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福學派媒介批判論

前言 在法蘭克福學派中，對媒介技術的批判構成了他們的重點。該學派對媒介技術的批判就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出發，對包括媒介技術在內的科學技術進行批判。 本文便是對法蘭克福學派在媒介批判論上的個人理解。

• 1 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本身與政治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科學技術本身就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霍克海默最先指出，「不僅形而上學，而且還有它所批評的科學，皆為意識形態」[1]

在哈貝馬斯看來，意識形態是一個社會合法化的基礎，它賦予某種政治統治、政治權利和政治秩序以合法性。「被表述為技術統治論意識的科學技術本身，在日常的實證思維方式之中已經開始替代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而扮演起意識形態的角色。」[2]

哈貝馬斯用兩句話概括了科學技術在發達工業社會的功能：科學技術是「第一位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即意識形態」。[3]在他看來，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之所以能成為意識形態，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生活日益干預，二是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科學技術的進步破壞了某種政治或經濟利益操縱的情況。這被稱為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化危機，或意識形態危機。在這種危機下，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只能將政治問題轉化為技術問題。[4]

對於技術統治和社會治理，馬爾庫塞提醒人們要警惕技術的非中立特徵，「面對這個社會的極權主義特徵，技術的中立性的傳統概念不再能夠維持。技術本身不能獨立於對它的使用；這種技術社會是一個統治系統，這個系統在技術的概念和結構中已經起著作用。」[5]科學技術和社會操縱整合成一種巨大的力量，侵佔人們保存的私人空間。並且使個人自我深化的多樣化過程在機械的反應狀態下被固定化和單一化。個人只能順服和模仿世界，再不能提出異議。因此技術理性或工具理性是一種單向度的、肯定性的思維方式，技術控制所造成的也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單向度的人和單向度的思想。這種理性或者思維方式已經滲透到社會的總體結構中，操縱了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各個方面，成為取代傳統政治恐怖手段的一種貌似中立卻更加有效的統治或者控制形式。

迅猛發展的科學技術創造出的富裕舒適的生活方式，滿足了那些潛在反抗者的需要，從而促進了人們與現存制度的統一。馬爾庫塞認為，當技術理性以富足和自由的名義結成控制社會的新形式后，它就開始形成了一種「更好的統治」。[6]

【① 在此段中（《傳播技術與傳播理論的範式轉移》，浙江大學出版社，第 169 頁）， 韋路本人基於馬爾庫塞著《工業社會與新左派》進行了一番帶有個人思考性質的描述，但是他並沒有用一種樸實的具有歷史學傳統的思路進行思考，其論述並不完善：首先，他將趨向與現實等同。其次，他的歷史前提沒有論述完整。

在此我需要說明：群體具有被操縱的心理傾向，但同時這個群體（作為一個社會學中的單位）一定具有某種（文化上或者行為上的不可憑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傳統——這是西方現代心理學的基本視野。我認為，若要進行對「科學」本身的批判，就需要先進行對「歷史」本身的批判——在「成見」以及「決定論」的認識上，「歷史」與「科學」具有確鑿的聯繫。這裡不妨強調一下卡爾·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在該書中，雖然不能否認波普爾本人所處的意識形態對立年代對他的影響，但他的基於科學主義的證偽的研究方法確實能夠給人以難得的、信服的、普適的論理。】

• 2 文化工業的批判②

以技術理性為基礎的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通過文化產品的「整齊劃一」的重複生產與消費，「把因循守舊的行為模式當做自然的令人尊敬的合理模式強加給個人」，從而扼殺了人們的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7]

文化產品的複製變得容易；技術模糊了現實與藝術的差別。如阿多諾所言，「生產技術越是密切地和完善地重複經驗的對象，人們今天就是越容易產生錯覺，認為外面的世界是人們在電影中看到的情況的不斷增長。」[8]文化工業產品由於在技術上的可複製性，已經從根本上消除了藝術作品的個人風格。以技術作為後盾的文化產品消除了高層文化中對應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使一切作品淪為商品，泛濫成災。

以流行音樂為例，阿多諾認為商品社會中流行音樂強力推行一律性，已經剝奪了人們使這些音樂帶有他們自己感情的能力。馬爾庫塞進一步指出，作為現代科技產品的大眾傳媒和媒介滲透入人們的內心，消滅了從思想上顛覆和改變現狀的文化——所謂「文化工廠」實際上就是技術理性與消費至上原則相結合的產物——「......隨時隨地都能獲得藝術享受....但在這種藝術的傳播過程中，人們卻成了改造他們塑像的文化機器的零件。」[9]

在這種情況下，人不只是面臨「失去自由」，而且也面臨「失去意義」的危險。③人的生活越是以專門化或技術化的形式出現，就越受到技術理性的意識形態的衝擊。而這種意識形態成功地將實踐、價值和意義等各種複雜問題簡化為技術問題，從而成功地壓制了人們尋求解放的觀念和努力，最終維護了現行政治統治的合法性。[10]

【② 《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3 期中刊載了薛民、方晶剛所著《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理論述評》，此文對「文化工業」理論進行了詳盡的分析。③ 盧卡奇在其《歷史與階級意識》中說明了一種「工廠現象」：「存在著一種不斷向著高度理性發展，逐步地清除工人在特性、人性和個人性格上的傾向」。現代性研究者汪民安在其學術札記《現代性》中，對盧卡奇的的話進行了這般補充：「工人只不過是完成一個固定的機器化的運作，和最終產品並無接觸。而這，使他的勞動可以完全地量化。這種清除了人格的物化生產，終將使人的意識也逐漸物化。」

