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對日本的巨大影響及日本的文化再造

因為中國的文明和帝國以不間斷的連續性持續到近代，所以，它們控制了東亞，而西方卻沒有一個國家能控制西方。因而，在東亞，沒有發展起在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后所盛行的那種政治和文化的多樣性。只有遙遠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個例外——在這裡，由於氣候條件的限制，農業是不可能的，因此，游牧民發展起一種獨特的、非中國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

對比之下，在鄰近的越南、朝鮮和日本，卻不存在氣候方面的障礙，因此，農業得以發展，中國文明得到傳播。在這三個國家中，日本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國巨人的支配，因此，在東亞歷史和世界歷史上，起到了相應的更為重要的作用。

日本歷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這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不列顛群島極為相似。然而，日本諸島比不列顛群島更與世隔絕：它們離大陸115英里，而英吉利海峽只有五英里寬。日本人在被美國人打敗之前，僅於13世紀受到蒙古帝國侵略的嚴重威脅。

因此，可以說日本人離大陸非常近，足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得到益處；但又可以說非常遠，可以隨意選擇和拒絕。事實上，日本人對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都異常敏感和警惕。儘管日本人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善借用的民族，但由於所處的與世隔絕的位置，他們較之其他任何人數和發展水平與其大致相等的民族，獨立地發展起一個更大部分是屬於他們自己的文化。

一、中華文明對日本的巨大影響

日本人基本上屬於從東北亞遷移來的蒙古種人的一支。早期的日本由許多氏族組成，每個氏族由世襲的祭司族長統治。將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個鬆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權。其首領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為全民族的神。

6世紀的隋唐起，中國文明大規模傳入日本，這一氏族組織遭到破壞。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與基督教在歐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學者、教師、工匠和僧侶從大陸渡海而來，隨身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而那些遊歷"天朝"的日本人，作為熱情的皈依者，回國后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他們對變革的推動，最終導致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於645年開始，它試圖以中國唐朝為模式，將日本改變成中央集權制國家。按照中國的模式，日本也分成若干省和地區，由從天皇那裡取得權力的總督和地方行政官統治。此外，以天皇名義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分給農戶耕種。新的擁有土地的耕種者需向中央政府納土地稅和勞務稅，前者以稻米的形式支付，後者有時包括服兵役。

施行這些和其他一些變革的目的是加強帝國的權力，而且，他們是在與前氏族組織相比較后才這樣做的。但實際上，日本天皇離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制國家的當然首腦相差甚遠。強有力的世襲貴族強行對這種中國式的、最終將導致其垮台的行政機構做出某些變更。

雖然任命官員可能同中國一樣要通過考試，任人唯賢，但實際上舊貴族仍成功地獲取了顯要地位和權力。同樣，舊貴族還保留著大片土地；而這些土地通常是免稅的，成為國家行政體制外的采邑。

在這期間，藤原家族完善了兩頭政治，即雙重政府體制。他們實際統治國家，擔任行政和軍事的高級職務。而天皇則過著奢侈的隱居生活，既不治理朝政，也不與民眾接觸，他的主要職責是保證世世代代有人繼承，延續不斷。

這種雙重政府體制在中國是沒有先例的，始終以日本的形式保持下來，直到19世紀日本的國門被歐洲人打開為止。

在文化上同樣改變了中國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漢字，但發明了他們自己的書寫體系；

借鑒了儒家學說，但更改了它的道德標準，調整了它的政治學說，以適應他們的社會結構；

在保留其本族的神道教的同時，日本人還接受了佛教，但對之作了修改，以滿足他們自己的精神需要。

以長安為模型，日本人首先在奈良，然後在京都建立了帝國新都。但十分清楚，廟宇、樓閣、神龕和花園都具有日本的特徵。帝國朝廷成為高度發展的文化和藝術活動的中心。

11世紀，紫式部女士在她的著名小說《源氏物語》中，以輕快的筆調描寫了宮廷生活。但這部小說也反映了一個日漸頹廢、完全熱衷於追求美感和肉慾的社會。這種墮落在12世紀中變得更為嚴重，它有助於新的封建時期的到來。那時，政權從帝國朝廷轉入強有力的鄉村武士的手中。

二、日本的封建制度

645年的大化改新所引進的中國的帝國體制，對日本長期有效。但到12世紀時，這種體制被日本的種種封建制度所破壞和取代。一個原因是，各省統治者太喜歡優美的京都，往往將他們的權力和職責授予地方部屬。另一原因是，有勢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團體對土地總是垂涎欲滴，經常用武力強佔土地。

這些傾向使納稅土地的數量減少，意味著擁有耕地的農民的捐稅負擔增加。這導致有地的農民被迫將自己連同土地一起交託給擁有采邑的貴族。這樣，他們可以免稅，並得到保護，但卻因此變成農奴。結果，到12世紀末，納稅土地只是整個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地方權力被新的農村貴族所接管。

