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與中央美術學院｜紀念王琦百年誕辰

201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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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至2018年2月25日，「世紀刻痕——王琦百年誕辰研究展」在中央美院美術館舉行。此次展覽得到了中國美術館、王琦美術博物館以及王琦先生家屬特別是王煒的鼎力支持，他向中央美院捐贈了一批王琦文獻資料，並撰文回憶了王琦先生的往事。

王琦與中央美術學院

——有關歷史文獻的記憶

王煒

王琦的生日農曆是1917年11月22日，公曆是1918年1月4日，正好趕上一個馬尾蛇頭之年。在他生前，我們都期待到2018年共同慶祝兩個一百年：一個是中央美院迎來百年校慶，一個是王琦迎來他的百年誕辰。但遺憾的是，老人去年12月7日不幸去世。這一願望未能在他生前實現。

王琦生前曾與我商議過在中央美院舉辦「百年誕辰展」的有關事宜，他曾表示同意向中央美院捐獻一部分文獻資料。為使這次百年展辦得更具研究性，我向學校捐贈了一批王琦的文獻資料，包含手稿8件、剪報66件、筆記本4本、台曆日記11本、書信15封、木刻原版6塊、書法5件以及其它實物。捐贈的這些珍貴歷史文獻，將以王琦獎學金的形式繼續支持中央美院的教學、研究、發展事業。這完全符合我父親生前的意願。

1952年11月15日，王琦從北京火車站下車后，雇了一輛黃包車隻身來到校尉營八號，在中央美院門口巧遇的第一個人就是彥涵。1938年在延安他們同住一個窯洞，久別重逢時感到格外親熱。隨即王式廓的愛人吳威趕到門口來接他，中央美院熱情的接待使王琦感到家一般的溫暖，從此他結束了多年奔波不定的生活。從那時起他便下定決心在中央美院好好乾一輩子，為人民美術事業奮鬥終生。我的母親韋賢從1955年擔任中央美院圖書館管理員，也為中央美院工作了好幾十年，他們由此相伴與新中國的中央美院一路同行了64年。

1952年12月1日，王琦參加了由副組長滑田友、彥涵主持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創作的第一次會議，當時組長劉開渠還未調到北京，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鄭振鐸、江豐、王式廓、董希文、吳作人、古元、艾中信等美術家，還有王臨乙、鄭可、傅天仇等雕塑家，共40餘人。這是中國近代美術史上首次美術家與雕塑家集體的合作，而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這項偉大的藝術工程又是這種集體合作的成功典範。在這次會議上，王琦收到時任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新建委員會主任彭真和副主任鄭振鐸與梁思成簽發的聘書及信函。王琦負責完成了「虎門銷煙」這塊浮雕的構圖任務。關於浮雕構圖創作的全過程在他的筆記本中有詳細的記錄。

1956年1月，黨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5月陸定一又作了題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這一年給中國科學界和文藝界帶來了一股清新和暖的春風。王琦奉江豐院長之命參與了國務院「十二年美術科學規劃草案」的制定。正是在1956年參與了這項草案的工作，王琦才有幸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在中南海一次宴會上，當有人向周總理介紹「這是木刻家王琦」時，周總理一面緊握著他的手，一面點點頭親切地說道：「知道！知道！我們在重慶時便認識了。」事隔七八年前的相遇還記得那麼清楚，可見周總理的記憶力是多麼令人驚嘆！

另一份《關於印象派問題討論會的情況》手稿詳細而生動地記錄了上世紀50年代中央美院那場學術大討論。李宗津、韋啟美、戴澤站在艾中信一方與反方馮湘一爭得面紅耳赤，金維諾與力群各執一端，針鋒相對。王琦在會上作了兩次長篇發言，贏得大多數人的贊同，吳作人、江豐在最後也作了小結性的發言。能延續幾個月的研討會，這在中國美術史上也是罕見的。也是在這場研討會之後，1957年初，江豐指定王遜和王琦籌建美術史系，任王琦為系副主任。由於後來「反右」運動，此項籌建工作只好暫停，招進來的學生范曾只好安排到中國畫系，范夢、周建夫到版畫系，李松濤、奚傳績留在《美術研究》做編輯工作，王琦仍留在「理論研究室」負責中國現代美術史的備課任務，直到1960年才正式調回版畫系。

