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中國家庭需要二胎？

作者：黃亞生

來源：公眾號「亞生看G2」

當下社會學和心理學界進行了很多關於「出生順序」的研究，指出非獨生子女在家庭環境中具有獨生子女所不具備的成長環境和經歷，特別是因為出生順序的不同，在性格的形成上表現出明顯不同的特點。雖然目前學界對於「出生順序」的研究還存在爭議，但很多現實案例和數據都表明，非獨生子女家庭的環境對於孩子的性格可以產生更積極的影響。

MIT斯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指出，在討論計劃生育政策的宏觀後果（比如對勞動力的供給影響）同時，我們也需要意識到，因為獨生子女家庭居多，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人口的性格也有影響，有一個可能的影響是使中國缺失了一整代具有領袖才能和創新精神的人才。

正文：

中國從1980年至2015年實行的一胎化為主的計劃生育政策，其直接結果是達成了降低出生率的主要目的。很多專家學者意識到低生育率的現狀將帶來的弊端，2012年11月，梁建章就曾聯合茅於軾、許小年、陳志武等三十多位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共同發起一份簽署建議書，呼籲中國儘快停止計劃生育政策，重視低生育率帶來的人口銳減，老齡化，經濟需求與供給的同步萎縮等問題。

我也贊同這些觀點， 但本文將從另一個角度評估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

計劃生育只容許中國大多數的家庭生一個孩子，這個政策導致了中國在1980年到2015年間缺失了一個特定的人口—即後生子女。所謂後生子女，是相對於頭生子女或長子女而言的。這裡涉及到一個詞——「Birth Order」，中文叫「出生次序」，是指一個人在兄弟姊妹中的排行順序，也叫出生排序或者出生排行。中國長期以來的一胎化政策，致使整個社會大多數家庭以獨生子女居多，失去了二胎或多胎的機會，也就沒有了所謂的後生子女。

目前社會學和心理學界對於「出生次序」進行了很多的研究。圖片來源：jaypberube.com

今天我討論的是缺失後生子女對中國的人才和社會經濟政治帶來的潛在影響，這個影響主要是負面的，其中一個可能的影響就是使中國丟失了一整代改革創新的人才。

我先聲明三點。第一，我只是這個領域的消費者，不是生產者。所有的觀點可以說是大膽假設，希望本行業的專家指正。

第二，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討論這個問題有一個複雜性，那就是嚴格來講，中國既沒有頭生子女也沒有後生子女，中國只有獨生子女。一般講頭生是相對於後生而言的，如果根本沒有後生，從邏輯上來講就沒有頭生了。

從理論上來講，我們應該把出生順序和獨生子女分開討論。因為獨生子女既不是頭生也不是後生，那麼我們就不應該把研究裡面討論頭生子女的特徵機械地轉移到獨生子女身上。原因很簡單：頭生子女僅僅是臨時的獨生子女，他們的性格形成也是受制於後生子女的存在的。

第三，現有的研究是在和中國完全不同的環境下進行的。在別的國家，多生的和單生的家庭同時存在，可以想象，在那些國家成長的孩子受他們自己家的環境影響，但同時也受社會環境影響。一個獨生子女在社會中還會和其他家庭的後生子女打交道和交流。但是在中國因為一代人都是獨生子女，所以只能是獨生子女之間的交流。這種現象可能會進一步加重現有研究里的獨生子女表現的特徵，所以下面的觀點針對中國可能會趨於保守。

中國目前有1.5億獨生子女家庭。圖片來源：BBC

應該承認計劃生育有可能提高了人口的素質。獨生子女在家庭中享有獨一無二的地位，父母傾注了全部物質條件和精力來教育和培養，為孩子的智能發育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孩子大多比較聰明。這跟非獨生子女家庭中的頭生子女很相似，他們的共同點是獨立性、求知性、靈活性都很強，在學校時都有表現優秀的傾向。同時獨生子女或頭生子女也都承受了父母最高的期望值。

但是這些獨生子女的優勢可能會被獨生子女的劣勢所減弱或者完全抵消。獨生子女因其備受寵愛，相對於非獨生子女，更容易表現出任性，自私，不合作，意志力薄弱和依賴性強等特徵。

2013年2月《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小皇帝：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行為影響》（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的文章，研究人員比較了北京獨生子女政策實行前後出生的人成年後的行為、個性特徵。通過比較，確立有無兄弟姐妹與各種個性行為特徵的因果關係。研究結果表明實行強制獨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人，不僅不易信任他人、自身可信賴程度也低，並且悲觀厭世、競爭性差、責任心不足，不願承擔風險。

該研究表明獨生子女政策對國人的個性成長相當不利。

《科學》雜誌《小皇帝：中國獨生子女政策的行為影響》一文指出了獨生子女個性成長的不利一面。圖片來源：Mercato Net

非獨生子女在家庭中具有獨生子女所不具備的成長環境和經歷，特別是因為出生順序的不同，在性格的形成上表現出明顯不同的特點。頭生子女和後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父母撫育的方式也不同，頭生子女表現得更有責任感，更保守；後生子女更叛逆，更能接受新思想。頭生子女比較謹慎，後生子女更願意冒險。

奧地利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阿德勒 (Alfred Adler)最早提出這個觀點，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弗蘭克·J·薩洛韋也在《天生反叛》（Born to Rebel）解釋和修正了這一理論，心理學家凱文·萊曼(Kevin Leman)在其代表作《出生順序：你為什麼是你》(The Birth Order Book: Why You Are The Way You Are)中也發表了支持的研究成果。按照這一理論，後生子女更多敢於打破常規，成為社會的創新者。

