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不是科學?作為鐵杆中醫的我也服了!

「中醫是否科學?」

關於這個問題,已經引發了太多的爭議。不容置疑的是,中醫以其獨特的臨床療效,以無可辯駁的事實,依然堅挺地屹立於每一次風口浪尖,並越來越受到了大家的關注和認可,而且其中不乏來自各個領域的頂尖科學家。

但是,拋開事實的自證,回歸問題本身,重新審視「科學」的含義、本源和發展的歷程,也許真的會有出乎意料的答案?

本期中醫家《每周一縷書香》要為大家推薦的書目來自於讀者的來稿推薦,就是對什麼是科學」、「中醫是否科學」這些問題的思考。希望大家以包容的心態、獨立的思考靜心閱讀,相信會對科學的認識更近本源,對中醫的信心也愈加堅定。

如今社會,會為自己學的東西是否科學而困擾的,或許只有中醫學生了。2003年我剛上大學,當時網路已經流行,關於「中醫是否科學」,經常可以在網路上看到激烈討論,然後演變為謾罵,持否定觀點的甚至包括一些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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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也迷茫。既然中醫不科學,為什麼還有中醫院和中醫院校?甚至還要中國中醫科學院?難道中國人民自古一直被騙,看了假中醫?

為了找到謎底,從大學開始,我看了很多人的意見,有從醫的,也有其他行業的,有名醫,也有普通醫生或學生,同時還讀了一些中西方醫學史、中西醫學比較和東西方哲學等書籍,卻都沒能找到那個說服自己的答案,直至2016年讀到吳國盛先生寫的《什麼是科學》。

吳國盛先生是研究科學史和科學哲學的,我從其著作中得知,原來在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心裡也存在一道相似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從這一問題出發,我認為是回答「中醫是否科學」的最好方向,因為只有中國古代有科學,才能討論中醫是否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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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呢?吳國盛先生認為答案的關鍵是對「科學」含義的理解。

書中介紹,「科學」一詞來自日本人對Science一詞的翻譯,取「分科之學」的意思,因為其認為西方的學科,如數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經法,均是專業化、職業化的,各科的區分度比較高。但事實上,Science並沒有分科的意思,其在英語中指的是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學),代表「分科之學」的英語單詞是discipline(學科)。

Science雖然指的是naturalscience(自然科學),但早期並不常用,像哈維、牛頓等都沒有自認為或被認為是從事science研究,當時也沒有所謂的scientist(科學家)。直到19世紀後半葉,基於數理實驗研究基礎上的近代自然科學已形成專業化、職業化,就像artist被用來指代專門從事藝術的工作者,這時從事自然科學的工作者也迫切需要一個名稱,於是英國科學史家休厄爾發明了scientist(科學家)一詞,隨著scientist一詞被逐漸接受,science才開始廣泛使用,時至今日也不過一百五十多年。

所以,當科學指的是基於數理實驗研究基礎上的近代自然科學,我國古代是沒有科學的,當然中醫也就不是科學。

書中繼續對英文science朔本逐源,其源於拉丁文scientia,而後者又源於希臘文episteme。scientia和episteme的中文可譯為知識,所以science也有知識的含義。然而,這種知識並不是中國人所理解的,因為中國的思維傳統里沒有。中國人的知識一般分為理論和實踐兩類,具有實用性、功利性的特點,也就是說中國人學習和運用知識是為了滿足人的身、心需求,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在中國人的思維里隱含著「絕對是有用的」意思,不同的只是「怎麼用」而已。

但在古希臘哲學家的腦子裡,知識是可以被分為「有用的」和「沒用的」。「有用的」那種相當於中國人的理論和實踐兩類知識,而「沒用的」則是scientia和episteme指的那種知識,而這恰恰是他們認為的「科學」,正如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說的「既不提供快樂也不以滿足必需為目的科學」,所以古希臘人所說的科學是非實用性的、無功利性的知識,在古希臘時這種知識的典型代表是演繹數學、形式邏輯和體系哲學,在中世紀時加上了神學,而且他們認為這類知識(科學)是最崇高的、最高端的。

