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鄉收入差為何不見收斂？

只要現行土地和戶口制度不廢除，劉易斯兩部門模型所預言的城鄉收入差的收斂過程將遙遙無期

文貫中/文

劉易斯兩部門模型預言，隨著城市部門將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為零的剩餘勞動吸收完畢，抵達劉易斯拐點之後，城鄉收入差將進入收斂過程，直至城鄉收入差消失，城鄉二元結構完全消失。

發達國家和東亞經濟體先後成功地見證了該模型的預言，先後走出農業社會，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結構的現代化，其標誌為農業在GDP中的份額和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的份額雙雙大幅度下降。

奇怪的是，儘管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從2003年起，中國已過了劉易斯拐點，證據是城市工資不斷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喪失比較優勢，農業在GDP中的份額也下降到不足10％，中國城鄉收入差不但沒有收斂，而且仍在擴大之中。同時，和劉易斯模型的預言相反，農村留下的不是勞動生產率越來越高，數目越來越少，生產規模越來越大的農戶，卻是以老弱病殘婦和留守兒童為代表的勞動生產力低下的人口，農業不但沒有現代化，反而喪失了競爭力。

只要現行土地和戶口制度不廢除，劉易斯兩部門模型所預言的城鄉收入差的收斂過程遙遙無期，城鄉二元結構也難以消解。

城鄉二元結構的普遍性和過渡性

從發展經濟學角度看，三農問題其實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各國或者曾經有過，或者今日依然面對。只要從傳統的農本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的轉變沒有完成，傳統的和現代的經濟結構就會二元並存。這是一個普遍的歷史過渡期，並非中國特有。城鄉一體化一詞指在允許要素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城鄉之間和各個部門之間要素的收入差基本消失，同時各地政府的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狀態。

從劉易斯兩部門模型在中國遭受誤讀的角度看，各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也許各有本國的特色，但其共同本質可以用劉易斯的兩部門模型來刻畫。

根據該模型的假設，存在城市部門和農村部門。城市的工資按市場經濟原則決定，也即由勞動的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共同決定。兩條曲線的交點同時決定勞動的均衡工資和勞動的均衡需求量。在存在大量剩餘勞動的狀態下，城市工資只需比農村的最低生存標準稍高一些，就會有大批農村移民蜂擁而來，進城就業。所以，在剩餘勞動沒有消化完畢的地方，城市工資不會上升。剩餘勞動則定義為勞動邊際產品為零的人。

在劉易斯模型中，雖然農村存在土地市場和勞動市場，因而在概念上，地租可由市場決定，但是，由於剩餘勞動的大量存在，農村地區實際上實行的是制度性工資（institutionalwage），即農村人口為了生存，發展出平均主義的產品分配製度，每個勞動力拿到的是勞動的平均產品，以此區別於工資等於勞動的邊際產品的做法，後者是城市的勞動市場所遵循的做法。

於是，只要剩餘勞動生活在農村地區，勞動的邊際產品為零的人也能生存下來，只要這份平均產品等於或高於生存所需的最低量食品。

從劉易斯兩部門模型可以看出，要使城鄉收入差通過自由移民得到彌合，城市吸收農村勞動力就必須遵循一定的順序，即首先主要吸收勞動的邊際產品為零的勞動，然後主要按勞動的邊際產品由低到高的順序，源源不斷地吸收農村勞動，直至農村和城市的勞動邊際產品相等，城鄉收入差才能完全消失。

使農村勞動力流出農村的動力來自兩種效應：一種是擠出效應，即務農效率低的農戶在土地市場上競爭失敗，被務農效率高的農戶兼并而流出農村；另一種是拉出效應，即一部分農戶被城市的更高的收入所吸引而主動離開農村。

至於農村的人口中究竟有多大部分是剩餘勞動，取決於勞動市場和土地市場上的競爭和兼并。離開競爭和兼并，誰都不知道農村勞動的多大比例屬於剩餘勞動。恰恰在這點上，中國許多人誤讀了劉易斯模型，更誤用了劉易斯拐點的概念。

到達劉易斯拐點之後，由於農村剩餘勞動被城市部門全部消化，城市部門要想繼續招收農村勞動力進城工作，必須支付越來越高的工資，以補償這些勞動的機會成本，因為他們必須放棄越來越高的勞動邊際產品。

