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日本的「神風」——元朝東征日本

蒙古二次征伐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禾期，太平洋戰場上出明歹人類戰爭艾上罕見的一幕：大批日軍飛行員駕駛戰機撞擊盟軍艦隻，這種慘無人道的自殺戰術被冠以「神風」特攻之名。窮途禾路的B本軍國主義者妄想「神風」簏像600多年前一樣拯救8本……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詩仙」李太白用這樣的詩句懷念被誤傳身亡的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呂（漢名晁衡）。有唐近三百年間，日本一共派出了十八次「遣唐使」，由此造就了中日兩國交往史的第一個高峰，經過這麼多次遣使及眾多留唐學生、僧侶的努力，日本已將盛唐時期的律令格式等文物制度基本輸入並逐步吸收，在促成其建立中央集權制封建國家的同時，形成了具有本國特色的平安文化。

公元894年，正當又一次的「遣唐使」人選已經籌備完畢之際，執政的菅原道真（此公精通漢學，後來被日本人尊為「學問之神」）以「大唐凋敝」為由永遠停止了「遣唐使」。雖然此後一衣帶水的中日兩國之間的民間往來依舊不絕如縷，但是日本就此斷絕了與東亞大陸政權的國交，在自我孤立中以「神國」自我陶醉，轉眼就是三百餘年……到了十三世紀後期，日本在當時的世人印象里已經變成一個極其富庶的國家。馬可·波羅茌他的遊記中根據當時的傳聞記載道： 「（日本）據有黃金，其數無限」，「還多寶石珍珠，珠色如薔薇，極美。價值亦甚巨」！不言而喻，當這種言詞傳到征戰不斷，軍國費用浩大的蒙古（元）統治者耳中的時候，會產生多麼大的誘惑力。馬可·波羅在遊記中提到， 「大汗忽必烈得知此島國富藏無限，正計劃將其佔領」。

早在1266年八月（陰曆，下同），忽必烈就以「大蒙古國皇帝」（當時尚未建立元朝）的名義致書「日本國王」，要求其開啟關閉了三百餘年的國門，效仿當時已經成為蒙古帝國藩屬的高麗，與自己「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不然的話，就會「以致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公然以使用武力相威脅。 當時的日本已經發展出了獨特的雙頭政治。在奈良時代（710 - 794年）和平安時代的初期（794 - 1068年），京都朝廷的統治力尚強，天皇的政令還能為地方上的土豪們所服從。但從平安時代後期（1069 - 1185年）開始，各地的武士階級逐漸興起，不但地方上的支配權逐漸為這類軍事貴族所掌握，即使是對中央朝廷的威信至關重要的軍權也從「公家」 （天皇與貴族公卿）落到了「武家」手裡。到了源賴朝創立幕府（1185年）以後，京都朝廷里的天皇雖然號稱「萬世一系」．卻早已大權旁落，實權已經完全被鎌倉幕府的武士們掌控。幕府的「執權」 （官名，幕府中事實上的最高官職，由幕府將軍的外戚北條氏獨佔世襲），因此也是日本的實際統治者的北條時宗當時年僅十八歲，正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年紀，對忽必烈遣使送達的國書採取了「冷處理」——不予回復，接連五次如此。當時京都朝廷已經由藤原長成寫就了聲稱日本乃是「皇土永號神國，非可以智競，非可以力爭」這般措辭強硬的回信，也因為幕府的完全不屑的態度最後只能以拒絕答覆、遣返來使了事。連吃閉門羹的忽必烈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絕的憤怒與恥辱，他不顧當時蒙古尚與南宋激戰正酣，決意對日本用兵。在他看來，「日本則朝發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則豈不可行乎」，用武力教訓一下桀驁不馴的日本人完全是手到擒來的事情。

127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下令高麗建造千料舟（大船）、拔都魯輕疾舟（快速戰艦）、汲水小舟（運輸船）各三百艘，準備當年東征日本。命令傳到高麗，頓時「驛騎絡繹，庶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雷電」（《高麗史》），為了造船，整個高麗都被搞得雞犬不寧，「民其苦之」。儘管如此，正月十五日開工，六月900艘軍艦還是全部建造完成！如此驚人的速度背後，也不免使人產生「豆腐渣」工程的疑惑。 1274年十月初三，忽必烈任命的征東都元帥忻都統帥蒙古軍5000、漢軍15000、高麗軍5600，加上高麗水手6700人，共3.2萬餘人，從高麗合浦（今韓國東南部的慶尚道鎮海灣馬山浦附近）出發，遠征日本。三天後元軍輕取對馬島並屠城，十月中旬，逼近九州島博多灣（今福岡附近）。

