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四）西安事變

張學良（四）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正式實施的時間是1936年12月12日，顧也稱之為雙十二事變。

說張學良就必然要說他和楊虎城一起發動的西安事變，這是繞不過去的坎，也是重頭戲。可以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在我們現在的歷史上絕不會如此出名，可能像其他軍閥一樣有一筆就完了，不會像今天這樣。但這事是小孩沒娘說來話長，我們還得從頭慢慢說。

昨天我們說到，1930年是張學良人生最輝煌的一年，但好景不長，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竊取東北之後就風光不再了。

據說九一八事發的時候張學良在北平吃喝玩樂，事後又以不抵抗政策丟了東北，這讓很多人很憤慨，尤其廣西大學校長還寫了首《哀瀋陽》來諷刺張學良：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沒了東北后張學良直接留在北平指揮熱河抗戰，但守熱河的湯玉麟臨陣脫逃也沒守住，張這下臉色無光了，33年3月熱河失守，3月11日，張學良就發表了辭職通電，辭去了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職，沒臉再幹下去了。張學良辭職后即飛往上海把大煙癮給戒了，之後又在於鳳至的陪同下去歐洲遊玩了一圈，34年1月才回國。

1月回國，3月張便被任命鄂豫皖剿總副司令，部分東北軍南下剿共。35年秋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后，蔣介石在西安設立西北剿總，任命張學良為副司令，調東北軍入陝甘剿共。東北軍此時兵力十六萬左右，五分之四被驅入陝甘參加剿共。然而，沒了地盤的張學良雖然尚有十幾萬軍隊，但勢力可是大不如前了，入西安剿共而不是打回家鄉也讓很多東北軍很氣憤。而且老蔣對東北軍也不是很好，對中央軍自然很重視，東北軍不是自己的嫡系，自然連利用帶削弱，不但不給補充，削減番號，減發軍餉，而且軍部規定回本鄉本土才能領撫恤金，家又沒了，等於死了白死，哪能不煩悶。

這可真是得於斯者毀於斯，張學良靠東北軍起家，有東北軍才有他昔日的輝煌，但此時落魄的東北軍不再有以前的實力，甚至成了他的一個包袱，終身也沒甩掉，這是張學良的原話。九一八之後張還一度想當京滬衛戍司令，蔣沒讓他干，也不可能讓他干，他只能在帶著東北軍在別人的地盤上東竄西竄，到哪哪不待見，甚至還是由於東北軍的情緒，張不得不發動西安事變。

如此，一方面被蔣介石掣肘，另一方面將士們思念故鄉、厭倦內戰，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的呼聲日益高漲，張學良也感到再繼續下去將使全軍覆滅、永無回鄉之望。所以在34年12月，張學良赴南京開會時，就秘密轉上海會見杜重遠、李杜等愛國人士。杜李二人直率地向張學良進言：停止內戰，聯合一切愛國力量抗日是東北軍最好的出路。後來，又輾轉介紹中共秘密黨員劉鼎赴張學良處工作。

轉眼到了1935年，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張和統領十七路軍的楊虎城有很大的吸引。尤其36年4月9日，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舉行了聯合抗日救國會談，東北軍確立了聯共抗日方向。

當然光有抗日的口號還不行，人都是無利不起早的，還必須要拿出現實的利益讓張嘗甜頭。中國給出的價碼是，張與中共和楊虎城聯手，以張為首搞一個西北大聯合計劃，組建西北國防政府，背靠蘇聯支持，進可攻東北抗日回家鄉，退可去蘇聯，不必再受老蔣的指揮，自己當老大。這些無疑對落魄之中的張學良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沒有不透風的牆，雖然在東北軍中只有張學良和王以哲等高級將領知道與中共私下聯絡的事，但很快就讓戴笠的情報部門獲悉了，報告給了蔣，近在咫尺的閻錫山也自然不會聞不到氣味。但地方軍閥為保存實力而暗中與紅軍妥協這種事，無論對蔣還是閻來說都是見慣不驚的事，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觀察著，狡兔三窟，人之常情，仍以正常軍令命令之，並不時曉以利害勸其剿共。蔣的處理方式是，在不破壞與張的關係的情況下，發現一事處理一事，經常敲打一下張學良。

