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公松下撫琴

司馬篡魏

東漢末年，因為長年的政治腐敗與土地兼并，在漢王朝的土地上引發了全國規模的農民起義：黃巾之亂。緊隨而來的政治更迭、軍閥割據，最終使得漢王朝四百餘年的統治走向了終點，也對這個國家的經濟以及生活於其上的人的思想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創傷。持續數十年的戰亂、飢荒、瘟疫導致全國人口銳減90%，以致出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慘景象。

公元220年，在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戰亂后，魏文帝曹丕篡位自立，迫漢獻帝劉協禪讓，建立了曹魏。緊接著，劉備、孫權也先後在西南和東南稱帝，建立了蜀漢與東吳 (三國)，中國進入三國時期。三國各自推行一定的休養生息政策，使得社會經濟在這段時期內經歷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恢復期。然而即使如此，由於政治上的對立，三國之間仍然不間斷地有大小戰爭爆發。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英年早逝，生前沒有留下男性子嗣，其認養的繼承人魏少帝曹芳當時也只有8歲。曹睿臨終時詔令宗室大臣曹爽與重臣司馬懿為輔政大臣，輔佐年幼的皇帝主持政事。輔政初期，兩位輔政大臣尚能分享權力，相安無事。後來曹爽重用鄧颺、丁謐等心腹，並聽從其建議，一方面架空司馬懿獨攬大權，另一方面任用主張新思想的官員改變舊行法令儀制，造成其與司馬懿及以蔣濟為代表的保守官員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公元249年（正始十年），潛伏的司馬懿勢力對當權的曹爽勢力發動了史稱"高平陵之變"的政變。政變的結果，司馬懿以不殺為條件引誘曹爽主動放棄抵抗，但事後司馬懿違背約定將曹爽及其黨羽盡數族滅，其中包括與嵇康有姻親關係的何晏等許多有名之士，加上曹爽共計八族，"同日斬戮，名士減半"。

此一殘酷的行為，拉開了司馬氏篡奪曹魏政權的序幕，也引起了忠於曹魏勢力的不滿與警覺。上位后的司馬氏開始逐步架空曹魏皇室的勢力，剷除異己。一些忠於曹魏以及恐懼司馬氏暴行的人不甘坐以待斃，屢次展開權力爭奪的反擊戰。在中央有著嘉平之變與甘露之變等政變活動，在地方上有著名為淮南三叛的軍事反抗。每一次對抗都以司馬氏的勝利告終，伴隨而來的則是又一輪的殺戮與清洗。同時代的諸多名士，如李豐、許允、夏侯玄、諸葛誕、王經等都因介入或捲入這些爭鬥之中被殺。

多變的政治天氣，使得一部分士人選擇居家不仕以避免捲入政治鬥爭中遇害。而另一方面，在一次次的平叛后，司馬氏逐一掃清了曹魏的殘存勢力，穩固了手中的權力，其篡奪帝位的野心也逐漸顯露，一部分不承認司馬氏政權合法性的士人，也選擇以不出仕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作為應對，也是出於維護統治的需要，司馬氏往往以高壓的手段逼迫疑似心懷不滿的人出仕為官，以表明政治態度。同時對於堅決抵抗的人，以殘酷的手段予以抹殺，嵇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殺害的。

魏晉玄學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以來，儒家思想被確定為官方所推崇的主流思想，經過兩漢數百年的發展，已然成為社會倫理與人們精神信仰上絕對主導者。然而東漢末年的大喪亂，卻對其統治地位帶來了巨大衝擊。殘酷的現實與極端的生存環境，使得兩漢以來基於儒家理論所構建的社會秩序瀕臨崩潰，湧現出如曹操"唯才是舉"，孔融"父母於子女無恩"等反傳統想法。太平道、五斗米道等道教思想也開始萌芽興盛，他們大多以法術、符水等形式替人治病，很快信徒遍及全國。社會各個階層的人，都開始自覺與不自覺地探求從更高的角度來審視生與死、人與社會等更深層次的問題，以期重新建立起新的思想秩序。

發生於魏少帝正始年間，由何晏、王弼等人積極倡導的玄學，便是在這個背景下應運而生。最初何晏等人採用援引道家觀點解釋儒家經典的方式，試圖調和儒家與道家兩大思想的矛盾，構建出新的以儒道合流為主體的倫理道德體系。由於權威大學者的積極倡導，一時間哲學研究辯論的風氣大盛，學術活動異常活躍，被後世譽為正始之音。然而隨著高平陵事變的發生，何晏等主導人物紛紛被殺，正始玄學戛然而止。

緊隨其後的便是以嵇康、阮籍等人為首的竹林七賢所引領的"竹林玄學"。與這一時期政治上的黑暗高壓相呼應，竹林玄學一反正始玄學儒道合流的態度，大力推崇道家"自然"的思想，激烈排斥儒家及司馬氏官方所主張的"名教"的思想。主張避世，主張不為世俗教條拘束，回歸人自然的本性與良知。他們將"名教"與"自然"對立起來，奠定了後來玄學的主命題——"名教"與"自然"之爭。

在嵇康因言論獲罪被殺后，玄學的研究曾經一度停止，但在西晉樂廣、郭象等人的活動下再次煥發出生機。東晉南遷后又與方士、神仙等神秘學說結合，乃至後期引入佛教思想，為後世道教與佛教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隨著門閥士族的興起，玄學成為一門顯學乃至社會流行受到上流階層追捧。至南朝宋時玄學正式設立官學，成為與儒學、文學、史學並立的四學，對中國三世紀至四世紀的思想與社會風貌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