戰爭初期元軍的迅速進展，主要還得「歸功」於日本方面對這場戰爭其實並無多少準備。北條時宗雖然拒絕了忽必烈的國書，但並不相信元軍會真的渡海來犯，加上靠近朝鮮半島的九州分屬少貳氏、大友氏、島津氏等地方豪族，遠在關東的鎌倉幕府對這裡已是鞭長莫及，因此只不過用一紙空頭文書要求這幾個地方加強戰備。除此以外，幕府一不出兵，二不出錢，三無作戰部署，因此也就談不上有什麼實際的備戰措施。也正有賴於此，元軍沿途才只遇到了當地土豪的零星抵抗；至於京都朝廷，既無調兵遣將的權力，便只能派遣使者到祭祀天皇的祖宗「天照大神」的伊勢神官和京都附近的22個神社、寺廟，祈禱「敵國降伏」，希望以「神力」來退敵。 對馬失陷的消息傳來，幕府如夢方醒，立即向九州各地領圭下達了迎敵的命令。九州島各地的全部日軍傾巢出動，組成號稱「十萬二千騎」 （甚至包括寺廟中的僧兵）的大軍，在當時北九州的最大領主，「筑後、筑前、豐前、肥前、對馬、壹歧四國兩島守護」少貳氏的統一率領下集結到博多迎戰。

十月二十日清晨，元軍分兩路在博多登陸，與早已在此守候的日軍發生激戰。這也是歷史上日本軍隊在本土與外國軍隊間的首次交鋒。在戰鬥中，元軍動用了新式武器——鐵火袍。

十三世紀正是早期火器開始登上歷史舞台的時刻。早在1232年的蒙金戰爭中，守衛開封的金軍就使用「震天雷」（用途類似手榴彈）和「飛火槍」 （火焰噴射器和步槍的「混合體」）兩種火器讓攻城的蒙古軍吃盡了苦頭。時過境遷，此時元軍的孢聲一響，輪到不識火器為何物的日軍領教了。雖然我國最早的金屬管形射擊器——火銃的創製和使用就是從元代開始的，但元軍在東征日本中使用的鐵火孢仍只是一種投石器，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火器」，但它一次就可以拋射出2-3個球形鐵袍，爆炸之時「火光閃閃，聲震如雷，使人肝膽俱裂，眼昏耳聾，茫然不知所措」。

除了當時獨步全球的先進武器火袍，元軍使用的複合弓是另一種強有力的武器。它通常是由弓背上的一條動物筋、弓肚上的一層角質物和申間的一個木架組成。這種弓的拉力遠遠超過100磅，而且短小，便於騎兵運用自如。這種弓射出的箭殺傷范嘲可達350碼，甚至比一個世紀以後才在英法百年戰爭中揚名的英格蘭長弓還要遠，更是為日本弓箭所遠遠不及。 相比之下，當時日本武士手中唯一佔優的兵器便是聞名天下的日本刀了，日本刀雖然與中國刀淵源頗深，但自唐代後期以後已開始形成自己的風格，其鑄造技術更是後來居上，超過了中國。當時日本的冶鍊和刀具製作技術世界一流，在當時的世界兵器譜上，日本刀的性能可能只稍遜於北印度和西亞出產的大馬士革鋼刀。古代最優良的鋼按性能排列依次為：大馬士革鋼（鑄造花紋鋼）、日本鋼（暗光花紋鋼）、馬來鋼（焊接花紋鋼）。中國最好的鋼（鑌鐵）其實也是一種焊接花紋鋼，只是性能尚不如馬來鋼。日本除了具有好鋼之外，其戰刀的優良性能還來自其獨特的後期淬火工藝。故而，元軍士兵使用的質量較差的鑌鐵刀，很多在與日本刀的對砍時刀刃卷吐。

