的標準線之上，處於「痛苦」層面的人也不多。如果條件允許，就要盡量讓自身的慾望得到滿足；如果條件還不具備，就應積極創造條件加以滿足。不過有一個前提，就是任何慾望的滿足都必須具有正當性——既不能損害國家和集體的利益，也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那種人為地壓抑自身慾望的做法不值得提倡，因為它對慾望主體的身心健康有百弊而無一利。把道德、法律、政治與人的正常需求捆綁起來的行為是缺乏人性化的行為，甚至是不人道的行為。在這方面，中國女性應該有深切的體會。在外來觀念與自身需求之間，她們常常十分糾結，別無選擇。那些女性之所以活得那麼累、那麼苦，究其原因，是她們一向墨守成規，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其言行舉止總受前人或他人的觀念左右或支配。這是對慾望及其滿足的實質缺乏基本認知的結果，同時也是慾望及其滿足的實質被嚴重扭曲的表現。

《縱慾主義：歷史遺存與現實追問》（蔡貞明著，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6年10月）

蔣能：除了對傳統哲學的研究，你還對明代黔中王門大師孫應鰲思想、梵凈山佛教文化、貴州佛道儒巫宗教文化、納雍苗族打嘎儀式等貴州文化進行研究。作為納雍人，你認為納雍在地域文化方面，存在哪些可圈可點的內容。

睜眠：作為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的一員，應該說，歷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等我都有所涉獵。就納雍而言，由於歷史及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一分為二地說，真正厚重的、具有巨大衝擊力和強烈震撼力的文化形態並不存在。但以猴兒關古戰場為代錶的歷史文化，以槍桿岩為代表的紅色文化，以苗族習俗為代表的民族文化等等，仍然可圈可點，精彩紛呈，可挖掘、可拓展的空間依然不小。如能對整個納雍境內的文化資源進行仔細盤點並作出科學的價值評估，然後加以有效整合，秉持「人無我有，人有我強」的理念，遵循「以大率小，以點帶面」的原則，把納雍苗族蘆笙舞蹈「滾山珠」和納雍詩歌的雄厚實力發揮到極致，納雍文化的百花園依然會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燦爛輝煌的景象。

蔣能：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文學碩士、副教授，獨立評論家向筆群在一篇《詩歌：納雍的地域文化符號》中說，故鄉或者家鄉是不少詩人寫作的起點，也是不少詩人詩歌創作的高點，甚至某些詩人或者作家終生的創作主題。睜眠的詩歌創作就存在著這種創作狀態，能闡釋這一傾向。你如何看待這一評說？

睜眠：向筆群先生的這一評說確實比較中肯。詩人或作家把故鄉作為自己的書寫對象既很普遍也很正常。其不同之處在於，有的詩人或作家書寫的比重相對要大一些，有的詩人或作家書寫的比重相對要小一些。何以如此？因為故鄉是詩人或作家的出生地和成長地。既是出生地和成長地，那裡的山川草木，蟲魚鳥獸，飄蕩在黃昏的炊煙，站立在村前的老樹，倒映著明月的古井，遊走於牆根的雞群，灰塵滿面的石堆，銹跡斑斑的鐮刀……都必然存在於詩人或作家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時期的日常生活中，他們躲不過也繞不開。除此之外，那裡的方言土語，那裡的遠親近鄰，那裡的風土人情……也必然為詩人或作家所耳聞目睹，瞭然於心。可以說，無論是任何書寫，都只能是對於歷史的書寫、現實的書寫和未來的書寫，而在歷史、現實和未來這三個用來標識時間界限的維度中，歷史的書寫所佔的比重最大。因為那些曾經銘刻在記憶深處的鮮活的人物和具體的事象，不但不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逐漸模糊黯淡，反而還會隨著時光的推移日益清晰明亮起來。最重要的，是那些從漫漫歷史長河中一路走來的人和事還會把陌生世界里絕不可能擁有的情感和溫度也一併裹挾而來。從這個意義上講，福克納與約克納帕塔法的關係，莫言與高密東北鄉的關係正是這樣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這種關係決定了他們必然把最多的時間、精力、筆墨、篇幅投入到對故鄉的書寫中——可以被理解為一種深深地植根於詩人或作家頭腦中的故土情結。我的《懷鄉詩篇》《元宵》《蠟染》《以種子和核自居》《懷念》《土豆》等即屬於書寫故鄉或具有故土情結的詩作。