所以,當科學指的是古希臘那種「無用」知識的時候,中國古代也是沒有科學的,當然中醫也就不是科學。

吳國盛先生在書中的結語明確指出,「科學有兩個前後相繼的形態,第一是希臘科學,第二是近代科學。希臘科學是非功利的、內在的、確定性的知識,源自希臘人對於自由人性的追求。……中國文化以仁愛精神作為人性的最高追求,因此,從一開始就與科學精神錯過了。近代科學繼承了希臘科學確定性理想,但增加了主體性、力量性訴求,……近代科學的主要代表是數理實驗科學「。所以科學是一種舶來品,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當然中醫也就不是科學。

既然中醫不是科學是事實,但為什麼每當中醫學生和中醫從業者聽到這種描述時卻會產生情緒上的變化?因為在中國,「科學」早就被打上了意識形態的烙印。書中指出,「今天中國人……把科學作為任何領域(無論是政治領域還是日常生活領域)里正麵價值評判的標準」。所以,說「中醫不科學」,聽起來就像是說「中醫是沒用的,是要全盤否定的」。其實中醫雖然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科學,但恰恰由於它的實用性才能保存下來,這點臨床稍久的西醫醫生也不會反對。

既然中醫不是西方意義上的科學,那中醫是什麼?其實,中醫是一門技術,是一門可以治病的技術,其出生在中國古代並一直發展使用至今。書中指出,「今天中國人……傾向於把「科學」混同於「科技」,「科技」混同於「技術」,對「科學」本身缺乏理解。」其實,每一種古代文明都會有自己生活的技術,都是古代先人智慧的結晶,但除了古希臘,其他古代文明卻都沒有出現科學。

恰逢這篇文章寫作的時候,微信朋友圈的里瘋傳《針灸等非藥物療法被美國內科醫師學會列為腰痛的一線療法》這篇報道,我認為這種瘋傳的程度詮釋了自卑的心態。近代以來,中醫大多在尋求西醫的認同,就像中國在追求西方的認可,這似乎已成為一種習慣,因為如今國人把后兩者樹立成了「科學標杆」,是正確的價值取向。其實當代西方早就發現了近代科學導致的弊端,比如環境的污染問題,比如克隆的倫理問題,他們從來都不認為科學是一個完美的東西。

或許,只有當中國強大、中醫強大的候,我們才能高聲喊出:「中醫不是科學,中醫就是中醫!」

什麼是科學?這是一個問題。任何問題都呼喚一個解答,但恰當的解答卻取決於問題的性質:誰在提出問題?為什麼提出問題?發問者期望回答者從哪些方面、以什麼方式來回答?而這,是問題背後的問題。真正的問題都是有結構的。

上世紀80年代初,當我還是科學哲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的時候,英國科學哲學家查爾默斯(A.F.Chalmers,1939—)的《科學究竟是什麼》(Whatis this Thing CalledScience)一書流傳很廣。許多愛好科學哲學的學生正是通過這本書開始了解西方科學哲學。然而,作為一個中國讀者,我一直覺得這本書沒有回答書名所提出的問題。我了解到,許多讀者有和我同樣的感受。為什麼呢?原因大概是,這本書所預設的東西在我們心目中恰恰是可疑的、有待澄清的,是我們想要繼續追問的。這本書名為「科學究竟是什麼」,實際上只是通俗地介紹了20世紀從邏輯經驗主義、波普爾到庫恩、費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1994)等科學哲學家的觀點,可以看成是一本西方科學哲學的簡明導論。