• 3 電視批判與意義的符號學建構④

對於電視這一代表著歐洲「後現代」意義上的傳播工具，多位學者都對其進行過批判。 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⑤在《娛樂至死》中批判了文化意義上的電視——「掩藏在電視新聞節目超現實外殼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論，這種理論以一種拋其邏輯、理性和秩序的話語為特點」、[11]「所有的事件都是的獨立存在的，被剝奪了與過去、未來或其他任何事件的關聯——連貫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條件也隨之消失了。在沒有語境的環境里，它只能消失。」[12]甚至連歷史學家的卡爾·波普爾也有《電視腐化人心，一如戰爭》這篇訪談錄收錄在其講演錄中。⑥ 布爾迪厄的《關於電視》中提出了對電視——不僅僅作為一種傳播的媒介還是一種影響文化與意識的符號⑦的——新穎的批判。

布氏提出，電視行業的職業眼光和內部循環導致同質化。「電視是一種極少具有獨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13]各種電視的審查以及主持人角色行為的限制，都在行使電視的符號暴力——拒絕自由交流。結論是合乎邏輯的：電視不利於表達思想，必須在「固有思維」的軌道上運作。 電視還具有強有力的煽動性和情緒效果。由於電視所擁有的影像手段遠非其他媒介所能比擬（具體便是視覺效果的獨特的衝擊性），所以電視可以製造「現實」（或者是引導受眾形成感官現實），控制受眾對事件的理解，並達到特定的目標。布爾迪厄用哈貝馬斯的「輿論管理技術」論述了電視可以影響政治家及其決策行為以及司法程序等等。一方面，電視可以將一切事件都政治化，另一方面卻可以把非政治事件政治化——這種雙重功能使得電視成為民主社會的一個危險的暴力符號。

布爾迪厄補充說，「象徵暴力是一種通過施行者與承受者的合謀和默契而施加的一種暴力，通常雙方都意識不到自己是在施行還是承受。」最後，「在後現代的文化中，影像文化的特殊優越地位，構成了電視在新聞場中經濟實力和符號表達力都佔據上風，進而其他媒介構成了一種暴力和壓制，甚至影響到他們的生存。」[14]

【④ 標題受《關於電視》與《媒介建構：流行文化中的大眾媒介》二書啟發。後者中有一段對「意義」的結論很妙，在此摘錄——「人們生活在意義和闡釋的世界里，並被不同的代碼體系組織起來......人類生活在文化中，或者用詹姆斯·凱瑞（1989）的話說文化被生產、保持、修補和傳遞的過程就是傳播（p.23）。生產和傳遞文化就是生產和傳遞現實。人們總是生活在代碼建構的世界里，而代碼使得世界變得有意義。」（p.169）⑤ 筆者在此選用紐約學派的波茲曼是為了使對電視的批判顯得具有普遍性。⑥ 詳見:中信出版社《卡爾·波普爾訪談演講錄》。⑦ 語義與符號學的研究傳統在法國盛行已久。理解布氏的將電視作為一種符號的思想不妨參考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的第四章《言論領域的封閉》中展現了自己豐富的語義學知識——嫻熟地引用了包括羅蘭·巴爾特和維特根斯坦在內的幾位語言/語義學學家的思想和著作。維特根斯坦說，我們生活在詞語編織的一張大網下，當我們使用詞語的時候我們必須先將詞語本身的意味琢磨清楚。在社會中，人是符號的動物，誰控制了詞語，誰就控制了社會的思想。】

• 4 法蘭克福學派媒介批判論新見

（一）法蘭克福學派的思維傳統貫穿了幾乎是整個 20 世紀，同時其研究與批判方向主要集中於社會與文化，「後現代」的產生與其也有很大的關係，那麼在分析其思想意義與總結評價時，便需要結合「現代性」（modernity）中的某些概念。

（二）在《關於電視》中，布爾迪厄批判了電視媒體一味追求收視率與背後的商品效益。這便是商品拜物教。在對「都市文化」（包括媒體文化）的批判中，處於被批判的靶心便是商品拜物教。法蘭克福學派將貨幣與商品拜物教進行批判具有某種本質性。

（三）技術理性的擴張導致人的物化，人不再成為科技的主宰而成為被科技定製的人。科技作為一種手段卻變成了目的。這樣，科技走向了「工具科技」或是「形式科技」，走向了科技的異化。如果對於技術決定論的批判僅僅局限於人本主義角度和歷史決定論批判的續，那麼我們將會失去理解技術決定論所帶來的必然後果之本質——異化。

（四）在第一節中，筆者梳理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科技本身為意識形態」的脈絡，即由意識形態影響社會發展（這恰好是卡爾·馬克思物質決定論體系下的對立面）的可能，延續了馬克斯·韋伯的思辨脈絡——觀念和文化影響著另一種文化和物質。

（五）「整個大眾傳播過程具有一種催眠的特點。」[15]馬爾庫塞的話在匈牙利民主運動領導人米克洛什·哈拉茲蒂那裡產生了迴音。⑧批判視角下的社會觀察結論顯示出了驚人的相似性，對於（媒介）本質認識的追問也成了批判論者一貫的思維方式。大眾傳媒、媒介、媒體的對個體空間的日益的進入將會在「催眠與巫術」中促使批判性思考的誕生和發展。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批判輪即可調和、導向這一思考。在此點意義上，該學派的觀點具有歷史的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