1961年王琦又奉陳沛院長之命，擔任《外國美術史》教材編寫的主編工作，參加編寫的人員有常又明、吳達志、邵大箴、奚靜之、李玉蘭（晨朋）、彭鴻遠、嚴摩罕、程永江、李德春，集中在香山飯店進行寫作。經過三個月的努力，每個人完成了各自的初稿，主編用了幾個月時間進行審閱修改，編排總目錄，撰寫前言，一共六十多萬字，列印出分寄朱光潛、謝海燕、陳之佛、倪貽德等人徵求意見，后又在北京新僑飯店召開審稿研討會，出席人員除全體編寫人員外，還特邀南京的秦宜夫、倪貽德，美院的董希文、艾中信等人參加評審。原本擬在年內出版，后因「運動」，一直拖到25年之後，即1985年，才由上海人美出版，將《外國美術史》改為《歐洲美術史》。

王琦文獻中的剪報是他藝術人生中又一個閃光點。他對剪報的興趣早在1942年在重慶國際宣傳資料室工作期間就開始，一直堅持到他生命最後的日子。晚年我每次去看望他，臨走時他總會將他認為有價值的剪報交給我留存。從這次捐給中央美院的66份剪報中，我們感受到時代文化的變遷，感受到中國近代美術獨有的戰鬥性、前衛性和開放性。

這次捐給中央美院的15封信中有李樺、江豐、彥涵、力群、蔡若虹、華君武、關山月、楊力舟、葉毓山等人的珍貴筆跡，從這些信件中我們可以領悟到那一代藝術家坦蕩的胸懷和純真的友情。在這些信件中李樺的信件居多，這是因為李樺和王琦不僅是版畫系的老同事，更是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的老戰友，從上世紀40年代一起並肩戰鬥，在50年代又一起籌建版畫系，到1980年黃山中國版畫家協會成立的大會上李樺當選為主席，王琦當選為副主席兼秘書長，無論在學院的教學上還是在版協的工作中，他們相互支持，配合默契。我從彥涵的那封信中不僅感受到他們之間深厚的情誼，更使我感受到老一輩美術家那種主持公正無所畏懼的勇氣。

這次捐給中央美院的6塊木刻原版，雖然數量不多，但質量很高，時間跨度大，很具代表性。王琦上世紀40年代的木刻原版僅存兩塊，現將其中《閑談》捐給了中央美院，其餘的有50年代的《露天煤礦一角》（套版）、《高爐之夜》（套版）、《油菜花》，60年代的《山地變良田》，70年代的《雪后》，80年代的《雪松》和《一日千里》，其中《一日千里》的尺寸為59cm×84cm，是王琦版畫中唯一的一幅巨幅作品。

在王琦生命最後的日子裡，我曾與他作了筆錄對話，我追問他這樣一個問題：「是什麼力量支撐著你走過這漫長的人生之旅？在中央美院長達25年中，作為一名副教授又是一名黨外人士，是何種思想支配你埋頭苦幹勇往直前？」他在筆錄中作了如下回答：「小學時代教師陳小寅是黨員，他向我灌輸了共產主義思想。後來在大學時代這種思想更進一步提升和鞏固，因為身邊有兩個老黨員，羅髫漁、胡春浦在影響我的思想，至於副教授、黨外人士，我不在乎，我照樣做我的工作，什麼工作重要，便應當去完成它，革命的需要總是第一位……」

我不會忘記他在1979年3月25日給我的信中告訴我：他等待了整整30年的組織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3月23日下午中央美院版畫系黨支部大會上全體一致通過了他的入黨申請，他在信中這樣寫道：「……好了！這下咱們父子兩人都在同一個隊伍，為了一個共同的偉大目標而奮鬥終生，望以後互勉互勵，在黨的生活面前，人人平等。」有關這次黨支部大會的發言一共有8頁，這次將複印件一併捐給了中央美院。同時，此次捐給中央美院的11本台曆日記本，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00年之後的這些年中，記載了王琦每天從事的工作及各種活動等，其中我發現有兩個亮點讓我感動，一是1979年在他入黨的那一天，他畫了一個紅太陽光芒四射，並用雙勾字寫下了這個難忘的日子；二是在他九旬后還記錄了每天拓印木刻的幅數。

在我撰寫《世紀刻痕》一書的過程中，王琦將他的文獻資料以及有關版畫方面的書籍畫冊全部交給我留存，供我研究，當我初步翻閱、整理了這批文獻資料后，我才真正走進了他的藝術世界，才發現他內心深處的亮光。無論是在那艱難困苦的歲月，還是在那荒誕無奈的年代，他都能堅守自己的精神家園，對自己認定的信念、理想、道路始終如一，從不動搖，從不放棄。從王琦的文獻中我才真正發現，老人敏捷的思維、嚴謹的邏輯都來自他平時那驚人的勤奮好學。他的敬業精神和罕見的記憶力正是他生命力經久不衰的源泉。

（作者為王琦長子，著名畫家，王琦美術博物館名譽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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