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土文獻深化《漢書·藝文志》研究

《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史志目錄。記者近日了解到，在新出土文獻及相關研究的助益下，《漢志》研究不斷深入，同時學界對如何評價和使用《漢志》進行了更多反思。

聚焦劉向校書與古文獻流變

西漢劉向遍校群書，撰成《別錄》，其子劉歆據此節錄為《七略》，東漢班固又節錄《七略》編訂為《漢書》的《藝文志》。「今日所見先秦西漢古籍，絕大多數均以劉向校本為祖本，所以先秦文本在劉向整理前後的變化程度，直接決定了我們對先秦學術和思想的認識與其原始面貌有多大的偏差。」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徐建委對記者說。

徐建委致力於研究《漢志》十餘年。他認為，目前《漢志》研究的重大問題就是如何看待劉向校書與古文獻流變的關係。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主任柯馬丁執筆撰寫過《劍橋中國文學史》第一章「先秦西漢文學」。9月1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舉辦的講座上，柯馬丁強調，應該對中國古代文本研究的方法論展開辨析。在他看來，文本本身就是研究的對象，至於文本中所提供的思想與歷史信息，則是另外的問題。

浙江大學教授崔富章指導懷化學院副教授尹海江完成了研究《漢志》的博士論文，對《六藝略》研究資料和成果進行了較完備的整理和編纂。尹海江認為，《漢志》的編次反映了當時的學術等級，有著較為鮮明的價值取向，也體現了作者「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學術思想。

改變對《漢志》的誤讀

《漢志》著錄古書約600部、13000卷，而近年來陸續發現的新出土簡帛文獻中，許多看起來都是《漢志》未曾著錄的，有些甚至可能是劉向等漢代學者都未曾見過的古書，而即使是《漢志》著錄的古書，出土文本與傳世文本也存在很大差異。面對新出土文獻，怎麼讀《漢志》，如何看待《漢志》的價值，在研究中如何使用《漢志》，成為擺在海內外每位研究中國古典文獻、先秦思想史的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漢志》我讀過很多遍，真正讀出點味道，還是靠了簡帛研究。簡帛研究讓我多了一隻眼。」北京大學教授李零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的專著《蘭台萬卷》，是研讀《漢志》的新成果。

在徐建委看來，《漢志》書目的實質，有兩點尤為關鍵。其一，它記錄了西漢末年有哪些文獻的文本形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而非西漢末年曾有哪些書流傳。其二，《漢志》更接近於一部「類目」，而非「書目」，即它雖然不是當時所有文獻的記錄，但卻可以反映當時世傳文獻的主體類型。由於前人對這兩個方面未加留意或重視不足，故對《漢志》頗多誤讀之處。

徐建委向記者介紹，反觀學術史、文學史、思想史諸領域我們會發現，迄今為止周秦漢相關問題的研究多在《漢志》框架內展開，即便近幾十年來大量出土文獻面世，依然未改變《漢志》模式的主導地位。「然而，致命的問題是，在沒有充分考慮上述兩方面的情況下，就將《漢志》的書目結構默認為周秦漢學術和文獻的基礎背景，這雖是對《漢志》書目性質『輕微的誤讀』，卻使得我們對周秦漢文獻的認識，以及對其處理方式發生了『比較嚴重的偏差』。」

兩個維度推進《漢志》研究

研究《漢志》有不同的學術路徑，歷代學者從文獻史、學術史、思想史等角度展開了研究。當前要繼續推進《漢志》研究，必須梳理和反思已有研究成果。近些年學界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進展，既有嘗試全面梳理的，如揚州大學教授傅榮賢此前對《漢志》研究源流的系統考訂，也有推進個案研究的，如華中師範大學教授戴建業對張舜徽先生《漢志》研究展開的知識考古。

對於如何深化《漢志》研究，尹海江提出，首先，要加強全面系統的整理和發掘，王應麟、鄭樵、姚振宗以來歷代學者對《漢志》研究頗多，但對這些著述作系統整理和深入發掘的研究還很薄弱。目前還缺少一部廣羅眾說、準確翔實、體例完善、方便實用的真正集《漢志》研究之大成的專著。其次，加強對《漢志》的學術價值和意義的研究。《漢志》的學術精髓，在於它對經學崇高地位的真實反映和堅定捍衛。再次，就《漢志》學術史角度而言，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如各個歷史時期《漢志》研究的狀況、著述的特徵、取得的成果、產生的影響等問題。

而在徐建委看來，今後《漢志》研究的推進應有兩個維度：「一是從總體上把握兩漢之際古籍流變的大勢，這樣才能清楚地認知傳世文本，也更能有效地判斷出土文獻的價值。同時，對於此大勢的判斷，還應明晰在不同的文本層面，哪一層面的文本可作為先秦文獻看待，哪一層面的文本只能作為西漢文本來看待。二是在明晰大勢的前提下，重新對傳世文獻作研究，考辨清楚每一部文獻的變遷線索。」

記者 曾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