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王叫我來巡山，聽聽三刀侃大山。

作者：黃霸刀

謹借情人節之機，懷念一位逝去的朋友。

王文徑走的時候，朋友們都說，他不應該走，他艱苦奮鬥了幾十年，如今事業有成，家庭幸福，他快退休了，他應該享福了，可是他卻匆匆地走了，留給人們深深的遺憾和惋惜。

王文徑自己也不想走，他手頭的那部關於紫砂壺的專著還沒有寫完，出版單位已經定好，人家在等著他，他怎麼就這樣走了呢，以他的為人，他是不會不講信譽地走的，可他走了，病魔把他拖走了。王文徑不想走，因為他就要抱孫子了，他怎麼能捨得走呢？

王文徑是個風風火火，生龍活虎的強者。黑是黑了一點，瘦是瘦了一點，可他一直精力充沛地活躍在他的工作崗位，活躍在他的朋友們之中。他怎麼可能說走就走呢？

36年前，我們一起寫小說，一起在《福建文學》發表小說，一起談理想談社會談人生談文學。那個時候，他小學沒畢業，在一個農場里當工人，可他寫得一手好小說，他思想先鋒，文筆靈動，甚至有點意識流。他的笑聲很有感染力。在文友們之中，他的生活相對艱難，可他不懂得什麼叫憂愁，你和他在一起，感受到的只有快樂。後來我知道了，他有一位同甘共苦的賢惠的妻子。也許，這是他面對艱難而快樂依舊的的原因之一吧。

突然有一天，寫小說的王文徑成了考古學家，在《文物》上發表文章，和故宮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的專家們交上了朋友，這著實把我嚇了一跳。因為即使是科班出身的專業人員，想在這樣的大刊物上發表文章，想和北京南京那些權威的專家們對等交談，也是很有難度的。出於好奇，我問他，你是怎麼弄上去的？他說，我有創意啊，別人說不出或不敢說的話，我說。比如銅錢，為什麼外圓內方？我說出個道道，自圓其說，讓人不信也得信。說著他就樂呵呵地笑了。

在他笑聲中，我感受到一天才的自信力。王文徑什麼不會幹，什麼不敢幹，什麼干不來？他當過石匠、電工、赤腳醫生、美工，他會修機器、會繪畫、會篆刻、會寫小說，如今又會考古。考古，那可是一個很神秘很專業很有學問的行業。而所有的這一切，王文徑都是在你不知不覺之中，樂呵呵地完成的。

成了考古學家的的王文徑從文化館調到了博物館，還當上了館長。可是他依然是風風火火，不修邊幅，來去匆匆。我在汽車運輸公司工作時，他每次上福州出差，都會到我那裡坐一下，在我的辦公桌上亮一下他的新收穫，或一隻宋代的碗，或一個清代的銅香爐，都散發著剛出士的氣息。他是拿著這些文物到省里找專家鑒定的。

有一天早上，天陰沉沉的像要下樣的樣子，王文徑咚咚咚地走進我的辦公室，一臉燦爛的笑容，一下子把我的辦公室照亮。坐定之後，他把背後的挎包挪到前面，看著我樂。他趕時髦，穿西裝，可他的西裝皺吧吧的，像個剛進城的農民工。而他的挎包永遠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軍挎包。他神秘地對我說，你知道我包里是什麼東西嗎？我搖了搖頭，他的挎包就像魔術師的盒子，沒法猜。他說，是時大彬款紫砂壺，國家一級文物。上北京亞運會向外國朋友展示。我大吃一驚，說，不是要公安局護送嗎？我知道時達彬款三足鼎蓋紫砂壺1987年在漳浦明萬曆戶部尚書盧維禎墓中出土 ，挖掘工作由他主持。他又笑了，笑得很開心，說不怕，我這樣子，誰會注意我？後來到了省城，有關領導立即派兩位公安人員，護送他到北京。

那個時候，他已經是聞名海內外的紫砂壺專家了，還應邀到台灣及新加坡講學，我看過台灣有關方面給他出的海報，很大方很漂亮也很專業，讓人羨慕。但他的生活依然不寬裕。他想在事業上成功，他還想讓家人過得更好，他利用業餘時間做活，補貼家用，有一次，我到漳浦出差，到他家，在門口遇到他，他正用三輪車拖著一個鑲著霓虹燈的大廣告架子。我說，做一個這樣的廣告能掙多少錢？他笑著說，隨他送吧，大家都是朋友。

他把朋友情分看得很重。有一段時間，我常到他家泡茶，他書架上的書，只要我喜歡的，他都說，拿走拿走。他有複本的我就拿，沒有的我不拿。有一次我看到一本書，翻目錄時說了句這書資料性很強，他說，你喜歡就拿走。我說你不是在用嗎？他說我再想辦法弄。走的時候，我假裝忘記，不拿，他卻把書拿在手上，把我送到門口。

朋友要做的事，他有求必以應，且速度驚人，前幾年，海峽社要出一本書，缺一篇稿子，我約他寫，他說好，第二天就寄來《黃道周的天方盤》，十分精彩。26年前，漳浦開藍鼎元討論會，會後要出論文集。他說你也來一篇如何？我說從來沒有干過論文，他說來一篇來一篇，你行。我於是寫了一篇《作為散文家的藍鼎元》，被他收入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藍鼎元研究》一書。當他笑呵呵地把書送到我的手上時，我還有點恍惚，我不相信那裡面有我的東西。

他把工作得很重，很敬業，一輛摩托車，跑遍漳浦山山水水，凡有新發現，不管颳風下雨，不管白天黑夜，他總是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其實，他發現自己病痛已經很長時間了，他卻總是帶病堅持工作，甚至於病重期間，還讓他的孩子載他到單位。工作第一事業第一，王文徑很少想到自己。

有一次，他到我家坐，走後，我妻子說，文徑上樓好像有點喘，我說這個人就是這樣，走得急了吧。他太不把自己的身體當回事，以至朋友們以為他是鐵打的。而他總是把妻子的身體掛在心上，這次發現自己身上的疾病，還是帶妻子上醫院檢查身體時，他的妻子說，你也順便檢查一下吧。這才查出了大毛病。

文徑在漳州住院的時候，我和西北兄去看他，他妻子說他去理療。我便向她了解他的病情，他的病情讓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萬沒想到，當他拄著拐杖出現門口時，居然沖著我樂呵呵地笑，一如以往的見面。他笑我也笑。我說，沒事吧。他說沒事，能挺過去。當時我相信，王文徑能挺過去。

後來，他出院回漳浦，我心裡一直惦記著，有一次給他發了個簡訊，說，最近好些了吧？他給我回了一個字：疼。看到這個字，我的心揪了一下，竟不知如何回復。當年年內，我接到他的簡訊，說，「我恐不久人世，很想再見見幾位大哥。豐豐代筆。」豐豐是他的兒子。

我於是和西北兄到他家去看他。連日來，他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我們去的時候，他是清醒的，還認得我們。他動了一下嘴唇，我聽是叫我的名字，而我握著他冰涼而乾枯的手，卻說不出話來。他的家人說，他要堅持，要過年，要等著抱孫子。其時，他的兒子和身懷六甲的媳婦就站在我們身邊，站在我們身邊的還有他的女兒和女婿！臨別，我對他的妻子說，你要保重。

過了年，王文徑在他的孫子出生的第二天，走了。

王文徑追悼會的那天早上，我和西北兄一起趕去，和他告別。

我們早晨6點半出發，到那裡不到8點。參加追悼會的人很多。天空飄著毛毛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