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流派概述之古希臘法學-繼承古羅馬法的法學

古代希臘是許多人文科學的思想發祥地，在那裡發軔了西方的知識傳統。然而，饒有興味是，在群星燦爛的古代希臘（以雅典為例），相對其輝煌的哲學和文學而言，法學卻極為薄弱。幾乎沒有產生過嚴格意義上的法學家，也沒有產生專門研究法律的法理學著述。甚至在古希臘的文字中，與法理學和法學相對應的辭彙也難以尋覓。這種現象顯然和古希臘作為西方文明發祥地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

古希臘人怠慢法學的原因，深究起來比較複雜。我們知道，古代希臘的政治是城邦政治，公共生活的正義和善具有絕對性和優先性。因此，作為一個理性的人應當竭力思索的首要問題，在古希臘人特別是其哲學家看來，是城邦政治的善和正義，是對城邦福祉的追求。在哲學家的著述中，這種對優良的政體形式和倫理正義的探討屢見不鮮。現代意義上的許多法學命題，往往都是在哲學或倫理學範疇中以哲學和倫理學的話語被討論的。例如，「欠債還錢為什麼是合法的」，也許在希臘哲學家們研究視域里，以「欠債還錢為什麼正義的」這種形式存在著。

在古希臘的一些經典作品中，我們經常也能見到哲學家們關於法律的論述。但是，這種關注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順帶的。比如，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關於討論法治和人治的章節。但是，這並不是在有意識地探討法律，而僅僅是在探討正義的統治形式。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亞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是出現在《政治學》和《倫理學》之中而不是其他。即便是《理想國》的作者柏拉圖，在其提出著名的理念論的同時，也絲毫沒有念頭將這種認為現實世界之外存在著一個完美的理念世界的思想運用到法律之中，從而探討法律背後的本質。總之，在抽象的層次上有意識地探討法律問題，在古代希臘是罕見的。這正如法律史家凱利所正確指出的，「在現代法學理論中佔有相當地位的法律是什麼的問題，幾乎沒有引起希臘思想家們的思考」。

古希臘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也有助於揭示法學薄弱的原因。由於在希臘思想家心目中，城邦生活的善和正義具有絕對的地位，司法和立法往往被貶低為次要的技術和實踐問題，不屬於「真」「善」「美」範疇，因而缺乏抽象關注的價值。而且，從當時的社會現狀來看，古希臘的法律糾紛比較簡單、具體、瑣碎，遠遠沒有複雜到需要抽象和概括的地步。這客觀上導致古希臘體系化的法典的稀少。重要的還在於，古希臘城邦政治的特徵，使大量的法律糾紛都以政治形式被討論和解決，法律在古希臘城邦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並不突出。如著名的蘇格拉底的審判，我們就很難區分是司法還是政治。因此，在古希臘的審判中，純粹用法律來說理和論證顯然不合時宜，因為非專門的法官和陪審員們的注意力和興趣，不在於分析和適用法律條款，而在於通過法庭兩造激情的雄辯，來發現案件背後所謂的正義，並以之作為案件判決的標準。

古希臘審判的特徵和風格，客觀上使辯論術成為必要。但這並不表明希臘辯論術產生主要來源司法，其主要還是淵源於城邦政治生活中的演講和辯論。雄辯在古希臘是一種身份的象徵，是作為一個政治家而不主要是法學家的素質被時人認可。這導致作為政治技藝的辯論術的教學在古希臘廣泛地展開，而法律教育和司法技藝的教育則付諸闕如，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法律職業階層和司法專門化的缺失，希臘法學的發展自然無從談起。當然，古希臘法學的衰弱還可以從其他方面得到佐證。在很多時候，我們可以通過對古希臘文學作品的解讀，能夠獲得對其法律的大致了解，並從中引申出許多亘古的法學主題。這是古希臘文學對於法學的一個無意識的貢獻。但是，許多頗具法學隱喻的文學作品，在當時並沒有如我們現在這樣，在抽象的法學層次上被哲學家們有意識地探討。以著名的悲劇作品《安提戈涅》為例，通過對這部作品的深入解讀，我們可以從中引申出豐富的自然法思想。然而，這部自然法思想呼之欲出的作品，在古希臘的哲學著作中卻幾乎沒有被提及過，甚至在許多律師的法庭辯護中也沒有被引用過。這對於善作深邃之玄思的古希臘哲學家而言，顯然既可理解又不可理解。

許多人認為，古代希臘哲學的繁榮奠定了古羅馬法學的哲學基礎，這種觀點是中肯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古希臘哲學家的眼中，哲學至高至純，是不存在專門的法律分支的。因此，如果沒有古羅馬法學家有意識的努力，精深的希臘哲學是很難轉化成龐大而嚴謹的法學體系的。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古希臘的法哲學思想是哲學家們的無意識的貢獻。這無疑是一個讓人難以接受的事實。

要了解古希臘法哲學思想，首先應了解古希臘社會狀況。主流學者認為，古希臘存在的時間為前6世紀伯里克利之死（春秋時期）到6世紀（隋朝）。529年，皈依了基督教的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封閉了最後一所柏拉圖學園，希臘終結。它經歷了希臘古典時期、希臘化時期、羅馬共和國（前509年到公元前27年 ）和羅馬帝國時期（前27年—476年 ）。 希臘政制：城邦的政治型態不一。有君主制，一人統治，君主即代表城邦，王位依法取得，尊重民權；貴族制，則由貴族組成政府（元老院）治國；寡頭制，由儹主統治，儹主即利用武力奪取政權的獨裁者；民主制，為具有政治權利的公民統治，國家重大事項基本由全體公民決定。