可是，由於中國沒有真正的土地市場和勞動市場，因而沒有競爭和兼并，拉出效應和擠出效應都受到扭曲。每個人僅憑集體成員的身份，就可獲得一份土地，加上城市又用戶口制度排斥來自農村的人口，結果農村成為老、弱、病、殘、婦的歸宿，溜走的卻是城市喜歡的勞動邊際產品較高的人口。不過，城市喜歡的僅僅是他們的青壯年時期。他們接近退休年齡時，由於受到城市戶口制度的排斥，他們中的很多人便迴流老家，進一步增加農村老弱人口的比例。

由上述兩種效應看，在有市場機制的情況下，從農村流出的人口首先應該是那些勞動的邊際產品為零的人（擠出效應），以及嚮往城市更豐富多彩的生活的人（拉出效應）。從各國的實踐來看，移出的人口中有一些是沒有務農經驗，卻受過較多教育，嚮往城市生活的未婚年輕人，沒有家庭的累贅，也沒有豐富的務農經驗，所以一般會義無反顧地在城市就業、成家、生兒養女，甚至接來父母。

其次，雖然有一定的務農經驗，但勞動的邊際產品為零或接近零的人，在擠出效應下，由於被兼并而流出農村。

農村勞動力的擠出效應

擠出效應和拉出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使城市不斷吸收和消化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較低的人，以及務農意願較低的人，而留下勞動的邊際產品越來越高，務農意願越來越高的農戶，直至農村的勞動邊際產品會和城市相等。

很明顯，這種吸收農村移民的順序使城鄉收入差成為一個收斂的過程。假以時日，城鄉收入差遲早會彌合。

城市能夠提供遠比農村豐富多樣的就業機會。就業機會並不要求很高的學歷或很高的勞動效率。農村中被淘汰出來的勞力完全能夠勝任。例如，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雖然給的工資不高，但所需要的正是大量的非熟練勞動力。

另外，像物業管理、清潔、環保、綠化、門衛、安檢等工作，也十分適合農村來的新移民。有些工作甚至肢障人員都能勝任，例如地鐵站、電影院、公園等的售票員，超市的收銀員等。

服務業的發展為學歷不高，但態度誠懇的農村勞力提供源源不斷的就業機會。所以，儘管流出的農村勞動力實際上只有近乎零的勞動邊際產品，卻受益於集聚效應，受益於城市中更高的資本存量和技術，得以在城市中找到勞動邊際產品為正的工作，因而提高了收入。

而留下的農民，就能逐步收購效率較低的農戶的土地，穩定地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和收入。如此，無論對流出的農民、留下的農民，還是城市部門，如果移民能遵從這種先後順序，三方都能受益。劉易斯模型關於城鄉收入差會逐漸彌合的結論就能成立。

在允許要素自由流動的地方，市場會默默無聲地調節要素的流向。每個人和每個企業不用任何人的恩准，就能決定自己是否應該留在老家，還是遷徙到更能實現自己夢想的地方。

城市化應該化人為先

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由於要素的相對價格，必然會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農村貧困人口的城市化所面臨的阻力也小得多。

這是因為城市的基礎設施，以及城市的生活方式和農村的差距尚未拉開，城鄉的差距還不是很大。所以，農村移民融入城市的阻力，包括文化上的、生活習慣上的、心理上的，不會太大。

來自農村的移民越是儘早到城市定居，他們後代就越早融入城市，成為市民，從此和整個城市一起前進。同時，這些家庭和農村仍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幫助城市接納更多的農村移民方面會起意想不到的正面作用。

一個例子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城市住房條件最惡劣的時候，幾千萬知青回城就是靠家庭的親情回到城市的。如果每個城市吸收貧困地區的人口，他們將來會自發地扮演城市和貧困地區之間的橋樑，減輕政府的負擔。

東亞國家如何實現城鄉一體化

在城鄉一體化方面，最值得關注和欽佩的是韓國、中國台灣這兩個東亞經濟體。世界上那麼多發展中國家，不是照搬中央計劃經濟模式及其變種，就是奉行違反要素自由流動原則的進口替代戰略，結果大多貽誤了自己的發展機會。我們的東亞鄰居能在眼花繚亂的各種模式之中識別出對自己真正有用的模式來，並能做得比發達國家當年還要好，這不能不說是真本事。

面對消除城鄉二元經濟的歷史任務，它們不但用的時間短，只用了30多年，而且還能同時做到收入分配的相對平均。和中國大陸相比，韓、台，再加上戰後的日本，它們的人口密度更高，人均耕地更少，在當代的條件下，也沒有通過向外擴張和殖民，就使農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同時，使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幾乎同步下降。

