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侯如何治國，令魏國一度稱雄！

魏國是戰國時期第一個崛起的大國。這與開國國君魏文侯啟用李克（一般認為李克即李悝）變法有關，與他善於識人用人有關。

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請教國相的人選：「先生總是告訴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魏成與翟璜這兩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適擔任國相呢？」李克沒有說具體人選，只談了談自己對識人的看法：「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也就是說，要細緻地觀察他的行為：居常看他親近誰，富貴看他結交誰，顯赫看他保薦誰，困頓時看他何事不為，貧窮時看他何利不取！李克說，憑這五條您就足以確定國相人選了，何必徵求我的意見呢！魏文侯大喜，說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選誰做國相了。李克的這一套識人術在春秋戰國時代不乏類似表述，後代也流衍甚廣。其核心思想一是行勝於言，二是人以群分。

剛出門，李克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問，聽說今天國君就選相一事徵求您的意見，結果是誰啊？李克說，我猜測國君會選擇魏成。翟璜唰地變了臉，憤憤不平地說：我哪一點比不上魏成？

魏成、翟璜的差別在哪裡呢？魏成把自己的絕大部分俸祿都用來搜羅人才，向國君推薦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這三個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門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在孔子最優秀的學生中，他以「文學」見長。有人甚至認為《論語》的編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門人之手。子夏在魏國講學授業，創立了一個「西河學派」，其中不乏經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習儒術，大約就受到子夏等人的影響。魏文侯師從子夏學習經藝，向隱居不仕的段干木請教治國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貢（即孔子愛徒端木賜）的入室弟子田子方為客卿，引起當時諸侯的震動，「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

翟璜也向國君推薦了許多優秀幹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將吳起，治理鄴地的能臣西門豹，攻打下中山國的大將樂羊，包括擔任中山守將的李克，乃至太子的師傅屈侯鮒等。這些人都是傑出的文臣武將，各有所長！於是，我們就發現，魏文侯治國用了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優勢——儒家自律比較嚴，同時還有戰略上的開闊視野，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是帝王之師，「坐而論道者也」。而李克、吳起、西門豹在不同崗位上各司其責，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據李克的說法，魏成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師；你翟璜推薦的人，國君以之為臣。你識人的眼界，還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認同了李克的說法，為先前的失態向李克道歉。

治國理政，需要各種人才。李克認為國君不僅需要各行各業的幹才，更需要的是能夠幫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導者。下面這兩則故事可以說明這一點。

有一次，魏文侯與田子方在一起吃飯，欣賞音樂。魏文侯說，鐘聲不對稱啊，左邊的聲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沒有吱聲。魏文侯迷惑地問，你笑什麼？難道不是這樣嗎？田子方說：「臣聽說，為君者致力於辨官，不著意辨音。如今主公著意辨音，臣擔心會忽略對官員的識辨啊。」田子方的意思是說，為君之道，無非用人任事，國君關注的重點當在用人當否，不宜對臣下的具體工作，作即興式品頭論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貢的高足啊，深諳領導藝術。

還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擊（約前432年~前396年）路遇田子方，下車伏謁施禮。田子方並沒有還禮。魏擊很不高興，沖著田子方大聲嚷道：「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是富貴者值得高傲呢，還是貧賤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靜地回應道，當然是貧賤者可以，富貴者不能。諸侯傲慢失其國，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國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獲得就沒有那麼容易了。我貧賤之人，言不聽，計不從，拔腿就走，到哪裡去不是貧賤呢！

田子方教導太子的道理髮人深省。有擔當、有事業、對未來有期待的領袖人物，應該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馬光《稽古錄》卷十六《歷年圖序》，相當於《資治通鑒》的一個大綱。他在文中論及五種不同的人君：創業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現危機謂之陵夷）之君、中興之君、亂亡之君。這些人君的差別不全是因為才能有高下，更取決於其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異。司馬光認為，同樣是中等才能，能夠自我約束，即可守住家業不墜，是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會出現衰敗的危機，是為陵夷之君。領導首先要學會管理自己，說話，處事，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業。

總之，魏文侯治國理政，不僅有成就，而且有經驗。這些經驗構成了中國古代明君治國的微型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