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 米黃釉五彩玉堂富貴玉壺春

清聖祖康熙皇帝在皇位六十一載，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在位時間最久的帝王。在其統治之下，康熙朝成為清朝前期廓然大變的開創性時代，深刻影響了其後百年的王朝走向。景德鎮窯務在大環境下也得到了帶動與發展，制瓷業的博興使各種熟練的工人再次成長起來，政策上「官搭民燒」的模式也有效地調動了從業者的積極性，使清代官窯步入了一個欣欣向榮的發展時期，後世《飲流齋說瓷》贊曰：「清代彩瓷變化繁跡，幾乎不可方物……硬彩、青花均以康熙為極軌。」

此件玉壺春瓶撇口，短頸，頸以下漸向外闊，至近底處內斂，圈足微外撇。其腹部渾圓大氣，身形挺拔壯碩，予人典雅尊貴之感，有明顯繼承明末玉壺春瓶式的痕迹，線條圓潤敦實，少了一絲秀雅，多了一份雄渾，瓶身通體上米色釉，上釉旋轉痕迹明顯，主體紋飾於米黃色釉上以五彩繪洞石錦雞玉蘭牡丹紋，寓意錦上添花，玉堂富貴，所繪紋飾工細，全部圖案均以墨線描邊，然後在輪廓內填彩。紋飾圖案繁複工整，於錦俏熱鬧之餘，尚有一絲文人畫氣息，靈動鮮活，惹人喜愛，而此瓶之紋飾與釉彩裝飾，則相對特殊，色地加彩在康熙之前的五彩器物中比較少見，明代曾有罐、爐一類以紅綠彩為地的彩繪器，但裝飾手法較為單一，所用顏色也相對簡單，而此件器物則安排了綿密繁複的圖案及畫面，雉雞紋的形象源自中國特有的鳥類紅腹錦雞，其翎羽華麗，色彩鮮艷，因極具裝飾效果，所以古人常以之入畫，又因為其色彩華麗，又有錦繡繁華之意，配合其周邊所繪的竹石牡丹及玉蘭花卉，寓意吉祥，此圖案為康熙朝經典裝飾紋樣，在青花及青花五彩器物中反覆出現，可資參閱的例子也較多，後世有所繼承。在米釉上繪五彩紋飾為康熙朝新創裝飾方法，殊為罕見，即便是康熙本朝器物，也不為多見，因與之相類者寥寥，所以此風格的玉壺春瓶於拍場更是十分稀見，目前已知北京故宮博物院有一件清宮舊藏的米黃釉五彩玉壺春與之風格相同，但紋飾有所差別，高度略高於本件，且瓶底同樣無款。檢閱資料可知，康熙米黃釉地五彩器在市場中的僅此一件，十分珍貴稀有。

這件御瓷在諸多方面顯露出了康熙官窯獨有的藝術表現力與風格特點，在康熙朝官窯彩瓷之中，五彩器物為大宗，這與瓷業技術發展和這一時期國力的興盛不無關係。

康熙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亂后，景德鎮官民窯生產恢復，五彩瓷燒制進入頂峰階段，其紋飾華貴，筆線豪勁，描繪精巧，藝術造詣極高。後人為了將其與粉彩區別，故而分別稱之為軟彩（粉彩）及硬彩（五彩），其時五彩器仍分釉上五彩及青花五彩兩大類，而其中釉上五彩最能顯示和代表康熙五彩的藝術成就，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徵，即是五彩器造型古樸凝重，挺拔有力，款式同於明代但多有創新，彩色的表現力也因釉上藍彩及墨彩，配以燦爛的金彩，極大增強了色彩的表現力和裝飾的華貴與氣派。

在紋飾構圖方面，康熙五彩延續了傳統，大體可分為圖案與寫實兩大類，圖案多採用均齊、散點或對稱的幾何紋做裝飾，以映襯和勾描邊飾為主要用途，寫實構圖則生動自然，描繪精緻，多有以詩文與寫實內容相配合者，更加別緻的是，雖然康熙五彩絕大多數以白色地托彩，但也有極少部分以色地托彩，如除此瓶外，尚可見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米黃釉五彩梅竹紋玉壺春，冬青秞五彩描金花鳥紋花盆、青釉五彩山水人物圖葵口盤等綺麗新奇，殊為別緻。康熙五彩瓷畫有兩個突出標誌，一是它著意並成熟地運用中國化的畫理和畫法來完成意向及造型，使得瓷畫真正成為吻合傳統中國畫理論及審美標準的繪畫。二是它借鑒和參用西法來解決透視關係及空間感，是瓷器繪畫藝術的表現力空前加強，順著這條路徑，其後中國彩瓷的繪畫愈加成熟，因顏料的變換而表現力更強，但此種藝術風的肇始卻全部來自於康熙五彩長時間的探索與新創，及其奠定的雄厚基礎。

五彩瓷器發端自元明之際，經過了明初一段沉寂，至成化及弘治、正德朝漸有起色，而到了明代嘉靖、萬曆朝時期，景德鎮官窯民窯都得到了巨大發展和長足進步，且技術十分發達，只嘉靖皇帝派燒的皇室用瓷達六十萬件，品類極其豐富，計有五彩及青花五彩。以紅、黃、綠、藍、紫五色為主，其紋飾之華麗，色彩之豐富，創一代風氣之先，至明代萬曆朝，五彩小件與嘉靖朝相仿，略有創新，而大器極為繁盛流行，使中國瓷器正式步入色彩妍麗，多姿多彩的世界。這一切治瓷技術的及大發展，為五彩瓷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康熙朝前期，國勢起伏不定，內憂外患不斷，處於內外政治鬥爭漩渦之中的康熙皇帝，先後於康熙八年摒除鰲拜專政；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康熙二十二年統一台灣；康熙二十八年簽《中俄尼布楚條約》等等，嶄露頭角的年輕皇帝表現出了非凡的才華，這件錦上添花，華麗異常的玉堂富貴玉壺春，凝結著那個時代特有的勃勃生機，展現著一個初興的王朝開啟錦繡與繁華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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