蔣能：「當我面對老闆，背對親人/一手捏著支票，一手托著詩稿/這個人：在堅定地選擇了破碎的同時/已輕率地放棄了完整/獨自置身異地而又總是夢回故鄉」「我的鄉親，揮舞著寬衣大袖/一片晚霞瞬間便抹去一場傾盤暴雨/我是那個背叛故鄉而最終投奔故鄉的人」（《懷鄉詩篇》），「該歌唱的要歌唱，這是道路的一部分/不該流的淚不流，這也是道路的一部分」（《獻詩》），「據說流血是對痛苦的表達/流淚是對傷心的表達/我們不流血也不流淚」（《這一天》），你帶著一雙明快的眼睛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勇往前行，在前行中變得堅韌，在前行中把家園深情回望。你離開納雍很多年了，納雍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你與納雍處於一種什麼狀態？

睜眠：我與納雍之間的關係可以用「若即若離」一詞來界定。我十七歲離開納雍到外地求學，三年之後返回納雍，十六年之後再度離開納雍。掐指算來，我在納雍那片土地上生活、求學和工作的時間長達三十餘年。三十年對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麼？三十年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巨大深遠還是微不足道？我雖然離開納雍多年，工作和生活的地點已經轉移到一個離納雍幾百里遠的地方，空間上存在著一段距離，但因為納雍是生養自己的土地，因而，無論是心理上還是情感上我其實一直都沒有離開過納雍。每到逢年過節，我仍然要回納雍與家人團聚。平時自己也時刻在關注著納雍的發展和變遷。那些至今依然在納雍生活和工作的朋友、同事、親戚，如有什麼事情，他們只要通知一聲，我就會及時趕回去。空空、張韜、余安海、唐江、任廣、張奎、晏良榮、何平等人，都是我人生歷程中情深意重、幾十年如一日、「久經考驗」的弟兄朋友，每次回去，因為他們的盛情款待，我都免不了大醉而歸。

蔣能：你對「詩鄉納雍」文化建設有何看法和建議？

睜眠：經濟發展與文化繁榮之間存在著一定關係，但不一定是正比例關係。如果套用「經濟上落後的國家在哲學上仍能演奏第一提琴」這句名言，那麼，經濟上滯后的縣份在詩歌（文學）上也能「演奏第一提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短短三十年時間——「納雍」這個一直默默無聞的小縣就用鐵的事實證明了這句名言的正確性，這個鐵的事實就是納雍詩歌的強大實力和納雍詩人的龐大陣容。無獨有偶，昭通——雲南省的欠發達地區，近年來也湧現出了像陳衍強、雷平陽、王單單、尹馬、樊忠慰等一大批在全國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詩人。三十年前，納雍一年的財政收入才幾千萬，一到發工資的時間，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就急得焦頭爛額，有時是去大方借，有時是去畢節要。總之，那時的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如今，無論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還是財政收入，都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更令人驚喜的是，兩座大型火電廠的建成投產及織納鐵路和高速公路的開通運營，為納雍輝煌燦爛的明天的到來注入了強勁的動力並插上了騰飛的翅膀。納雍無疑已具備雄厚的經濟基礎，而要在此基礎上提升文化軟實力，使納雍成為一個文化大縣和文化強縣，還需要內外兼修，從兩個方面做好工作。一是擯棄浮躁，狠練內功。二是創造條件，營造氛圍。具體說來，就是縣委縣政府要加大文化建設力度；建立科學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重視人才；實施品牌帶動戰略。

——選自《覺醒與回聲：納雍詩人訪談錄》（蔣能著，團結出版社，201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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