如西北剿總參謀長晏道剛在36年5月8日密報稱，破獲西安之共匪偽省府，捕獲要犯二十七人，並抄出反動刊物《活路》甚多，還說背後的主謀是楊虎城的部下、時任全國經濟委員會所派之西北專員郭增愷（其實不是）。這讓蔣抓住了把柄，明知郭為楊虎城的座上客卻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將郭逮捕押解至南京審查，很明顯是在敲打張楊二人，一度弄得二人很緊張。再如，8月29日所謂「艷晚事件」的發生，艷晚和巧電意思一樣，29日事情的簡稱。當晚，省黨部便衣隊借著逮捕西安共產黨分子的由頭，秘密逮捕了在東北軍中頗有影響力的有中共嫌疑的宋黎等人，雖然半路被張楊二人救出，可也是蔣對二人的敲打。

如此，在夾縫中的張學良玩起了八面玲瓏，一面與中共秘密聯絡，暗商聯合蘇聯共舉西北抗日義旗之舉，一面對蔣還要繼續表現出忠心不貳的樣子，一切唯命是從。像對蔣介石上述電報，張通常也是一一貫徹落實，從不公開違令不遵。包括在5月12日與周恩來第二次延安會談時，雖然確定了兩軍共同行動的大計劃，他還是特別將蔣之命令提出，要求紅軍盡量予以配合，使他能演好自己的角色，中共方面也確實盡量予以配合。

但我黨也不是吃素的，除了配合張的演戲外，也積極勸說張，曉以民族大義和個人利害，勸說其脫蔣，與中共組建大西北聯合政府，並對張許以領導地位、蘇聯將給予張大量軍事援助等等，這些都是張迫切需要的。此外，不僅對張一個人，還要大力加強對整個西北軍上層的統戰工作，分別派人前去接近、勸說、影響東北軍高級將領和中層軍官，從政治上感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如毛澤東給彭德懷的一封電報中專門談的是如何大力爭取東北軍的問題——須派較得力人分途去見軍師團長，根據他們的思想程度與接受可能，向他們解釋「抗日」、「反蔣」、「聯俄」、「聯共」、「東北軍本身問題」、「組織問題」等五六個根本而且具體的問題。每個問題都是勸說東北軍不和老蔣一起乾的話題，目的很明確。還要在東北軍內建立支部以做思想工作，雖然張學良未同意，但也不是凡事都由得他，工作還是開展了很多。

不過主要的思想工作還是對張學良做，他的工作做好了事情就成了一半，至於東北軍以後可以慢慢做。另外一條線，中共方面要以其他軍閥的態度來影響張學良。1936年6月爆發的兩廣事件對中共來說是一個良機。九一八事變后，由於不抵抗政策喪失了大量國土，使蔣介石的領袖地位開始下降，一些原本就不太服氣的地方實力派們又紛紛開始打上了蔣的主意。首先動手的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廣東的陳濟棠，以不積極抗日的名義反抗同樣打他們主意的蔣介石，雙方鬧得很兇，拉開架勢要大戰一場。最終還是老蔣勝了，陳濟棠下野退出政壇，李宗仁白崇禧與蔣簽訂協議宣布服從蔣之中央，李白二人和桂系大小官員之職位不變，新桂系官員繼續在南寧就職。

這下子其它地方實力派可發毛了，兔死狐悲，怕老蔣有一天也會找到自己的頭上，於是紛紛找中共暗中串聯，給自己謀一條後路。除廣西桂系方面的代表前來外，前東北抗日名將馬占山，前十九路軍將領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以及華北宋哲元及韓復榘的代表劉子青等，也都通過各種關係和中共進行了秘密聯絡，當然不單隻對中共，也自然會順道到西安遊說張學良一番。中共也順勢派出很多代表四齣活動，甚至毛主席親自致信身居抗日最前線的宋哲元與傅作義等人，突出強調紅軍實力強大，特別是取得蘇聯援助的保證等（中共剛在長征中軍事受挫，與蘇聯的關係是軍閥們最看中的），宣傳自己奉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以影響這些地方實力派向自己靠攏。與此同時，遠在川滇黔之交的紅二、六軍團和進入西康地區紅四方面軍這時也開始根據中共中央提議揮師北上，前來與陝北紅軍會合，造成紅軍勢力大增的事實。這些動作無疑都增加了張學良要連共的決心。

