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人為何有錢地位也不高,一直排在「士農工商」最後一位?

在中國古代史上,各朝各代都普遍採用「重農抑商」的政策。從漢朝開始,就有很多壓制商人的政策,比如不許穿絲綢的衣服和騎馬,他們和子孫都不許做官,還要繳納重稅,另外還規定商人全家都不許佔有土地。

為什麼古代政府這麼歧視商人呢?

那時候的人們,反感商人的原因在於:農民、工人都在實打實的生產物質產品,商人什麼東西都不生產。別人生產好的東西,到了商人的手裡價格往上漲了一大截。商人利用坐地起價賺取暴利,過上農民工人難以企及的奢侈生活。所以商人被認為是吸民脂民膏的寄生蟲,受人歧視。

如今我們當然知道,這麼想是錯的。以今天的經驗看,商人對社會是利大於弊的。

要講明白這件事,先要明白一個概念:「效用」。

「效用」是人類從一件產品中得到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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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個簡單的例子。同樣一塊麵包,甲已經餓了三天了,這個麵包對他的效用就很大,能救命。乙是個胖子,營養過剩,而且今天也已經吃的很飽了。那這個麵包對他來說,效用就很小,甚至是負的。

而我們在衡量一個社會的財富時,用「效用」來衡量,往往也是最準確的。

好比有兩個國家,這兩個國家的生產力都一樣,每天都生產一百個麵包。從產品的數量上來看,這兩個國家產生的財富一樣多。可是,假如一個國家都是瘦子,吃了這些麵包會產生非常大的效用,國家變得更富強了。而另一個國家都是肥胖症患者,吃了這些麵包產生了負的效用,國家還要多支出醫療費用,反倒衰弱了。

所以,用「效用」來衡量經濟生產的水平,比直接計算物質要合理得多。一個社會的總效用越高,說明老百姓從這個社會中得到的好處越多,說明這個社會生產的財富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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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同樣一個產品(比如1個麵包),甲願意以某個價格(比如10塊錢)賣給乙,甲也覺得自己划算,乙也覺得自己划算呢?這就是因為,同一個麵包對於甲和對於乙的效用不同,對於甲的效用低於10塊錢,對於乙的效用高於10塊錢,這樣兩個在交易中都提高了自己獲得的效用,兩個人都佔了便宜,社會的總效用也提高了。

所以,交易是給社會帶來好處是讓社會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分配。這樣每個商品都用在最需要它的地方,整個社會的資源利用率也就提高了。

問題是,交易過程會產生不菲的成本。

胖子想要把麵包賣給瘦子,他就得知道附近有哪個瘦子正好家裡缺麵包。萬一本村沒有,他還得想辦法知道隔壁村子有沒有人缺麵包,就算有,那個人肯出多少價錢,這個價錢是否能抵上來回的路費也未可知,打聽這些消息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這叫交易的信息成本)。而且就算鄰村有人想買麵包了,胖子為了專門賣個麵包,得出個遠門,這未免也太不划算了(這叫運輸成本)。然後,就算找到合適的瘦子了,胖子不知道這個陌生的瘦子是不是一個本分的人呢?他會不會是個騙子或者強盜呢?為此,胖子可能還需要雇一個保鏢保護自己(這叫風險成本)。

以上這些,都是交易過程中的巨大成本。

商人的價值在於,他們通過自己的勞動降低了這些成本。他們為了能多賺錢,到產品的生產地廣泛了解產品的價格和質量,又到消費者中打廣告,這降低了交易的信息成本。商人把商品統一收集起來,統一運輸、保管,這降低了交易的運輸成本和保管成本。商人擁有一定的武裝力量,在消費者中建立了信譽,這降低了交易的風險成本。

因為商人們的存在,整個社會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把產品分配到社會最需要的地方。商人們雖然沒有生產半個產品,但他們卻大大提高了社會的總效用,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而且貢獻還不小。

僅僅幾十年前,中國人還過著嚴重營養不良的生活。那時的人們每天的工作強度遠超今天的你我。但是他們就是很窮,就是吃不飽飯。這就是因為在於幾十年前我們採用的是計劃經濟,非但不鼓勵經商,販賣商品的人還要以「投機倒把罪」被抓起來。而當國家調整政策,鼓勵市場經濟發展后,還是這些人,付出了同樣的勞動,生活品質卻提高了無數倍。

這就是商業的力量。

但是以上這些結論,是人類積累了幾千年的經驗,在不斷磕碰、試錯中才總結出來的。就像我們自己,也曾經在幾十年前走過彎路。對於遙遠的古人來說,他們更難看出商業的價值了。

此外,在古代的政治家們看來,商人好處不多,壞處可是不少。

首先有一個客觀原因是,古代的通訊和交通技術不發達,商人獲取信息以及運輸產品的成本都比現代人要高很多,所以商業創造的價值遠沒有今天高。

其次,古人通過身邊的生活經驗,感到的不是商人對社會的貢獻,而是他們對社會的剝削:商人總是買低賣高,從中剝削民利;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他們奸詐狡黠,巧舌如簧;他們甚至以次充好,販賣假貨。

以上還只是道德層面上的批評,對於古代統治者來說,更能打動他們的,是政治層面的問題。

在古代社會,用道德統治百姓是最好的選擇。問題是,人的本質都是自私的,只要有可能,都願意違反道德來換取一些私利。在古代,道德之所以對人有束縛力,是因為古人的生活空間非常小,絕大部分百姓一輩子都生活在一個人口很少的村莊中,村子里每一個人都互相熟識。這樣,任何人只要干出違反道德的事,就會受到全村輿論的鄙視,他也就不敢為了私利違反道德了。

如果這個人有能力離開自己生活的村莊,那就不一樣了。他違反了道德,大可以一走了之,換個地方就沒有人認識他了。如果能離開村莊的人多到一定的數量,那麼全社會的儒家道德也就崩潰了,整個帝國都會亂掉了。

幸好農民依附在土地上,離開自己的村莊就沒法生存了。

但是商人不同。他們在各個村莊間遊盪,還能因此獲得巨大的利潤,所以他們對帝國秩序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另外,大商人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和貨物,尤其樂於囤積糧食、鹽、鐵等重要物資。囤積這些貨物對帝國經濟的穩定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因為以上種種的原因,所以中國古代帝王不約而同都採取了限制商業、貶斥商人的政策。

事實證明,對於帝王們來說,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限制商業的政策,中國的君主社會極為穩定。而歐洲的君主制度,就正是被崛起的商人階級推翻的。

因為商業活動的前提是人人平等、尊重私有財產——如果別人能隨便搶走你的錢,那誰還努力經商啊?但君主制度講的是君權大於民權,國王可以剝奪普通人的財產。這種制度商人當然不能答應。

當歐洲商人強大到一定程度后,就提出要限制王權,認為王權不能比私有產權更高。這就是著名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就是所謂的「風可進雨可進,國王的軍隊不能進」。

在商人的暴力抗爭下,歐洲君王過上了憋屈的日子,干點什麼都不能違反議會和法律。從此,歐洲逐漸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商業的大發展帶來了經濟的大發展、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在明朝的時候,歐洲還比中國遠遠落後,等到了清朝,科技水平就已經遠超中國一個時代了。

所以,對於中國古代的帝王來說,重農抑商是一個能保證皇位長久的正確政策。但對於中華人民長遠的福祉來說,卻是一個極大的遺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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