所謂「城邦」(polis)是在規模有限的空間內組成的一個具有獨立的政治生活、自足的經濟生活和豐富的文化生活的共同體。一般地，城邦是由城市為中心，周圍是鄉鎮的共同體。希臘的城邦政治對其文化和哲學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作用。我們今天所說的「政治學」 (politics)就是「治理城邦的學問」。對古希臘人來說，城邦意味著一種共同的生活，它不只是一個生活共同體，而且也是實現人類自我完美的道德共同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希臘人總是把城邦制視為唯一適宜的國家組織形式。

德國歷史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曾明確地指出：希臘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識、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現實基礎。 古代希臘的政治是城邦政治，公共生活的正義和善具有絕對性和優先性。因此，作為一個理性的人應當竭力思索的首要問題，在古希臘人特別是其哲學家看來，是城邦政治的善和正義，是對城邦福祉的追求。古希臘.城邦文化有以下特點：（1）熱衷尋求世界的秩序之源（2）喜好自由思想（3）追求人生享受和現世娛樂的生活情趣（4）篤信人本主義，重視人和人的自身價值。

基於以上特點，古希臘文明發展出獨特的（就現在考古發現而言是獨一無二）的哲學體系，並影響西方千年來的法學道路。

古希臘哲學可分為兩個階段，以蘇格拉底為界，分為智者學派階段（前蘇格拉底階段）和蘇格拉底階段，前蘇格拉底時期哲學家主要關注自然哲學，蘇格拉底時期哲學開始轉向道德哲學。

1、智者學派階段（公元前7世紀前開始）

「智者」原是泛指有才智及某種技能專長的人。用來稱那批授徒講學，教授修辭學、論辯術和從政治知識的職業教師。在這批人中產生了不少出色的哲學家，因此稱為「智者學派」。智者作為一個學派的名稱，始於與德謨克利特同鄉的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他是智者學派的主要創始人，以教授辯論術、修辭學、文法為職業。他第一個宣稱自己是智者，是教人智慧的教師（其實他也是從地中海沿岸其他國家的智者學來的知識）。但是，在普羅泰戈拉之前，早就有很多學者出現在古希臘的土地上了。

重點介紹古希臘出現的第一學派，米利都學派

學派老大：泰勒斯

（希臘語：Θαλής,Thalês，英語：Thales，約公元前624年－公元前546年），又譯泰利斯，公元前7至6世紀的古希臘時期的思想家、科學家、哲學家，希臘最早的哲學學派——米利都學派（也稱愛奧尼亞學派）的創始人，「科學和哲學之祖」，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都是他的學生，畢達哥拉斯也接受過他的建議，去埃及波斯等國家遊學。泰勒斯早年是一個商人，曾到過不少東方國家，學習了古巴比侖觀測日食月食和測算海上船隻距離等知識，了解到英赫·希敦斯基（希伯來人（Hebrews）或猶太人（Jew）、腓尼基人人種血統。）探討萬物組成的原始思想，知道了埃及土地丈量的方法和規則等。他還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在那裡學習了數學和天文學知識。他的哲學思想就是：水生萬物。跑遠了，雖然他對古希臘自然科學的發展作了重要貢獻，但是對於法學這一領域卻著述不多。。。（當然很有可能他的著作是在歷史長河中散佚了）不過他的學生留下的著述，很可能是受到了他的影響。

阿那克西曼德（猜猜是哪個著名畫作中的截圖？）

阿那克西曼德 （希臘文ναξμανδρο英文Anaximander，約前610—前545）

阿那克西曼德是帕西亞德斯（Praxiades）之子，出生於米利都。據說他曾率領使節團到斯巴達，在那裡對斯巴達人提出兩項他的偉大發明——日晷與世界地圖。他認為地球自由懸挂在空中，所有生物都在水中誕生的；世界上的物質是一種簡單的元質（基本元素）在一種自然規律下運行，保持著元素間的平衡。他認為萬物都出於一種簡單的元質，但是那並不是泰勒斯所提出的水，或者是我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的實質。它是無限的、永恆的而且無盡的，而且「它包圍著一切世界」——因為他認為我們的世界只是許多世界中的一個。元質可以轉化為我們所熟悉的各式各樣的實質，它們又都可以互相轉化。關於這一點，他作出了一種重要的、極可注意的論述：「萬物所由之而生的東西，萬物消滅后復歸於它，這是命運規定了的，因為萬物按照時間的秩序，為它們彼此間的不正義而互相償補」（羅素《西方哲學史》）。阿那克西曼德所表現的思想似乎是這樣的：世界上的火、土和水應該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每種原素（被理解為是一種神）都永遠在企圖擴大自己的領土。然而有一種必然性或者自然規律永遠地在校正著這種平衡；例如只要有了火，就會有灰燼，灰燼就是土。這種正義的觀念——即不能逾越永恆固定的界限的觀念——是一種最深刻的希臘信仰。神祇正象人一樣，也要服從正義。但是這種至高無上的力量其本身是非人格的，而不是至高無上的神。他的論述成為最早表述正義概念的思想之一，雖然僅僅是幼稚的永恆正義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