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高考減招」

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 作者：□本社記者 李張光

專家認為，高考「減招」風波背後，是政策出台缺乏與民眾互動溝通，導致對政策的誤讀。而人們對教育公平的敏感，則是直接原因。

日前，教育部、國家發改委發布的《2016年部分地區跨省生源計劃調控方案（簡稱方案）》在江蘇、湖北、河北等地掀起波瀾，多地群眾前往政府部門集體表達訴求，並質疑政府的調控行為。

這份高考招生指標調控方案顯示，江蘇、湖北等12個省份將向中西部10個省份調出16萬個生源計劃。其中又以湖北、江蘇調出指標最多，分別調出4萬個和3.8萬個。

人們普遍把高考招生指標調控看作是「切蛋糕」，認為這將導致本省的招生名額減少，「把招生指標給別的省份了，就等於把孩子上大學的機會給了別人。」江蘇市民何雷向記者表達了自己的擔憂。

5月11日，何雷跟隨人群前往江蘇省政府門口高喊「教育公平」，並在微博上通過圖片「直播」現場情況。

湖北市民方文軍，在5月13日看到微信群里類似「湖北的糧、水、電都調走了，現在連孩子上學的希望也要調走了」的信息后，也加入了前往當地教育部門表達訴求的人群。

而在這場「減招」風波中，許多學生家長同何雷、方文軍一樣，對「減招」表達了自己樸素的理解，「指標調走後，孩子高考更加難了。」對於「減招」背後複雜的高考指標調配機制，他們卻並不了解。

多位專家則表示，政策出台缺乏與民眾的互動溝通，調控指標的依據缺乏說服力，導致對政策的誤讀。人們對教育公平的敏感，則是導致出現「減招」風波的重要原因。

「減招」真相

「減招」風波發生后，江蘇、湖北教育廳第一時間回應公眾質疑，「指標調出將不會影響本省高考錄取率，並保證省內高校不縮減招生計劃。」

在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郭華看來，出現這種尷尬的局面，有點兒意外，但他表示可以理解。

郭華告訴記者，長期以來，「分省配額招生」是政府主導下大學招生的一種方式，每年的高考之前，各高校在國家批准的年度招生規模內製定自己的招生計劃，然後彙報教育部，教育部再統一分送到各省。

在這一過程中，國家會綜合各方面情況，對教育落後地區實行「補償性」政策支持，即通過政策傾斜性調控高考招生指標，將高等教育資源發達地區的招生名額，調控給高等教育資源短缺的地區。

東部支持西部，發達地區支持落後地區，在國家平衡東西部發展過程中，這些政策在我國顯得極為平常，「這是由歷史、自然條件等原因造成的，教育領域也不例外。」

但涉及教育卻讓人們感到焦慮，「高考是調節我國人才流通的關鍵通道，涉及教育公平，在整體教育公平沒有得到很好保證的情況下，人們對此自然會格外敏感，但自媒體在當中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郭華在解讀方案一經公布就引發一些地區民眾反彈的原因時說。

「這種調控指標方案一直都有，只是今年才公開。」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因為以往一直被認為調控有暗箱操作，今年國家將調控計劃結果公開了。

郭華注意到，這一項計劃早在2008年就開始實施了，之後逐年擴大。當時的教育部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啟動實施支援中西部地區招生協作計劃，即在東部地區高校安排專門招生名額面向中西部地區招生，到2014年時，協作計劃達20萬人。

「去年，還增加了一個農村專項計劃，要求教育部直屬高校，每個學校拿出招生計劃的2%，定向到相關貧困地區、縣及以下的中學去招生。」郭華說。

除此之外，增加高等教育資源匱乏地區的招生指標一直是指標調控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部屬高校作為重點院校在所在地降低招生比例也是不爭的事實，而且這些部屬高校以在經濟發達地區為主。

此前，在招生過程中，各地方中央部屬院校對所在地生源都會給予傾斜，在2000年前後，部屬高校在所在地招生的平均比例達到43%，「地方化」趨勢嚴重。

此後幾年，教育部要求中央部屬高校降低屬地招生比例。如在2008年，就要求將這一比例控制在30%以內；2009年實施的「中央部門高校區域協調計劃」，則要求中央部屬高校繼續降低所在地招生計劃比例。

教育部要求，新增的及從所在地調出的招生指標，一律投向中西部等高教資源更稀缺的生源大省。2011年，部屬高校在所在地招生的平均比例降至25%。

對於方案中提到的調控，教育部在回應公眾的質疑時表示，指標調出省份，以不降低各支援省份的高考錄取率、本科錄取率為基本前提。

其實，從公開的數據來看，各支援省份近年來的高考錄取率、本科錄取率均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並逐年提高。如2013到2015年，江蘇省的高考錄取率從85.8%提高到88.8%，湖北省的高考錄取率從80.4%提高到87.0%。

儲朝暉也告訴記者，這12個調出省份有一個共性特點，即高校比較多，但本省的生源不夠，過去歷年都需要進行跨省招生，否則要麼生源不夠，要麼生源質量不好，所以在外省招生是必然現象。而今年公布的調控數據實際上也延續了過去的調控狀況。

