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者，趨向之、到達之、徹盡之之義。「知」有兩義：義理之知與良知之知。莊子曰：「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莊子·內篇·齊物論》）「懷之」者，良知也，仁德也，「性之」也；「辯之」者，義理也，學術也，「反之」也。「懷之」在宋明儒中，以陸、王為代表；「辯之」在宋明儒中，以程（主要指程頤）、朱為代表。

1.義理之學

「義理」一詞，此處取其廣義，百家學問、各類知識、邏輯思辨、詞章考據、禮儀制度、人情事理、修證涵養、律法文教等皆是。朱子所解「致知」之「知」即指此類知識。此類知識又因其認知對象不同，而分為三類：對自然界的認知，發展為自然科學；對社會領域的認知，發展為社會科學；對自身的認知，發展為生命科學。三類科學因為認知對象不同，故認知方式也有差異：自然科學首重實驗與數學演算；社會科學要點在於經驗總結與調查歸納；生命科學最為強調直覺智慧和實踐體證（修行、修鍊、修養）。以朱子為代表的義理學系（史稱「理學」），其對義理（廣義）的重視程度和提倡力度，皆遠超前賢。

儒家之學統起自三代聖君仁王，內而聖，外而王，乃是儒家之綱骨。但上文已明之，不可自內聖，直接推引出外王。內聖之學屬於生命科學，外王之學屬於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主要指社會科學，尤其是指社會科學里的政治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生命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是三類性質迥然不同的學科體系和學思路向，斷然不可相混。

2.傳統學術之盲點

朱子力倡義理（致知）之學，意在成就外王之道，希望以致其義理之知，發明聖賢之道於天下。但朱子之失在於，他始終沒有明白生命科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是三類性質不同的學科體系和學思路向，不可混為一談。如若不能清晰地將此三者判開，必然于思維和言語上產生種種攪擾、窒礙、混亂和彆扭，極易形成三類學科之間相互鉗制、相互阻礙之勢，致使此三類學科體系不能獲得各自的高度獨立與自覺發展。

因此之故，朱子之學表面觀之，涵天蓋地，豐富精深，但其於內聖之道並無實質性的發明與建設，於外王（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亦無真實之貢獻和推動。後世並不能根據朱子之學，以開出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若西方近現代那樣的科學成就；後世也沒有通過朱子之學，更加明徹心性之理，聖賢之道。

北宋五子（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

相反，本來孔孟之道非常平實簡易，三根普被，然經過朱子大費周章地講說辯論，卻徒生出越來越多的攪擾、窒礙、混亂和彆扭。朱熹出，聖賢之道逾晦，心性之理逾暗。讓人聯想到禪宗里有位大師悟道后，由衷地感嘆道：「吾眼本明，因師故瞎。」不僅朱熹（1130—1200）沒有明白生命科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三者之間不可相混，屬於性格殊異之不同系統、不同架構和不同路向，整個儒家、整個中印傳統文化，全部沒有明白此三者之別和各自不共之價值與意義。此為東方傳統學術最大之盲點，並因此盲點而引生出種種之糾結與窒礙。

程朱理學並非全無價值，其於古籍整理、辭章考據、知識彙集，注重講學與教育，總結與反省歷史經驗等方面，成就非常卓著，此豐功偉業，終不可隱。

摘自潘麟導師著作《〈大學〉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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