期間有插曲，中共所議組建西北聯合政府一事，必須有對蘇聯的通道，但當時處於甘陝一代的中共與張都沒有這條通道，所以1936年，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央軍委組建西路軍，一個重要目的就是通過征戰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蘇聯的道路，接受蘇聯援助。本來當時的新疆王盛世才對蘇聯很依賴，受蘇聯的扶持，掛的旗都是六星旗，恨不能給蘇聯寫信要把新疆改為突厥斯坦蘇維埃共和國，脫離中國，加盟蘇聯，但斯大林未答應。按說如此關係，中共要在新疆打通與蘇聯的通道應不成問題，但沒能成功，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這就是盛世才雞賊的地方了，因為他深知蘇聯扶持他是他聽蘇聯話，並能在邊境維護蘇聯利益，而且是唯一，如果中共打通了通道，加上張學良楊虎城等勢力受到蘇聯的重視，蘇聯肯定會很快拋棄自己，自己沒多久就會完蛋，所以他阻止了西路軍，目的是要保留自己在蘇聯人眼中的位置。

西路軍的覆沒又讓張一度變得徘徊，但並未完全放棄連共的心理。10月下旬張當面勸蔣和共不成后，張的態度一直就很激昂。晚年的張學良回憶說他與蔣的衝突，就是兩句話，蔣要「安內攘外」，張要「攘外安內」。雖然不可能僅僅是觀念上的衝突，但這確實是二者衝突的一個根源所在，畢竟東北軍是對日軍是有深刻仇恨的，無家可歸的東北軍又血氣方剛，對蔣不積極抗日的行為有非常大的怨氣，而作為他們領袖的張學良自然也不會減少憤怒。

這時綏遠抗戰爆發，中共順勢建議張學良去綏遠抗戰以打通對蘇聯的通道，張看此招可行，又可以帶東北軍抗日減少軍中怨氣，故而在11月張學良兩次主動請纓去綏遠抗戰但均被蔣拒絕，這無論是讓張本人還是東北軍年輕將領中間都爆發了強烈的對蔣的憤怒。同時在11月，張學良又得知蔣介石下令逮捕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朴等七人，宣布查封各種反對剿共和主張抗日統一戰線的救亡報刊。此舉更進一步讓張學良懷疑蔣介石對抗日的態度，為弄清蔣介石的想法並再做抗戰請纓，他情緒衝動之下駕機飛往洛陽，再謁蔣介石，力陳愛國無罪的道理，並懇求蔣介石允許調東北軍離開剿共前線，開去綏遠抗日。12月2日下午，張學良得以見到蔣介石，但他的請求均被蔣嚴詞拒絕，張因此忿忿然而情緒激昂，忍無可忍，下了要事變的決心。

由於張這幾次的激烈態度，使蔣也開始察覺張的不對勁，為防生變，蔣介石12月4日親赴西安鎮懾督戰，這是出乎張學良意料之外的，畢竟蔣剛從西安離開不久，更在2日和張見過面，突然降臨，難免讓張意外。但蔣的到來明顯促進了張的心理發展，張早就曾懷疑蔣介石「對他開始了惡意的布置」，始終在「提防大老闆下他的毒手」。如今，在他公開表明了只想抗日、不願「剿共」的政治歧見之後，蔣突然親赴西安督戰，這豈能不使他對蔣介石的真實意圖感到嚴重擔心？換言之，多半正是蔣介石的赴陝決定把張學良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心理防線崩潰，加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大批情願學生的刺激，才讓張下了12日發動事變扣下了蔣的決心。

