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難道真是大明文官的一場陰謀？

文以載道，文字是記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歷史的最好方式。這個「文」字，是天地萬物的信息產生出來的現象、紋路、軌跡，描繪出了陰陽二氣在事物中的運行軌跡和原理。

所以，從一個文化能看出一個民族的性格與素質，從一個文化也能看出一個國家的歷史與淵源。

文人作為文化傳承的記錄者與弘揚者，其使命是重大的，但是文人性格懦弱，有些還貪生怕死，難保在記錄歷史、傳承文明方面沒有胡說八道或者篡改的嫌疑。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有人精闢地形容人們生存於世的最簡單最主要的一個目的，那就是「利」。俗話說得好嘛，無利不起早。人人都會講究利義，只不過就像先賢所說：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

君子不言利的主張不是孔子說的，而是孟子提出來的。「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這說明孔子很少言利，但對它並非不置一詞。後人程子就建議道「君子未嘗不欲利」，只不過「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唯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

確實，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文人自然也可以講利，但獲得利的方式、渠道一定是正道的。

當然，聖賢畢竟是少數，按聖人的標準去要求每個文人絕對是不可能的，因而現實中的文人也就形形色色了。自古以來，文人的角色都不好充當，或許只有北宋一朝對文人來說是一個好的時代，那時候的作家詩人是幸福的。

而到了元末明初，文人迎來了歷史上最為糟糕的開始，明太祖朱元璋及後來繼承者的鐵血手段，不僅震懾住官員，也令文人士大夫慌慌不可終日。

況且，明朝開國靠的是一幫草莽英雄和武將軍人起家的，文人的地位在朝中是可想而知的。

於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成為了大明王朝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勢力強弱變化的轉折點，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土木堡之變。

這場戰役發生於明朝第六個皇帝英宗第一次執政的末年，英宗朱祁鎮的一生也算是富有傳奇色彩，御駕親征過，也當過俘虜，還兩次做皇帝，真是賺大了。

土木堡之變是一場關係明朝生死存亡之戰，也是關係英宗皇位沉浮的之戰，更是大明朝的文官集團與武將集團誰執政的之戰。

不管怎麼解釋，這場戰役之後，明廷格局大變，文人官員開始走向前台，武將成為邊緣化人群。

當時為了北征瓦刺，二十來歲的英宗朱祁鎮意氣風發，在太監王振的鼓動下，決定率領大軍親征。

大軍號稱五十萬人，除皇帝小朱同志，以及太監王振外，還有眾多官員一併隨從，浩浩蕩蕩向北挺進。

而瓦刺軍隊據說只有幾萬人，就是幾個打一個也是必勝之仗，誰料最終結局竟然出人意料，幾十萬明軍被圍困在土木堡里，敗得是一塌糊塗，連皇帝都被人家俘虜了。

為什麼明軍會這麼不堪一擊？為什麼仗會敗得這麼完美？

史書把責任一來歸結為太監王振，為顯擺讓大軍走遠路去老家耽誤了時間；二來歸結為英宗不懂軍事，不會領兵打仗；三來歸結為時間倉促，糾集起來的二十多萬大軍是烏合之眾。

事實真的如此嗎？

筆者並不認同，首先說王振這傢伙，可惡歸可惡，即便他讓軍隊跑了不少冤枉路，這也不至於慘敗；再說領兵指揮，就算英宗不懂軍事，不會指揮，可別忘記了跟去的眾官員中武將佔了多數，包括後來逃回去的大將石亨，還有兵部尚書，以及英國公張輔。

你能說兵部尚書不懂軍事嗎？尤其是英國公更是個響噹噹的人物，曾經打過多次大仗，從無敗績，只不過這一次卻命喪瓦刺。

再說軍隊，連明朝當時最牛氣的皇帝衛隊神機營都去了，加上羽林軍，再怎麼著，二十多萬人不至於被區區幾萬蒙古兵打得這麼慘吧。

問題到底出在了什麼地方？

有人猜測，關鍵問題可能在於明朝的文官集團的一場權力大陰謀，一是後方供應不及時，二是戰役附近的幾個城池駐軍竟然沒有援助。再加上天降大雨，環境不太好。

天時，地利，人和，均不順利，這也就註定了土木堡之變的發生。

明朝的文人形象一直不太好，多是些清流之徒，喜歡自視清高、沽名釣利，難怪崇禎完蛋時，咬牙切齒地說：「大明朝文官個個該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