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青少年缺了什麼？

當今這一代青少年有了智能手機和社交網路，卻失去了成長過程中的冒險自由，難怪有這麼多孩子出現精神健康問題。

儘管他們對具體日期存在分歧，但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青少年」作為一個概念是在20世紀中葉某個時候發明的。之前它是兒童和成年人之間的一個無人研究的階段，在幾十年前獲得了一個名稱與定義，但每隔幾代人，我們仍需要重新認識這一緊張的人生階段及其情緒動蕩。

所以不久前的一則新聞應當引起我們的關註：每4個14歲的女孩（及每10個同齡男孩）中就有一個孩子有抑鬱症的癥狀。人們也許很容易忽視如今青少年的種種情緒，輕描淡寫地認為我們都經歷過這些。但隨著青少年的成長轉移到了互聯網上，年輕人焦慮的源頭似乎發生了根本改變。

那些最糟糕的個案有著嚴重的現實後果。有位議員告訴我，有一家人曾來拜訪他，希望得到他的幫助，他們不僅想離開當地的學校，還想徹底離開倫敦。他們的13歲女兒從事性愛撫行為的畫面被傳得沸沸揚揚，使他們所在的地段變成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

被這樣的事情包圍著、被密切關注著，青春期重要的「尋找自我」過程會發生什麼？沒有一連串的叛逆行為，由於個人喜好和性格而受到接受或忽視，青少年時期似乎變成了一場強制性的表演、一種高空走鋼絲般的風險行為。

難怪這些抑鬱的青少年有些怯場。一項關於智能手機一代的研究表明，他們甚至不願花時間跟朋友們相處。因為他們羞於外出，他們「在生理上更安全了，但心理上卻更脆弱了」。

我記得自己在上世紀80年代做過的大部分事情，但值得欣慰的是別人幾乎不會記得，這不僅是因為當年我和朋友們把半干仙山露(Cinzano Bianco)、馬利寶(Malibu)和皇冠伏特加(Smirnoff)令人作嘔的混合物帶上了夜班公車。別人都不在乎。照片也寥寥無幾。

這種醉酒的「學徒經歷」並不像在後台走訪滾石樂隊(Rolling Stones)那樣讓人大開眼界——我們最嚴重的「犯罪」可能還包括眼線和髮膠。

但這些嘗試，尤其是有男孩們參與過的那些，都是必要的，而我們犯的錯，儘管都被強烈感覺到，但本質上都是私下的大戲。

如今卻不是這樣，每一點成就和不幸都會被記錄和分享。如果每一個體驗的重要性都被放大，那麼在你自己準備好辨別形象與現實之前早就被別人下了定義。

「青少年的生活更公開了，」教育支持網路Civitas的學校總監賈斯汀•布萊恩(Justine Brian)認為：「他們距離受到別人的貶損，永遠只差Snapchat的一張照片，或者Facebook的一個帖子。

」她和我在給幾所中學的一場辯論賽當評委時，都產生了不尋常的挫敗感。這場辯論賽的焦點問題理應是關於假新聞，結果它引發了青少年們傾吐他們對於管理自身在線角色的焦慮。

我們倆怎麼都無法引導這些高中生回到正題上——按照布萊恩的說法，他們糾結於一個觀念而不可自拔，「認為在自己16歲時，可能會在網上遭遇一些可怕的事情，由此毀了自己的餘生。」

如果一個「亦敵亦友」的傢伙散布謊言該怎麼辦？如果一張Instagram的照片被「盜」，被用作一篇關於未成年人濫交的文章的配圖，因此毀了發布者的名聲，又該如何是好？這是發生在一名辯手朋友身上的真事——這件軼事牽動了聽眾的心弦。

我們這些年長的評委承認，我們年輕時的冒失行為躲開了家人、教師及未來的熟人們的視線。在成長過程中沒有這種冒險的自由，應該被視為一種真正的剝奪，即使對於那些外表能言善辯又自信滿滿的青少年來說也是一樣。

不久前有一份報告是政府資助的一系列縱向研究的一部分，它顯示了父母們不善於分辨現實狀況：他們高估了兒子們感到的抑鬱和焦慮，同時嚴重低估了女兒們承受的痛苦。另一項研究表明，在處理孩子們的精神健康問題時，教師也覺得能力有限。

矛盾的是，苦惱的孩子們最有可能向在線諮詢服務Childline尋求幫助與支持。證據似乎表明，與其讓青少年們和互聯網斷絕，強制他們戒掉智能手機，不如幫助他們培養數字技能和情緒彈性。

沒錯，近年學校轉變了它們對關懷角色的態度。以往它們讓孩子們自主沉浮，現在學校有了冥想課和心理輔導師。然而，對於引發道德恐慌的恐懼絕不能蒙蔽我們的雙眼：一些年輕人真的深陷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