1936年12月13日的西北文化日報

事變成功抓了蔣后，起初張學良的收穫是不可謂不是豐厚的，三方宣布組成西北抗日援綏聯軍，以張學良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總司令；東北軍編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第一集團軍，張學良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十七路軍編為第二集團軍，楊虎城為總司令；紅軍編為第三集團軍，朱德為總司令。設立西北抗日援綏軍事政治委員會，以三個集團軍高級將領為委員，每集團軍三人至五人，以張學良、楊虎城、朱德三人為主席團，張為主席，楊、朱為副，統一軍事政治領導。若援綏后打通與蘇聯的通道，中共及蘇聯承諾先前應允的軍事援助，那麼張學良極可能重回他1930年時的人生巔峰，甚至成為領袖領導全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時的變化真是如三國一樣，像孫權是聯蜀抗魏還是聯魏抗蜀均取決於自身利益轉換一樣，在抓了蔣之後，中共、蔣、張楊三方的態度都有了變化。

西安事變綁架了領袖，自然震驚中外。在蔣方內部有兩種聲音對待這一突發事件，一是蔣的老婆宋美齡大舅爺宋子文為首的一派，怕蔣出意外，主張和談，並親赴西安。而且據余世存的《非常道》中說，有一個段子很有意思，就是當宋美齡走進蔣介石被軟禁的房間時，蔣見其如幽靈，驚訝得張開嘴，露出滿口雪白的假牙，半天才冒出一句話：「你為什麼要來？」宋美齡說：「我來看你。」蔣介石把早上讀到的《聖經》中的一段翻給宋看：「耶和華將會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

另一派主要是國民黨右派，本來就不服蔣，恨不得蔣多出點事，所以決定立即進行討伐，何應欽兵出潼關，並派飛機到西安展示實力，逼急了張楊和中共把蔣殺了也無所謂，若是真把蔣殺了他們就更有理由出兵滅了這幫「反革命」，最終自己獨佔鰲頭。這些使中國再一次處在了內戰的邊緣。

這時中共和張楊也在心裡盤算了，在張楊方面，楊虎城一度勸張學良殺了老蔣以除後患，但張學良是這場事變的領導者，若殺了蔣惹出了事端，自己怕吃不了兜著走，所以一直沒肯答應，但自己也沒想出什麼更好的辦法，還在踟躕，主要還是想促成對己有利的西北大聯合計劃。

在中共方面，起初中共的口號就是「反蔣抗日」，可見其急於反蔣甚於抗日。紅軍經長征后實力大挫，所以才讓張學良出面引導西安事變。此時中共雖經一段時間的修養，元氣有所恢復，但畢竟有限，出於兵力弱勢地位，必定認為任何大規模的國民党進攻將必然把自己捲入其中，從而損害自己的事業，所以不想大戰。另外，莫斯科方面也在轉變態度，起初他們也支持建立西北聯合政府以反蔣抗日的主張，並答應對張學良給予援助，這些都是促使張行動的一部分原因。但事變成功后，蘇聯轉變意識，轉而認為中國的內亂只會有利於日本，建議蔣應該被放出來領導抗日，只要中日開戰，肯定將緩解日本對蘇聯的壓力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壓力，符合蘇聯的利益。

在這些考慮的促動下，周恩來從幕後現身前台進行調停，中共的態度也從「反蔣抗日」轉變為「聯蔣抗日」。這些可以說是張楊措手不及的，但他也沒了辦法，中共也不主張殺蔣，天下其他勢力也沒人在明面上敢說除掉蔣，他張學良楊虎城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況且此時輿論的導向也明顯對他不利，當初為平息輿論他公開說自己只是勸蔣而已，這時大家都在盯著這個話茬看著他，他也只能回到了談判桌前。

經過一番博弈，蔣答應:

（一）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敵。

（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成立抗日聯軍。

（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談妥后，1936年12月25日下午4時，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等在張學良的陪同下，飛往洛陽。自此，歷時近14天之久的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宣告和平解決。

今日我們以史實說話，西安事變最大的贏家是中共。蔣介石經西安事變后不得不放棄剿共而抗日，使我黨在長征的慘痛損失中獲得了休養生息的機會，並在蔣與日本的對抗中，一邊抗日，一邊壯大，最終建立了新中國。而張楊二人，不僅沒有得到原先打算之西北聯合政府的領導權，反倒在事後失去了兵權，一個被蔣軟禁半個多世紀，一個被剝奪兵權並在1949年被殺害。除了身後獲得我黨的極高讚譽外，其他方面都難稱得上是這場事變的贏家。

內容參考：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更多精彩內容盡在微信公眾號圖文說今古（tuwen754），歡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