換言之，它們做到了經濟結構和城鄉人口結構幾乎同步變化。從基尼係數的計算方式可以看出，這種同步變化防止了城鄉收入差的惡化，被世界銀行稱為真正的經濟奇迹。

它們也有土地規劃和土地用途管制，但這種規劃和管制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和市場原則之上，因而土地的各種用途之間的比例可以由相應的土地相對價格作為調節。

如果不同用途的土地差價過大，除非存在公共利益和負外部性的理由，否則現有土地用途的比例會因業主自發的套利動機而迫使城市規劃部門去調整配置的比例，以避免某些用途的土地長期短缺或長期過剩。

正是土地市場的存在，產生可以自動糾錯的價格信號，才避免了土地使用的浪費和短缺並存而難以糾正的尷尬局面，使土地的利用反映該國要素稟賦所規定的要素相對價格，避免了再出現鬼城、空城的同時，貧民窟卻長期存在。

中國式城鄉二元結構有特殊性?

世界各國普遍存在城鄉二元結構，代表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從理論上講，要完成這一歷史過渡，需要四大必要條件。除了要允許要素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外，還需要其他三項必要條件。

首先，農業生產力必須得到迅速提高，使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減少的同時，又能保證城鄉有足夠的食品供應。

其次，城市的現代經濟部門必須能夠迅速增長，城市創造的就業機會的增長速度必須顯著高於本身的勞動力的增長速度，以至於有餘力吸收來自農村的剩餘勞動力。

其三，城市部門所創造的就業機會必須兼顧對農村非熟練勞動的吸收。

其四，存在允許要素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的經濟制度（也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農村人口不但能自由離開農村，而且能自由進入城市定居。以上的每一項都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必要條件。如果這四大條件同時存在，就構成結束城鄉二元結構的充分條件，經濟-社會結構就能進入城鄉一體化的新階段。目前世界上已經有30多個國家完成這一過渡。所以，城鄉一體化的理想並不虛無縹緲，而是切切實實能夠實現的願景。

之所以說要素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是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必要條件，理由很簡單。所有實現了城鄉一體化的地方，都是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要素都是能夠自由流動和自由組合的。反過來，禁止這樣做的地方，例如古巴、朝鮮，或部分禁止這樣做的地方，例如中國，不但遲遲未能實現城鄉一體化，兩者之間的鴻溝還在擴大。

之所以說要完成從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過渡，要素的自由流動和組合只是必要條件的一部分，理由也很簡單。即使允許要素自由流動和組合，也不一定保證能比較迅速地完成這一過渡。尚未完成這一過渡的國家在今日世界上仍佔大多數。細細分析起來，卻又有各自的原因，其中有先天的，也有後天的。可以列舉如下：地理和氣候的不利條件，經濟的初始基礎太差，人口增長失控，錯誤的經濟政策和制度，要素價格的扭曲，要素組合背離要素相對價格所指引的比較優勢，政治腐敗，專制等等。由於以上種種原因，即使允許要素自由流動和組合，但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其他必要條件得不到滿足，因而城鄉一體化遲遲無法實現。

例如，許多非洲國家處於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由於地理和氣候的原因，發展農業困難重重。農業落後的結果，難以為現代部門的發展提供積累。所以，現代部門的增長速度並不高。偏偏這些國家的農村人口的增長速度卻很高。非洲的很多國家由於傳統文化的影響，十分認同劉易斯所指出的制度性工資，接受吃大鍋飯、吃大戶的倫理，超越階段地試驗各種版本的社會主義，因而無論是城市部門還是農村部門的經濟效率很低。同時，一些非洲國家沒有量力而行，盲目相信重化工業應該領先發展，政府鼓勵投資向資本密集型產業傾斜，因而難以創造足夠多的勞動密集型的就業機會。只要受到上述一個或幾個原因的桎梏，這些國家的農村剩餘勞動就難以為城市所吸收，因而城鄉二元結構頑固存在。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著名的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Sachs）在《結束貧困》一書中論述，在熱帶條件下，各種養分極易分解，使土壤不易保持肥力，導致土地貧瘠。同時，熱帶的環境又容易滋生各種病菌和瘟疫，對人畜和作物都有高度危害。因此，他認為如果國際社會不對非洲國家進行一定規模的援助，這些國家自身很難發展起來。

另一些國家則沒有足夠的政治意志力，難以推行以平均地權為目標的土地改革，使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剩下的土地又沒有明確界定土地的產權，不斷引起各種土地糾紛。

