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威脅論」OR「中國機遇論」 西方是怎麼看中國的？

剖析西方話語中的中國

作者：潘成鑫

形象認知在國家間關係中的重要性毋庸贅述。關於西方視角對中國形象認知的兩種話語，我曾進行過哲學、文化、心理、歷史和現實政治經濟政策等層面的剖析和批判。這兩種話語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機遇論」。

西方「建構」中國的幾種視角

「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機遇論」兩種話語由來已久，但隨著中西關係的歷史演變，其具體內容和表達形式不盡相同。比如，受政治正確的影響，已經很少有西方評論者再用「黃禍」一詞來描述來自中國或者亞洲的所謂「威脅」。但恐懼中的種族主義痕迹仍然依稀可辨。當然，這種對西方的粗線條勾畫不能體現西方對中國認知的嬗變和多樣性。西方觀察中國的視角既有「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機遇論」，也有「中國崩潰論」、「中國模式論」等。

之所以有這些視角的差別，主要是因為西方在對自身確定性的把握程度上存在不同。一方面，當西方在堅信自己歷史軌跡的「普世性」和其經濟軍事實力的優越性之時，對中國的看法一般存在兩個角度。一個是正面的，即所謂的「中國機遇論」：中國將是西方企業、資本、文化和思想觀念大顯身手、展示其「普世」價值的一個重要舞台和機遇。主張接觸中國的學者和政治家多屬此類。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言：「如果我們連中國這樣古老且文化迥異的國家都能贏過來，那麼，還有誰我們戰勝不了呢？」另一個是負面的，至少在表述上如此，即「中國崩潰論」：因為中國的發展模式與西方現代模式南轅北轍，因此它終將使中國功虧一簣。其代表作者包括章家敦和沈大偉。

另一方面，當西方開始懷疑自己的道路和力量的絕對確定性時，也存在至少兩種看待中國的視角。積極的視角是將中國看作值得效仿的對象。比如，喬舒亞·庫珀·雷默的「北京共識」說。而消極的視角則是將中國道路或力量方面的強大自信看作對西方確定性的一種挑戰，比如 「中國威脅論」和「中國示強論」。

在追求確定性中塑造「他者」

為什麼中國「威脅」和「機遇」這兩種話語似乎成為西方觀察中國的兩條不變定律？實際上，這兩種話語從一開始就不是基於對中國的客觀認知。如上所述，它們是西方追求「確定性」的一種體現：透過這兩種話語，中國為西方提供了最終的確定性，即中國是一個可以被認知的客觀對象和「他者」。而這背後，實際上是現代西方對於自身的定義：西方認為自己代表一個理性的認知主體，有能力發現和揭示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中的規律和真理。

西方的這種歷史自信、知識自信和身份自信，來自於它在17世紀以來科學革命、工業革命以及殖民擴張中的節節勝利。長期以來，西方將自己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發展軌跡視為世界發展的「普遍方向」，西方的「自由民主觀念」和政治經濟制度被定義為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終極。西方對於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科學知識」正是建立在其這一自我認知和構建基礎之上的。比如，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就是遵循這一邏輯。

然而，現實世界中這種確定性並不存在，或其確定性至少受特定歷史和環境所局限。因此，西方會以自己的兩種願望來填補這種不確定性所帶來的空白，即恐懼和幻想。這些就是哲學家杜威所說的對確定性追求過程中的「情感替代品」。通過恐懼，中國重獲確定性：因為西方現實主義者在中國崛起中看到的是一個確定的西方強權政治史，比如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而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未來中國，則是西方幻想自身自由主義歷程在東方的歷史再現。

即便如此，對中國持有單一觀點的人並不多見，更多的則是模稜兩可：中國既可能是機遇，也可能是挑戰，中國可能在經濟方面是機遇，在戰略上是威脅；等等。這種模稜兩可恰恰體現了觀察者自身對確定性渴求的焦慮。這種對中國的患得患失及恐懼與幻想心理，孕育了西方對中國所謂的「兩面下注」政策。

追求跨文化平等對話

正如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入江昭在五十年前所言：大部分美國人大概從來都沒有去過亞洲，而他們對亞洲的印象是因為他們首先有一個對美國的印象。這體現出認知構建乃至知識生產中一個突出但又常被忽略的特性——自傳性。

人類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學知識看似在描述一個別的部落或文化，但它字裡行間透露的其實是研究者自身的文化優越觀念。這是因為，除了以自身的經歷和文化背景為參照系來觀察別的文化，我們別無他途。任何觀察，都是帶有自身角度的觀察。

這種思維模式甚至也存在於自然科學研究中。比如，人類在尋找外星人時也可能在犯一個類似的錯誤，即我們先入為主地把外星人想象為類似於人的模樣。英國科普作家菲利普·鮑爾最近指出：「當我們在開始猜測高等外星人的相貌時，我們其實只是在談論我們自己。」他認為這種「想象力的貧乏」束縛了我們對外星「文明」的探索和理解。

在國家間形象認知方面，何嘗不是如此？要突破這種局限，首先需要認識到局限的存在， 然後，跨文化間真正平等的對話才有可能實現。

（作者系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關係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