與此同時，由於帝國軍隊的瓦解，農村貴族成為居統治地位的軍事力量。大化改新規定所有20歲到60歲的男人服兵役。但這些應徵士兵必須自帶武器和糧食，而且還不免除固定的捐稅負擔。這種做法是行不通的，於739年被廢除。

國家軍事職務通常由軟弱的宮廷貴族擔任，只是掛挂名而已。結果，反對北方邊境蝦夷人的戰爭由農村貴族指揮。他們已成為騎兵武士，其軍事戰鬥力逐漸增強，最後完全超過了帝國軍隊。這時，在這些農村貴族和他們的侍從，即武士之間形成了一種封建關係。這種關係以理想化的道德即"武士道"為基礎——武士在法律和禮儀上享有特權，但反過來必須絕對效忠於他們的封建領主。

到12世紀末，日本已由相互競爭的各封建領主集團控制。一段時期內，藤原氏通過利用他們所具有的力量幫助一方或另一方，還能維持勢力均衡。最後，源賴朝在這些封建領主中獲勝。1192年，天皇任命他為"征夷大將軍"（征服蠻族大元帥），並有權指定他的繼承人。

作為大將軍，賴朝是全軍的總司令，負責王朝的內外防禦。賴朝定鎌倉為大本營，以天皇的名義控制全國；天皇則繼續留在京都，過著隱居生活。正是在鎌倉幕府時期，蒙古人分別於1274年和1281年兩度入侵日本。兩次入侵，蒙古人都登上了日本領土，但均遭到日本人的頑強抵抗，后被大風暴擊潰。日本人認為，是神的干預解救了他們，故稱這些風暴為"神風"。

1333年，主要由於朝廷的陰謀詭計以及武士階層中不斷增長的不滿，鎌倉幕府滅亡。這時，足利尊氏獲得"征夷大將軍"的稱號，但他們的權力始終只限於京都及其近郊。在日本其他地區，地方封建主為控制儘可能多的土地而你爭我奪。結果，是大地主即"大名"的興起。16世紀初，這樣的大名有幾百個，他們都企圖獲得統治全日本的霸權。

三、日本的後撤與孤立

大名控制時期，經濟迅速發展，對日本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除手工業之外，農業也取得了重大的技術進步，國家某些地區的畝產量明顯地增加了一倍，甚至兩倍。生產率的提高使貿易更加繁榮，使物物交換轉變成貨幣經濟。15、16世紀，在各戰略要道、沿海港口或主要寺廟所在地，城鎮逐漸形成。

在這些城鎮中出現了日本的行會即"座"，它們同西方的行會一樣，企圖得到某些貨物的生產或運輸的壟斷權，得到從事某種貿易或職業的壟斷權。他們向地方當局繳納酬金，以此獲得這些壟斷權，從而為行會成員爭得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社會地位。

日本經濟生產率的提高加快了內外貿易的進行。早在12世紀，富有進取心的日本人就已開始大膽地渡海到朝鮮和中國，為貿易和海上掠奪作準備。他們漸漸擴大了活動範圍，到15世紀後期，這些海盜兼商人已活躍於整個東南亞。富有的日本移民和士兵也分佈各地，尤其是分佈在中南半島、暹羅和菲律賓。

如早些時候在西方類似的環境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日本社會經濟的發展開始消弱日本的封建制度。如果這一趨無間斷地繼續發展下去，日本很可能步西歐之後塵，發展成為近代擁有海外帝國的、統一的民族國。但是，日本未能如此，而是撤回到與外界隔離的境地之中。

其主要原因似乎是西方強國對東南亞和東亞海域的入侵。它阻止了日本擴張主義的自然進程。如果西方人沒有出現，日本人很可能在台灣和東南亞各地區獲得立足點。然而這時，西方海上軍事技術的明顯優勢以及西方傳教士在日本各島上的驚人作用，使日本人感到驚恐。為此，17世紀初，德川幕府採取鎖國政策，使日本撤回到幾乎完全與世隔離的境地之中。

鎖國政策規定，所有傳教士必須離開日本，其信徒必須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結果，所有外國人不得不離開日本，只有少數中國人和荷蘭人例外，他們獲准在有限制的條件下，在九州島上的長崎港經商。另外，鎖國政策禁止日本國民出國，違者處以死刑。這樣，日本開始了兩個多世紀的閉關自守。

最終結果，日本沒有成為近代擴張主義的民族國；相反，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的"圍牆"，擋住了外界的影響，保護了日本的封建制度。日本同中國一樣，付出的代價是社會制度變得陳腐、僵化。

不過，兩國之間存在著根本差別：日本並不像中國，沒有形成極強大的、堅如磐石的帝國結構，德川幕府只是彌補了裂痕，因此，19世紀西方入侵時，與中國不同，日本能作出積極的、有創造性的反應，像當年快速吸納中華文明一樣，現在又快速地擁抱西方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