還有一個主觀的數據。2015年YouGov對全英國家庭做了一項調查后發現，在不止一個孩子的英國家庭中（佔總家庭數的86％），把頭生子女和幺子女單獨拿來對比，他們的人格特質就會出現明顯的分歧。在「更可能感覺到責任的負擔」這個問題上，54%的頭生子女認為自己比他們的弟妹更負責，相比之下，幺子女只佔31％。在「更認為自己做事情更有組織性」問題上，頭生子女佔54%，幺子女佔43%。

YouGov對於頭生子女和幺子女的性格進行了對比。圖片來源：YouGov

頭生子女責任感強，謹慎，保守和穩定。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們成為管理者的可能性要大於後生子女。2017年5月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經濟學家Sandra E. Black和瑞典勞動力市場評估研究所的BjörnÖckert和ErikGrönqvist發表了一篇新論文《天生領導？出生順序對非認知能力的影響》（Born to Lead? The Effect of Birth Order on Non-Cognitive Abiliti）。

該論文基於瑞典的入伍記錄和職業人口數據來研究出生順序對男性人格特徵的影響。文章指出，與後生子女相比（特別是第三胎出生的孩子），頭生子女成為首席執行官或政治家的可能要多出30％。

美國知名心理學家和作家凱文·萊曼 (Kevin Leman) 2009年出版的《排行的秘密：出生順序如何影響人的一生》一書中就揭示了一些有趣的現象：首批進入太空的23個美國宇航員中，有21個都是老大，剩下2個是獨生子女。

在整個歷史上，諾貝爾獎得主和美國總統中有一半以上是第一個出生的。44位美國總統中，有28位是老大，佔到64%。著名的老大還有：黑人領袖、政治活動家南非總統曼德拉，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中國前領導人毛澤東（比他早出生的2個孩子都夭折了），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等。

從全球範圍看，長子女在商業領域取得成功，擔任領導地位，比如公司的CEO的例子也舉不勝舉。比如SpaceX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特斯拉的首席執行官和OpenAI的聯合創始人埃隆·馬斯克，微軟CEO斯蒂夫·鮑爾默，雅芳公司全球CEO鍾彬嫻，嘉信理財董事長查爾斯·施瓦布等等。

近期剛剛領導SpaceX發射重型火箭成功的埃隆·馬斯克也是家中長子。圖片來源：SpaceX

還有一種說法是說在非獨生子女家庭中，由於後生子女的出現，分走了先前專屬於頭生子女的關愛，造成了他們地位的下降和強烈的心理失落感。這種經歷被認為可能使頭生子女變得缺少安全感，有專橫的傾向。 因此，成為領導者或管理者比例更高的頭生子女，對規則的制定和遵守會表現得更為保守，在政治上更傾向於維持穩定，甚至專制，有人舉例說伊拉克前獨裁者薩達姆符合這個說法。這個聽起來比較誇張。

因為後生子女很少體會到頭生子女的受寵或失寵，後生子女被認為更具有「反叛」的精神。該說法是這樣推斷出來的：對於後生子女而言，既然有人已經把承擔責任的位置挑起來了，他們要麼去競爭這一位置，要麼就另闢蹊徑，尋找能避免和哥哥，姐姐直接競爭的適合於自己的位置。

按照這個思路推斷，後生子女在成長的過程中會用「反叛」的形式表示自己和頭生子女的區別。同時，因為父母的態度在有了第一個孩子的經驗后通常會改變，對待後生子女沒有之前那麼嚴格，關注相對少，後生子女也會獲得相對多的自由和更大的生長空間，因而會更具有「反叛」的生長環境。

美國《人格與社會心理學評論》雜誌2010年11月號刊登加州大學心理學家弗蘭克·蘇洛威和美國基爾福特學院心理學家理查德·茲瓦根哈夫特的一篇論文，分析了多項有關體育項目選擇結果的研究。發現與弟弟妹妹相比，排行老大的孩子比起後生的孩子更少選擇參與有肢體碰撞危險的體育項目。

後生子女往往想法靈活，反叛，善於交際，這些特點決定了他們比起頭生子女更具有挑戰傳統的可能。美國進化人類學家，政治心理學家艾維·圖西曼（Avi Tuschman）就認為政治觀點出於人的個性，出生順序也會影響人的政治觀點。他在2003年出版的《我們的政治特性》（Our political nature）中談到，許多分析表明，後生子女比頭生子女更支持自由派政治立場，更支持自由派候選人或者更可能成為代表自由事業的競選人。後生子女在開放度上得分較高，在認真度上得分較低。

根據薩洛韋的調查統計，在美國的禁酒運動中，年幼者參加左翼激進的立場的人數是他們兄長的18倍。聖雄甘地、卡斯特羅、阿拉法特等都不是後生子女。此外還有鼓勵種族融合的約翰·肯尼迪，著名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向英國王室戒律發起挑戰的黛安娜王妃，輟學創業的電腦奇材比爾·蓋茨，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反叛不羈的麥當娜等等。

艾維·圖西曼在其著作《我們的政治特性》中表示，後生子女比頭生子女更支持自由派政治立場。圖片來源：CNN

因為中國長期施行一胎化政策，我們的社會獨生子女的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和社會，因此我們比別的國家和社會具備更多的獨生子女的優點和他們的缺點。

儘管出生順序決定性格的理論在心理學上還是一個具爭議的議題，但基於不少的心理學研究結論和現實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例子，我們可以對出生次序有可能對中國的影響做下列推測：因為我們缺失了整整一代的嚴格意義的頭生子女人口，我們的社會可能會更少具有與頭生子女相關的領袖才能的人才；而沒有後生子女，有可能導致中國失去了一代具有突破精神的，更願意創新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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