可是,對西方科學哲學家來說,「科學」的指稱是清楚的,就是在近代歐洲誕生的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自然知識類型,不清楚的只是,為什麼這種知識類型如此有效、可靠,如此權威和成功。用康德的話說就是,先天綜合知識(科學知識)是否可能,這是沒有疑問的,因為牛頓力學就是這樣的「科學知識」;有疑問的是,它何以可能,亦即它得以可能的條件是什麼。對他們來說,牛頓力學作為「科學」是一個給定的事實。可是對我們來說,牛頓力學為什麼當然就是科學呢?如果回答說,牛頓力學符合科學之為科學的全部標準,我們會問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是什麼,這通常導向科學哲學;如果回答說,科學就是按照牛頓力學來定義的,我們會問牛頓力學是怎麼來的,這通常導向科學史。

是以科學哲學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還是以科學史的方式來回答,這仍然取決於你發問的背景和動機。

過去這三十多年,有兩件事情影響了中國人提出「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第一件事情是反「偽科學」的需要。上世紀80年代,氣功、人體特異功能一度十分活躍,包括錢學森這樣的著名科學家都為之背書,但後來風向轉了,說這些東西是偽科學。就字面意思上講,所謂偽科學是指本來不是科學而冒充科學者,但問題是如何判斷它本來是不是科學,這就提出了科學的標準問題。於是,很長一段時間,國人希望科學哲學家能給出一個權威的標準答案。不幸的是,西方的科學哲學大家並沒有就此給出一個權威的答案,相反,每一個科學哲學家的答案都受到同行們無窮無盡的詬病,讓人莫衷一是。

早先的邏輯經驗主義者說,科學之為科學就在於它能夠得到經驗的證實,可是波普爾(KarlPopper,1902—1994)反駁說,我們的經驗都是單稱陳述,單稱陳述經過歸納並不能確鑿可靠地推導出全稱陳述。我即便看見一萬隻天鵝是白的,要得出「天鵝皆白」這樣的理論也是很有風險的,事實上,的確有黑天鵝存在。於是,波普爾別出心裁地提出證偽理論,認為科學之為科學不在於可證實,而在於可證偽,即它總是包含著可以訴諸經驗檢驗的預測。比如,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預言了光線在經過太陽這樣的大引力場時會發生彎曲,因此是可證偽的,而像占星術這樣的理論總是把預言說得含含糊糊,無法證偽,因而不是科學。波普爾之後的科學哲學家提出「觀察滲透理論」,認為沒有什麼經驗觀察是中性的,任何經驗觀察都預設了某種理論。如果A觀察證實了B理論,很有可能是A觀察之中滲透的理論支持了B理論。由於觀察滲透理論,不僅觀察與理論之間的證實關係出現了問題,證偽關係也同樣存在問題。A觀察證偽了B理論,也有可能是該觀察背後的理論與B理論相衝突所致。

到了庫恩(ThomasKuhn,1922—1996)這裡,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這個問題的性質發生了改變。邏輯經驗主義者和波普爾所說的科學指的是科學「理論」,「科學之為科學的標準」指的就是科學理論的成真標準。對他們而言,科學劃界問題本質上是一個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邏輯關係問題。庫恩不再關心這個問題。他在研究科學史的過程中發現,實際發生的科學理論的更替並不是由理論與觀察之間的邏輯關係決定的,而是由科學家共同體決定的。在常規科學時期,科學家根本不會問「什麼是科學」這樣的問題,因為一旦經過艱苦的訓練進入了科學共同體,科學家已經就許多信念達成了共識,對這些信念通常不再追究。換句話說,你要是非要問什麼是科學,庫恩的答案很簡單:「科學家們做的事情就是科學。」

只有在傳統範式出現了大量反常情況的科學革命時期,科學家們才被迫思考「什麼問題是真正的科學問題」「什麼樣的解決辦法是真正科學的解決辦法」,但最終的裁決方案也不是一個可以通過邏輯和理性來解決的方案,更多地是一種非理性的歷史裁決,就像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在他的自傳里所說:「一個新的科學真理並不是通過說服對手讓他們開悟而取得勝利的,往往是因為它的反對者最終死去,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長起來。」庫恩之後,費耶阿本德更是主張,沒有什麼科學方法論,如果有的話,那就是「怎麼都行」。他雄辯地表明,科學劃界問題完全是一個無聊的問題。在科學史上,科學與非科學的界限從來就是模糊不清的,而且這個模糊不清的界限會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變遷。明確劃定科學的界限,只會窒息科學的自由和創造精神。

