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讀的張愛玲

60年前，目擊了戰爭的野蠻和它巨大的毀滅力量，並從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張愛玲，在一本小說的序言中這樣寫道：「出名要趁早呀！來的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

其時張愛玲正值一個女子青春妙齡的花季歲月，即使按現在的年齡計算，二十三四歲的年紀，也不過是一個剛剛邁進大學的女大學生而已，但在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上大學通常是為了尋得乘龍快婿的一種途徑的舊中國來說，張愛玲的成名的確是破了天荒的。

讓張愛玲萬萬沒想到的是，她看似不經意的一句話，在60年後的今天，仍然被人們奉為經典，甚至影響到了一個個無辜的孩子。出名要趁早呀，在今天看來，二十三四歲的年紀已經是浮世繪里的凄涼人生了。

自從年僅3歲的張欣怡成為春晚舞台上歷年來年齡最小的孩子后，全國不知有多少孩子在他們人生的路才剛剛開始的時候被家長剝奪了他們的童年和遠離了他們應該擁有的快樂。張愛玲的「出名要趁早」，被當代人解讀和演繹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一個個咿呀學語的孩童在鎂光燈下跨步扭腰，比鳥叔還牛。

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自然是難以收回，但如果張愛玲還在世，一定會為自己的這句話加上新的註釋。出名要把握好時機，並不是越早越好。

假設終歸假設，其實張愛玲說這句話，不僅僅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的，近日讀《張愛玲在美國》，裡面對張愛玲成名前後的一些文事有詳盡的記載，很能說明這句話背後的深意。

1943年春，張愛玲寫下了兩篇短篇小說《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她為了發表而事先做些準備工作。這幾乎和當今的文學愛好第一次投稿時的心態沒有什麼區別，不同的是，她不是將寫好的稿件裝進大大的信封投進郵箱的，更不是輕點滑鼠，以電子文本格式發給了雜誌社，而是帶上稿件親自登門拜訪。

司馬新是這樣描述張愛玲去雜誌社送稿的：在一個早春的下午，張愛玲穿著一襲鵝黃色旗袍去見周瘦鵑。初次見面，周只是對張愛玲的儀態印象很深，等到精讀了她的小說后，對她的傑出才能印象更深。他希望張愛玲願意將小說發表在（紫羅蘭》上．她欣然同意。稿子排版結束后，張愛玲邀他一起喝下午茶以誌慶祝，屆時並可一讀校樣。茶點設在赫德路公寓的寓所，準備得相當梢致．有奶茶和西點。這兩篇小說相繼發表在五月和六月兩期的（紫羅蘭》上。

初次投稿的人，為了提高命中率，往往抱著著一女二嫁，甚至三嫁的初衷，四處撒網，廣種薄收的心理，也許是因為首戰告捷，在拜見周瘦鵑之不久，她將她的另一篇小說奉呈給一位叫柯靈的主編去看，柯靈是當時《萬象》雜誌的主編。

因為受第一次的感召和鼓勵，這次她穿著一件優雅的帶碎花旗袍，夾著一個報紙包，裡面放著她的小說（心經》的稿子，她向柯靈作了自我介紹。柯靈已經看過載在《紫羅蘭）上她的小說，正在為如何才能招募她來投稿而搜索枯腸，見到張愛玲出現在他門口的石階上，真是喜出望外。這篇新小說很快發表在（萬象》上。

關於張愛玲的這兩次投稿經歷，讓人不禁想起多年前一部悄然走紅的文藝片《花樣年華》里的張曼玉。穿著一襲華袍，動作裊娜多姿的出現在帶著圓形茶色眼鏡、整天與文字耳鬢廝磨的編輯面前時，則無異於他們陰沉的天空里出現了一抹亮光，別說在那樣一個時代，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會讓人對她腕下里用舊報紙包裹的書稿多出幾分聯想，即使那是一堆無法拼湊在一起的碎布頭。好在她對自己是自信的，成功總是光顧有準備的人

隨著這些小說的向世，張愛玲的文學事業青雲直上．很快又連續發表了十五篇小說，包括著名的《金鎖記》、＜傾城之戀）、＜茉莉香片》等。在日軍佔領下，上海文壇上突然出現這麼一個新秀，十分引人注目，轟動一時。

聲譽鵲起之後，雜誌和書籍出版商急切地要求她供稿，而左翼作家如柯靈和他的朋友則叮囑她暫時擱筆，不如等到上海光復后東山再起。（萬象）出版商平襟亞也是一個舊式小說作家，是中央書局的主管，建議出版一本張愛玲小說集。

張愛玲找柯靈磋商想找一位出版商，但是柯靈親切地轉達了他的左翼朋友們的觀點，那便是先按兵不動，等到適當時機再出版不遲。張愛玲的答覆是胸有成竹的，她必須「趁熱打鐵」。她的小說集取名為（傳奇），送交雜誌出版社付印。1944年出版，銷路旺盛，九月份又出了第二版。1944年1月，張愛玲的散文集也付印了，取名為《流言》。

這時的張愛玲真是春風得意，但並不是忘乎所以，對於自己的前途，她仍然是悲觀的。她在《傳奇》再版序言中關於她之所以匆忙出版的一段話，就像是對柯靈一種委婉解釋：

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有一天我們的文明，不論是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涼「，那是因為思想背景里有這惘惘的威脅。

所以有人把張愛玲不聽柯靈的勸告和匆忙出版自己的作品歸結為張愛玲經濟上的拮据和為了滿足自己有品位和有情調的生活並不准確，在柯靈答應由他們代為預付稿費的情況下，既可以解決了她的生計問題，又保全了所謂的名節，這樣的好事，張愛玲比誰都明白，因為對當時的上海來說，無異於是一座文藝空城，所謂的繁華，也不過是鴛鴦蝴蝶派帶來的表面繁榮。

也有研究者認為，張愛玲的脫穎而出，與四十年代的上海社會環境有關，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后，茅盾、沈從文等老一輩作家都離開了北京和上海，文壇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真空，新作家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容易出名。這是典型的佔位說，與張愛玲遭遇到的實際情況嚴重的不相吻合。

較為可靠的說法是，許多嚴肅文學雜誌在日偽政府的打壓下停刊停辦，他們欲通過配備作家來振興他們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但他們又招不到符合他們自己宣傳需要的文藝作家，許多有才華的作家又不願意投靠他們，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他們為了抑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對張愛玲這類非政治性文學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現在看來，如果錯失了這個機遇，今天的張愛玲就不是我們心目中的張了，張愛玲的文字也許會淪為蝴蝶鴛鴦派也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