生源難題

在郭華看來，在現有的高校招生體制下，高考招生指標調出省份其實還面臨著招生難的壓力，這導致地方高校努力爭取更多的招生計劃。

但現實情況是，高考參加人數在逐年降低。「學校招不到學生，直接會影響學校的生存。」郭華說。

公開數據顯示，2015年的高考報名人數與2008年相比，已經減少了100多萬。

而從更大的方面來看，和1997年相比，目前全國在校中小學生已經減少了三分之一。1997年，全國小學一年級入學新生人數是2500萬人，2004年這個數字是1700萬人左右，2014年大概是1600多萬。也就是說，從2004年到2014年，小學新生人數均沒有增加，並且相比1997年整體減少了800萬。

「這意味著2016年以後的10年，高考報名人數不會有很大的增長。」郭華說。

據公開數據顯示，湖北和江蘇兩省2016年高考報名人數均出現下降，分別較上年減少7000人和3.25萬人。

而此次江蘇調出的指標中，僅有9000個指標為本科，2.9萬個指標則為專科。

在這次「減招」風波中，家長們更是對本屬於省內的本科指標調出表示質疑，郭華表示，「家長都希望以二本的成績上一本，但是學校可不這麼想，他們要考慮生源的質量。」

而在這次12個指標調出的省份中，江蘇的高校最多，有162所，排名全國第一，其中有10所部屬高校；湖北有123所高校，排名全國第六，其中有8所部屬高校。屬於教育資源豐富、高考壓力較低的省份。

需要關注的是，在生源減少的大背景下，專科報考意願低、民辦高校收費高等因素，令部分高校的生源危機「雪上加霜」。

「部分省份的三本和專科的報到率很低，甚至包括一些一本和二本的院校，大量考生都不去報到。」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告訴記者。

近年來，高職院校生源不足的現象逐漸顯露出來，公開資料顯示，一般院校的報到率都在90%左右，個別院校的報到率甚至在70%以下。

「去年我省有2萬多的專科計劃沒有完成，很多考生不願意去讀專科，有些專科學校一年只招收了200多名學生，怎麼辦？只能跨省從高校少的中西部地區招收學生。」湖北教育廳發展規劃處相關人員表示。記者了解到，湖北省內民辦院校也正面臨在省內招不滿的情況。

另一種現象也是導致招生不足的原因。2012年河南高考的理論錄取率可以達86%，但最終實際的錄取率是70%多，大約減少了10%。因為有大量被錄取的考生，最後沒有選擇上大學。2012年河南的招生計劃是69萬人，但最後大約只完成了55萬人，有14萬的招生計劃沒有完成。

作為曾經是全國高考錄取比例最低的地區，近年來，河南已連續3年未完成高招計劃，2012年有超過14萬招生計劃數未完成，2013年有7萬招生計劃數未完成，2014年也有近7萬招生計劃數未完成。

而湖北、河北等省份在2016年更是直接取消第三批本科專業錄取計劃，直接將二本、三本合併。

公平之爭

高考招生指標調控，本質是「教育資源要向中西部和廣大農村地區傾斜，提升中西部地區教育水平」，但為何這一政策會遭遇如此激烈的反應？

江蘇的一位學生家長調侃稱，「在西藏買房投資，讓孩子在發達地區接受教育，然後去西部地區參加考試。」

現實中，這種情況確實存在，被人們稱為「高考移民」。

32歲的卓瑪是青海西寧人，她記得，當年上學的時候班上就有「高考移民」，在西寧人眼裡，他們是「回寧生」。這些人長期在內地接受教育，高中階段到西寧上學，「我們班上的成績差距不是很大，但是他們每次考試都比我們高出好幾十分。」卓瑪回憶道。

在新疆，近5年就查處高考移民600餘人，其中絕大部分已經被取消在新疆參加高考資格、高考成績和錄取資格。

有人甚至因此擔心，「補償性」政策會讓一些人鑽空子，繼而將壓力轉移給指標調出省份的社會底層民眾。

但郭華表示，一些中產家庭的孩子在政策的漏洞下，進行「高考移民」，但只是特例而已。不應因特例而否定補償性政策，它還是可以解決一些更普遍的問題。「大多數落後地區在國家發展中是做出了貢獻的，而後又被國家發展落下，進行事後反哺是應該的。」

儲朝暉對此認為，高校招生指標向貧困地區傾斜是在現有招生體制下更好地實現教育公平的手段之一，各地指標的增減考慮到各地高校生源餘缺及基礎教育發展狀態，實質上是為了不同地區居民獲得更加均等的教育機會，從過去幾年實施情況看，總體效果是積極的。

儲朝暉認為，這主要是高考招生制度的問題。他建議建立以學生成長發展為本的自主、專業、公正、透明的高考招生制度。

郭華則認為，今天的教育體制需要進行反思和調整，「不能站在一個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上喊教育公平。」對於招生計劃指標的調控，他認為，根本方法是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加大對教育資源落後地區基礎教育的扶持力度，「因為基礎教育的差距，貧困落後的偏遠地區的孩子早已經被擋在高等教育的大門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