西方科學哲學家的觀點令許多中國讀者感到失望。那些對偽科學深惡痛絕、急於趕盡殺絕的人,甚至對庫恩和費耶阿本德這樣的科學哲學家破口大罵。如果非要援引科學哲學的話,他們往往還是喜歡波普爾,畢竟波普爾明確提出了劃界問題,給出了劃界方案。

本書不是為這些讀者寫的。我並不認為劃界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只要偽科學不是一頂政治上讓人恐懼的意識形態大帽子,只要反偽科學不是一項迫切的政治任務,人們完全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和要求來辨別科學和非科學,並不需要一個絕對正確、普遍適用的可當作尚方寶劍的科學標準。如果想區別科學與常識,你可以強調科學的精確性和邏輯連貫性;如果想區別科學與宗教,你可以強調科學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如果想區別科學與人文學科,你可以強調科學的數學和實驗特徵。當科學事業出現內部問題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規範,以平息紛爭,重建共識,或者清理門戶,嚴肅紀律;當科學事業遭遇公眾誤解和攻擊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價值,講講科學追求真善美的統一,熱愛和平,重視協作等,以重修科學的形象;當別的社會事業羨慕科學所取得的進步,向科學取經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方法,以幫助那些非科學的事業也取得像科學那樣的成功。再說,生活中也不是處處都需要科學,有時候像占星術這樣的偽科學也可以用來娛樂,為何一定要斬盡殺絕?繪畫原作固然寶貴,複製品也可以有它的地位。

影響中國人提出「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的第二件事情是李約瑟難題以及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在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的評價問題一直是一個極為引人注目的問題。五四時期的啟蒙思想家普遍認為,傳統文化基本上一無是處,是阻礙我們走向現代文明的攔路虎、絆腳石,應予以徹底否定,而傳統文化之所以一無是處,是因為它沒有科學。民國時期的學者討論的都是「中國古代為什麼沒有科學」這樣的問題。到了50年代,愛國主義成為時代的新需求。英國生物化學家李約瑟站出來發問,中國古代有發達的科學技術,為什麼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呢?這一問讓深受西方列強封鎖的國人聽得很舒服,因為這一問的前提是中國古代有科學,而且很發達,只是近代落後了。到了90年代,新一代的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開始質疑「李約瑟問題」,特別是追問「中國古代究竟有沒有科學」,引發了熱烈的爭論。然而,問題的實質仍然在於:這裡的「科學」是什麼意思?只要調整科學的定義,就可以使「中國古代有科學」和「中國古代無科學」都成立,但科學的定義並不是隨意指定的,而是歷史地形成的。要準確理解科學,必須回到歷史之中。

本書針對的就是這個背景,因此將主要採納科學史的方式來回答「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牛頓力學之所以天生就是科學,而我們的陰陽五行天生就不是科學,這是歷史形成的。就好比比薩是西方人發明的,天生就是比薩,而我們的餡餅天生就不是比薩。我們當然可以說餡餅也能吃,而且比比薩更好吃,但你還是不能說餡餅就是比薩。今天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本來就來自西方,要理解什麼是科學,必須回到西方的語境中。

我認為,在理解科學方面,我們中國人最大的誤解是沒有真正意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我們通常認為科學是一種全人類普遍具有的能力——技術能力,或者高智力。正因為沒有認識到科學的獨特性,所以很容易誤認為中國古代其實也是有科學的——中國人既然是人,當然有技術,有智力,因而有科學。這種錯誤的科學觀妨礙了我們反思自己的文化。事實上,正如本書第二章所說,科學是一種十分稀罕的人類文化現象,起源於對自由人性的追求和涵養。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根本不是偶然的錯失,而是存在的命運。