元日雙方使用的武器各有千秋，而兩軍在戰場上所用的戰術則有天壤之別。日軍按當時日本內戰中的慣例，由主攻部隊發射「鳴嘀」，表示進攻開始，先由一勇士單騎馳前挑戰，然後大隊跟進衝殺。他們從未見過外國軍隊，完全不懂陣型戰術。刁慣了「窩裡斗」的武士們擅長的戰鬥方式是「一騎打」，用時下流行的語言講便是一對一的PK，武士們一個一個上前自報家門，挑戰對方級別相當的將領。於是，戰端一開，日軍將領少貳景資與大友賴康等人，就率領手持日本刀、長槍，身被笨重鎧甲的騎兵隊，頑強地向元軍陣地進行衝擊。但元軍完全不吃這套，很多日本武士正在高喊「我乃……」的時候便被元兵一箭射死。元軍講究陣法戰術，採用的是集團戰術。。元軍講究陣法戰術，採用的是集團戰術。當日軍逼近時，元軍戰鼓齊鳴，殺聲震天，弓矢齊飛，火袍轟鳴。日本武士心驚膽戰，戰馬惶恐不前，隨即被元：軍分進合圍， 「伏屍如麻」，余部只得向位於今福岡縣中部的太宰府水城方向撤退。所謂「水城」， 其實就是公元663年在白江口之戰中慘敗的倭國為防止唐軍進攻日本本土而建築的一座巨大水壩。此時天色已晚，加之副帥劉復亨在混戰中被斷後的少貳景資一箭射傷，元軍只得停止進攻。元軍雖然擊潰了日軍，但並未在陸地宿營，夜間仍回船艦。當晚，元軍召開軍事會議，由於缺少後援部隊，加上在日軍的頑強抵抗下元軍所攜弓箭也全部耗盡，多數將領主張撤退。於是忻都下令翌日班師。

日本列島四周臨海，除東北部海岸外，均被來自熱帶太平洋的暖流（即通常所說的黑潮）所環繞，形成海洋性季風氣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間，日2本西部和南部常遭颱風襲擊。就在忻都準備回國的最後時刻，颱風這個喪門星偏偏找上了元軍！ 即便是今天，強颱風對船隻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每當天氣預報颱風來臨，在海上的船隻往往都要提前進港避風。十三世紀的船隻，其堅固性與今天相比無法同日而語一一何況元軍東征所乘艦船又是高麗倉促趕工完成的疑似「豆腐渣」——颱風造成的威脅自然更大。十月廿一日夜，颱風乍起，由於不熟悉地形，元罕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傾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颱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天色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無法相救。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此役（日本稱為「文永之役」），元軍死亡兵卒達1. 35萬人，大多死於這場風暴。

第二天即十月廿二日，日軍在大宰府水城重新布陣，但卻不見元軍進攻。派出偵察人員始知博多海面已無元軍船隻，元軍已經撤退了。日本朝野對突如其來的颱風趕走元軍十分驚喜，以為是「天照大神」賜下「神風」拯救日本，隨即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大規模拜神活動，著實令今人無語。 初次東征的元軍撤回國內之後，主帥忻都居然諱敗為勝，以致被蒙在鼓裡的忽必烈自我感覺良好，產生日本即將臣服的錯覺。1275年二月，元廷派遣禮郝侍郎杜世忠（此人雖是漢名，但其實是色目人）為百的便團攜國書出使日本。孰料剛愎自用的北條時宗不顧「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國際慣例，為顯示自己絕不屈服的決心，競悍然下令將使節5人斬首於鎌倉龍口刑場一一所謂「惡與彼通好，欲永絕交也」。 斬殺使節歷來被蒙古人視為最嚴重的挑釁行為，震撼了大半個歐亞大陸的成吉思汗西征就是源自不識好歹的花刺子模國王殺害了蒙古使節和商隊。囡此，當南宋的殘餘勢力1279年在崖山之役中被最後消滅之後，免除了後顧之憂的忽必烈立&口開始準備第二次東征日本。

北條時宗也十分清楚，斬殺來使之後，隨之而來的必然就是元軍的大舉入侵。因此積極部署，準備應敵。1276年三月，鎌倉幕府命令九州島的領主們出工出料，動員人力，費時5年，在博多灣沿海修築了一條高約6尺，厚約1丈的石壩，以阻止元軍登陸。石壩的修造方法，各地區不同。所用的石材可能是由附近的山、海岸和能古島搬運而來，包括有閃綠岩、蛇紋岩、角閃岩、輝岩、玄武岩、粗花崗岩、砂岩、蠻岩、滑石、砂石等。關於石壩的構造，在地基堅固之處，直接堆砌石材。若是砂地脆弱之處，則底部先填黏土。石壩上部由外側向內側稍微傾斜，向內側傾斜的石壘在下端與土壘相接，形成緩坡。守備的兵士，可以從內側登上緩坡。這就是後人所稱的「元寇防壘」（其遺迹今日尚存）。幕府甚至不惜停止了京都的戍衛，遴選其中矯健者到九州島戍邊，充實邊防。事實上，當時全日本的武家都奉命整軍經武，枕戈待旦，隨時準備應召參戰；甚至橫行瀨戶內海殺人越貨的海賊們（海盜）也一心報國，積極與官軍一起進行海戰演習。 1281年，忽必烈集結了14萬大軍東征日本，發動第二次東征。相比之下，當年漢武帝與唐高宗渡海出征朝鮮半島所用兵力都顯得相形見絀。因此，這也是東亞歷史上空前的一次渡海軍事行動。 第二次東征的元軍由東路軍和江南軍兩路組成。東路軍一路仍由忻都指揮，包括蒙漢軍1.5萬，高麗軍1萬和1.7萬左右高麗水手，共計約4萬人，攜帶糧餉l2萬石，乘坐戰船900艘，仍從高麗出發；江南軍一路兵力多達10萬人，由南宋降將范文虎率領，主要是南宋滅亡后投降的「新附軍」，乘坐戰船3500艘，從慶元（今寧波）出發。約定兩軍於當年六月以前在對馬海峽中的壹岐島會師。

