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反映了杜甫怎樣的出世、入世的態度？

本文作者：納蘭春蠶

唐·杜甫《卜居》：

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

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詩題《卜居》源自《楚辭》篇名，原文是否為屈原本人所作？學界尚有爭論，從行文來看不似出自屈原的口吻，而是以第三人稱敘述其事，所以近代學者一般認為出於他人手筆。但就文章本身來講，是一篇思想性極強、文學性極佳的作品，且與屈原孤高耿介的性格以及人生遭際頗為相符，因此其作品價值仍不容忽視。

杜甫在《卜居》頸聯「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又化用了《楚辭·卜居》中的名句：「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王逸註：「隨眾卑高，身免憂患。」因此詩中「蜻蜓」、「鸂鶒」當比喻隨波逐流，苟且偷生之輩。當今世道渾濁，又逢兵亂，杜甫也面臨著人生的選擇，究竟是向現實妥協，還是繼續堅持自己的人生理念呢？尾聯的理解便顯得至關重要。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前人對尾聯曾有過很多誤解，一說杜甫想去拜會謫官台州的鄭虔；一說杜甫受到裴冕輕慢，意欲離開成都。這些說法荒誕不經，已被仇兆鰲一一反駁，本文不再贅述。那麼這一聯究竟應當如何理解呢？黃生註：「此故為放言以豁其胸次，非真欲遠行也。其暗用孔明、子猷語，融會入妙。」指出前句典出費禕聘吳，后句典齣子猷訪戴：

【雪夜訪戴】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東晉名士王徽之，字子猷，是王羲之的第五子。杜甫借王子猷率意而為的性情，抒發自己樂觀放達的處世態度。屈原被楚襄王貶放，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不與世俗同流合污，選擇了懷沙自沉。揚雄不願為篡漢逆賊王莽賣命，寧可在家閉門著書，草《太玄》以終老。但凡傑出之士，無不想在有生之年建功立業，施展抱負，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然而個人追求是否能為現實環境所容，卻不是每個人能左右的。

歷史上許多著名的文學家，雖身處不同的時代，他們遠離官場，也有著各自不同的原因，但選擇一種怎樣的生活方式來面對人生的起起浮浮，卻是所有的有氣節的文人需要面對的問題。是採取極端的方式，投水自殺？還是自暴自棄，自甘沉淪，渾渾噩噩度過自己的餘生？還是淡泊名利，發揮自己的興趣愛好，享受平淡而又豐富多彩的人生？

在這些落魄文人中，杜甫跟李白的志趣最為接近。李白被玄宗賜金放還，雲遊天下，寫過一首《夢遊天姥吟留別》（又名《別東魯諸公》），有學者認為該詩暗含與玄宗道別之意，詩的結尾處寫道：「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除了政治追求以外，李白最大的興趣便是「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杜甫早年也有「余時游名山，發軔在遠壑」（《昔游》）的遠大抱負。但杜甫卜居成都后，也許是對幼子夭折深懷愧疚的緣故吧，非常珍惜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光，他經常陪妻子下棋、划船，兩個兒子的教育重任也落在了他的肩上。也正是這種對家庭的責任感，使杜甫不可能像李白活得那般瀟洒，拋下妻兒的牽絆，遊歷五湖四海，遍訪名山大川。何況這時遭逢亂世，兵戈不斷，並不具備長途旅行的安全保障。

詩人的天性是樂觀曠達的，不能因為政治上的失意就整天愁眉苦臉，長吁短嘆。即使杜甫身在朝廷，也難免有官場拘束的苦惱；而今雖隱沒鄉野，反倒有了難得的自由與閑適。因此最後一聯的理解，正如仇兆鰲所說：「此快意語，非愁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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