同時，這些國家又長期扭曲要素價格，用國家的力量推行所謂的進口替代戰略。所謂進口替代戰略，就是不顧本國的發展階段和國際市場的現狀，不管本國是否有比較優勢，盲目反對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力圖用自己的產品替代進口產品。

於是，我們看到一邊農村人口大量出走，一邊城市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很多拉丁美洲國家就屬於這種類型。那裡的地權高度不平均，農村存在大量貧困人口。同時，雖然城市化率已經很高，但是，城市裡一邊高樓林立、車水馬龍，一邊貧民窟蔓延，貧民窟里的居民喪失社會流動性。因此，不但城鄉之間收入差懸殊，而且城市內部也呈現貧富的鮮明對照。

中國式城鄉二元結構為何自我固化

相對於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而言，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又呈現自己的特殊性，表現在這種二元結構主要是制度性的。中國和所有發展中國家一樣，處於從傳統的農本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之中，這是中國的二元結構和世界各國的二元結構共性的一面。

但是，中國二元結構又有特殊性。中國實行嚴格的城鄉區分。作為這種城鄉截然區分的制度體現，現行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種種規定是世界少有的。只要這兩種制度以現行的形式存在，即使結束城鄉二元結構的其他必要條件已經具備，城鄉二元結構也難以消弭。所以，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和世界各國有本質的區別，不可混為一談。

結束城鄉二元結構需要滿足四大必要條件。一般來說，如果所有要素在城鄉之間能自由流動和組合的話，不但城市化會基於集聚效應而自動發生，而且城市的現代部門的發展次序也會由要素的相對價格所揭示的比較優勢所指引。

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既然貧困，必定人均收入低，也即工資低廉。對存在大量過剩人口的國家來說，勞動密集型產業，包括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就會成為首選的產業，才符合這一階段的比較優勢，從而維持較高的增長。優先發展這一產業的結果，又能創造較多的非熟練勞動，既能解決城市本身新增人口的就業，又能大量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

在這個過程中，城市地區的工資會因城市的集聚效應而逐漸提高，因而能吸引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進城定居。當剩下的農村人口的勞動邊際產品等同於城市的勞動邊際產品的時候，城鄉收入差基本消失。也就在這個意義上，城鄉二元結構為城鄉一體化所代替。

對照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上述這些必要條件並不始終存在。從表象看，當時的中國城鄉差別比現在要小，但實現的手段卻是違反經濟規律和社會正義的。國家通過壟斷一切生產資料，推行平均主義的收入分配，以人為抑制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以便將一切社會剩餘用來重點發展重化工業。

顯然，這種城鄉收入差的縮小是人為的，挫傷了城鄉居民的生產積極性。雖然城鄉的收入差較現在要小，但是城鄉之間幾乎完全沒有自發的、自由的人員交流和物資交換，一切都在中央計劃經濟的控制之內。

我們知道中央計劃經濟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念。當年就是在這種壁壘森嚴的城鄉二元體制下，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民眾是不準自由追求個人財富的，企業也是不準追求利潤挂帥的。國家用強制力壟斷一切生產資料，但實現的只是大鍋飯式的均貧而已，離開均富的理想卻越來越遠。

從1949年起，中國推行土地改革，在平均地權的基礎上重新建立了土地私有的小農制度。但從1953年起，先推動互助組運動，接著是合作化運動。1958年開始，中國實行將農民的財產完全集體化的公社制度，使國家得以控制農村的所有剩餘。當時農民中流傳的說法很形象，叫做「繳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才是自己的」。

其中，國家規定每個農業集體繳公糧的義務，通過剪刀差將農民的剩餘轉移到自己的手中。所謂剪刀差，是指國家用統購統銷的手段壟斷農產品和農業中的工業投入品的買賣，以唯一的賣家身份抬高農民需要的諸如農藥、化肥、農機等農業投入的定價，再以唯一的買家的身份壓低農產品的收購價。兩者的差價被稱為剪刀差，其實就是農業剩餘，被巧妙地轉移到國家的手中。留足集體的是指集體提留，用於集體的擴大再生產所需的投資，例如興修水利、鋪設道路、添購農機等，以及公共福利所需的資金，例如五保戶等。

這種先國家，再集體，最後才是自己的分配原則的經濟學邏輯和道義邏輯是，農民先做出犧牲，為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積累大量的資金。等工業化和城市化順利推進后，就會需要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城。到時候，城鄉鴻溝就會彌合。

作者為上海財大高等研究院、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

（本文首刊於2016年8月8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