1281年五月三日，東路軍從合浦起航，循第一次東征的原路進軍。廿一日，東路軍攻入壹岐島。根據原先的作戰部署，應在此等候同江南軍會師。但是，東路軍統帥自恃有上次戰爭的經驗，又想爭奪頭功，因而無視壹岐會師的規定，貿然率軍從壹岐出發，駛向博多灣。 誰知當元軍艦隊駛入博多灣后，發現博多灣早就今非昔比了。原先毫無駐防的沿海灘頭已經築有又厚又高的石壩，多達6萬5千的日軍嚴陣以待，在石壩之後弓矢齊發阻止元軍登陸。這使得隨戰船而來的元軍騎兵無法上岸，只能詿那些來自草原的騎士們在海面上聽得「蕭蕭班馬鳴」了。 六月七日晨，元軍終於得以上岸，佔領了一個名為志賀島的小島。此島地形狹長，退潮時，露出的海灘可直通九州島的陸地。元軍力圖奪占海灘，以便從側後進攻博多灣守軍。因此，雙方連日對海灘的爭奪十分激烈。元軍久居大陸，擅長集團進攻，在狹長地帶作戰很難發揮這一特長。而日本武士完全脫產，自小開始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個人的戰技相較元軍為優，比較適宜於狹長地帶單打獨鬥的作戰。由於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長，故而元軍攻勢受挫，損失達千餘人，連高麗軍統帥洪茶丘也被日軍俘殺。時值盛夏之際，元軍的蔬菜、淡水供應困難，士兵長期在海上生活和戰鬥，疲憊不堪，造成疫病流行，病死者多達3000餘人。在這種情況下，忻都只好於六月十五日從志賀島撤退，駛向壹岐島，等待范文虎率領的江南軍到來。

七月，范文虎率領的十萬江南軍終於到達，沿著由八世紀「遣唐使」開闢的航線橫穿東中國海，與東路軍在九州外海會合。七月二十七日，元軍登上了一個名叫鷹島的小島，與日軍發生激戰。此時日軍的戰法，有點類似今天的「游擊戰」，即高級武士帶領少數部下進行靈活作戰；甚至在海上也是如此，停泊在九州外海鷹島海域的元軍艦船經常道到分乘小艇的日本「海賊」（即海盜）的襲擊、騷擾。元軍為了在夜暗中互相照應，採用了昔日曹操在赤壁之戰中相同的辦法：將分屯在外海中的兵船，互相用鐵索連在一起，「縛艦為城」。並以此為據點，用石弩向外轟擊，日本海盜的船隻「輕且小」，一旦被石弩命中，「莫不為之破碎」。雙方苦戰了一天一夜，日軍終於不支敗退，元軍乘勝準備對太宰府發動全面進攻。

就在第二次元日戰爭即將進入高潮之際，卻突然以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結束了——颱風再度來襲。八月一日，九州外海颳起了猛烈的颱風，風暴持續了整整四天。 昔日曹孟德的連環戰艦被周郎一把大火燒得「檣櫓灰飛煙滅」。此時，元軍的「連環戰艦」則是在「波如山」一般的颱風襲擊下「震撼擊撞，舟壞且盡」， 「艨艟數千艘，為風濤洲石所碎」，住在兵船上的士卒也因此大量溺斃。死亡士卒的屍體隨潮流入港灣，港灣為之塞堵。 等到風暴稍停，元軍中江南軍一路已經損失了一半船隻，東路軍的船隻也失去了l／3。博多灣一帶日本防軍得知元軍遭受颱風襲擊而致全軍潰滅的消息之後，立即集結成軍，海陸並進前往鷹島海域，掃蕩殘存的元軍。劫後餘生的元軍士氣低落，范文虎等高級將領也失去了鬥志，竟然拋下多達數萬尚在鷹島上的士兵逃之天天，獨自返航回國，被拋棄的數萬元軍在日軍攻擊下或死或降，全軍覆沒。最後，14萬大軍最後能夠回到大陸的不過五分之一，是年為日本弘安四年，故而日本稱之為「弘安之役」。