一百年來,本著我們一向熟悉的實用態度來學習西方的科學,中國的科學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實現了「科學救國」的理想。但是,今天我們面臨新的歷史使命。中國人在解決了落後挨打、貧窮挨餓的急難之後,要復興中華文化,成為引領人類文明之未來的力量。在這個新的形勢下,仍然用實用的態度來對待科學和科學家,就無法真正完成這個新的歷史使命。今天,我們的科學事業面臨基礎科學薄弱、原始創新乏力這樣的嚴峻挑戰。如果不能深入思考科學的本性、科學的本源,我們的科技政策和科研管理就可能違背科學的內在邏輯和規律,人為製造發展的障礙。這正是本書寫作的深層動機。

除了回到西方的歷史語境中,追溯希臘科學和近代科學的歷史由來,本書也希望為重新評估中國古代的科學開闢一個新的思路。我認為,現代科學的主流是數理實驗科學,它起源於希臘理性科學與基督教唯名論運動的某種結合,但是,數理實驗科學並不是現代科學的全部,最終醞釀出達爾文進化論的近代博物學(自然志)也是不可忽視的科學類型。技術、博物學(自然志)、理性科學三者構成了一個科學譜系。中國古代的科學更多地屬於博物學的範疇,以現代數理實驗科學的框架去整理重建,往往得到的只是歷史的碎片。因此,建立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博物學編史綱領,是未來值得嘗試的一個方案。

什麼是科學?這個問題在今天顯得格外緊迫。近十年來,我在各種場合無數次發表以此為題的講演,聽眾既有政府高級官員、院士科學家、IT精英,也有普通學生、學者、民眾。他們對這個話題的深切關注讓我感覺到這是我們民族今天不能不認真反省的問題。我希望這些初步的思考能夠喚起更多人的認同,凝聚更多人的共識。

本書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世界科學技術通史研究」(項目批准號14ZDB017)的階段性成果,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

作為中國傳統的典範學科,今人對古代醫學應該怎樣定性呢?吳國盛在《什麼是科學》一書中,提出了他的解答。在這本被韓啟德院士譽為「最好、最適合當前國人閱讀的科學哲學著作」中,作者提出,中國古代醫學的藥學部分主體是地學博物學的本草學傳統,其醫學部分則可歸為人體博物學;藥典,其實是藥用博物志。

這樣的定性能否被中醫界人士接受,筆者不敢確定。但是,吳國盛的著作體現了一種反思性的中國立場與中國視角,卻是明顯的。書中的一些觀點,顛覆了許多經驗性的似乎理所當然的直觀感受。從西方理性科學到數理實驗科學,閱讀到全書的半路,會覺得他太偏愛古希臘人的理性科學了,而對於諸如中國人學以致用之類傳統,似乎貶謫過苛。但是,終讀掩卷,筆者體會到的,依然是作者滿滿的中國情懷。

這本書具有寬宏大度、不溫不火、娓娓道來的美德。說是「科學哲學著作」,其實一點都不枯澀。作者不僅對科學採取科學的態度,而且對那些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科學的東西,也具有科學的態度。他不是用科學去獵殺什麼,而是以科學去包容。這種給予科學以慈善特質的著作,表現的是科學的自信。不管你是否同意作者的大判斷與小結論,但隨著他的思路到中西科學的線路上去徜徉一番,肯定不虛此行。全書從思想方法、思維方法、文化形態上區隔中西科學,同時又從科學形態上觀察東西文化,給人的啟發是相當多的。

在認識論的前提下,該書重建了中國科學傳統的認知體系。如此一來,古代科學依然是古代科學,但隨著定義的改變,古代科學的價值和意義也轉變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題被清洗掉,露出真容的,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獨特價值。那就是在博學的意義上,不是在數理實驗科學的意義上,中國古代具有獨特而強大的科學傳統。「對於未來的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而言,一種博物學的編史綱領是大有傳統的。」書中提煉出中國人最擅長的部分,點明最不擅長的部分,對於我們反躬自問,無疑是有益的。當然,見仁見智,存在不同意見,也是可以想見的。

(摘自《光明日報》2017年01月08日12版,作者李紅岩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網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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