「弘安之役」失敗后，剛愎自用的忽必烈仍念念不忘向鎌倉幕府復仇。1283年，元廷為重建征日大軍，下令江南各地大造海船，江南人民被搞得民不聊生，「激而成變」，以致到了「江南盜賊，相挺而起」的地步。當1286年忽必烈終於徹底死心，被迫宣布罷征日本之時，江浙一帶的軍民竟然「歡聲如雷」。

表面看來，元軍東征兩次都遭遇颱風這一「天災」，運氣實在糟糕。但細細究來，情況還是有所不同，的。第一次東征時，元軍不論在戰術和兵器上都具有明顯優勢，加上日本對元軍東征毫無準備，因此在戰場上握有主動權。只是因為東征軍數量較少，寡不敵眾，方才被迫撤軍，在決定撤軍后還遭到颱風襲擊，只能感嘆人算不如天算。假設忽必烈第一次東征就能派出十萬大軍，可以想見，在九州島倉促集結起來的日軍恐怕是無力抵抗的，如果元軍上陸佔據了九州島，縱然再來「神風」，恐怕也救不了扎條時宗了。 相比之下，第二次東征時的元軍儘管兵力雄厚，在戰場上的表現卻有每況愈下之勢，這固然與日軍已有防備有關，同時，也是因為忽必烈對南宋降軍並不信任。更有理由懷疑動用南宋降軍征伐日本本身就有著一箭雙鵰的目的，如果獲勝當然好，即便失利也可以消滅這支相當龐大的異己力量。在這種。隋況下，第二次東征日本的主力「江南軍」反而沒有裝備上鐵火孢這樣可以對日軍形成絕對優勢的新式武器，這無疑使得元軍戰鬥力大打折扣。至於颱風過後，范文虎等將領棄軍逃跑，使得足以背水一戰的數萬大軍頓時土崩瓦解，倒也正是應了一句古話：「一將無能，累死三軍」。

連續兩次失敗的東征，不僅使得忽必烈、仗伺耿侍堅商利八亘筮銀，反因巨大的戰爭消耗使元朝的財政更加窘迫，財政支出竟然高達收入的兩倍，入不敷出迫使從忽必烈開始的元朝歷代皇帝濫發紙幣，造成天文數字一般的惡性通貨膨脹。忽必烈時代的至元年間（1264 - 1294年），財政收入尚且是支出的一半，到了末代皇帝元順帝時期（1333 - 1368年在位），財政支出居然膨脹到了財政收入的400多倍！財政破產導致的民怨沸騰，也是導致元代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一個原因。

頗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元日戰爭埋論上的「勝利者」鎌倉幕府，也沒有成為笑到最後的贏家。同元朝一樣，幕府也為戰爭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這種對資源、財力長期消耗成了導致鎌倉幕府滅亡的一大致命傷。早先日本內戰中的慣例是，幕府號令封建領主出兵打內戰，但同時需要將戰敗者的土地及其他戰利品分賜給忠心的領主、武士，作為酬勞；這就是幕府和「御家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御家人」要對幕府「忠」而幕府要對「御家人…信」的所謂的「御家人制」。然而，擊潰元軍后幕府卻無法進行封賞——因為戰爭是對外來的元軍進行的，而元軍未留給日軍任何土地做為戰利品，拚死血戰的武士們，大都只能空手而歸，甚至自己參戰的費用也無法報銷——立功獲得功勛，卻使自己陷入貧困。隨著強勢人物北條時宗在戰後不久去世（1284年），領導日本擊退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元帝國進攻的鎌倉幕府，其權威反倒一落千丈。第二年幕府就爆發了名為「霜月騷動」的內訌，大批御家人受到株連，紛紛自殺或者「被自殺」。這更加使得武士們對接連失「信」的幕府的怨恨日甚一日，而武士正是支持鎌倉幕府這一「武家政權」的基礎力量。最終，獲勝的鎌倉幕府甚至先於戰敗的元朝，在公元1333年宣告滅亡。

（轉自鐵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