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談韓非子性私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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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

這是韓非子在他的《韓非子·五蠹[dù]》中提到的一句話，他認為，人性生來就是自私的、利己的，人們之所以會行善、會奉獻、會無私，是迫於形勢的推動，迫於周圍的壓力，因此他主張治國不必存慈善之心——

人民必然要臣服畏懼於統治者的威勢，而很少真的能為國君的仁義所動，身為一國之君要「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這種嚴苛冷漠的態度，乍一看來，比他的老師荀子還多了三分薄情。

若我說中國歷史上思想最為繁榮、文化最為鼎盛的時代，非先秦時期、春秋戰國莫屬。在那個特殊的、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亂世里，君主爭雄、英雄輩出，文人們的思想也達到了繁盛的頂峰，形成了不同學派百家爭鳴的鼎盛局面。

當時的「諸子百家」中，佔據主流地位的，如儒家學派、墨家學派、道家學派、法家學派，輾轉於各個諸侯國之間，受到各位國君的信賴。此外還有兵家、雜家、縱橫家、陰陽家等。激烈的政治鬥爭和諸侯爭霸的複雜局面也促進了各個學派的進步和鬥爭。

在眾多的思想家中，很多人經歷了顛沛流離、輾轉各國的不穩定生活，通常要靠自己的學派思想博取君主的信任和任用。這其中，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韓非子的人生更是命途多舛。

身為韓國貴族之後，博學多才，文章一流，不善言談而善著作。他多次向韓王進諫而不受重用，心灰意冷之下寫出《五蠹[dù]》等名篇，秦王因愛其才而急攻韓國，但到了秦國，他又因師出一門的李斯的嫉妒而備受讒言所害，身死後才得到秦王的悔意。在那個時代，身懷絕技而不幸枉死的人太多太多，而像韓非子這樣因懷才而遭到同門的嫉妒和迫害的，更是讓人不勝唏噓。

縱觀韓非子與老師荀子的思想成就，倒是有趣極了。荀子是儒家學派之流，而韓非子卻是法家的代表先驅。在先秦這一大思想家層出不窮、諸子理論各有千秋的百家爭鳴時代里，韓非子和他的老師荀子擺出了格外與眾不同、冷淡薄情的姿態來看待世間的眾生。

但與韓非子不同的是，荀子認為「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即人們因為知道自己本性惡劣，因此才想「欲為善」，同時他又認為，人們因為本性惡劣，所以更加要對人性加以糾正和改正，這樣社會才會維持其原本的秩序和規律，才會社會安寧天下太平。——「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他在《荀子·禮論》中如是說。

荀子雖然認為「人性本惡」，但仍有向善轉變的機會。而韓非子的理論，其實可見是師出荀子的，他基於這種論調，卻又不同於它的本質——在韓非子看來，人性並非是惡的，而是生來自私，這種自私是基於生理的必然需求，是客觀存在、不可改變的。但又正是基於這種自私的本性，君王應該加以引導和利用。因此才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句話：民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這也就是他的「性私論」。

韓非子認為，人的本性是「好利惡害，自為自利」，而當時的戰國亂世又偏偏是個「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的時代，慈善的治理方式不能滿足於當時時代的特質，僅僅以德治世已經不再能夠適應人心動蕩、戰事頻繁的年代。

他經過自身備受冷遇的經歷，併兼冷眼看到時代的特徵，在認識到這些后，便開始深入地挖掘了人性本自私這一觀點，舉起鮮明的旗幟反對儒家思想的仁義，高調主張要以紀律嚴明的法制來約束民眾：

一是主張利用人的好利惡害心理，通過厚賞誘導人民遵守法紀，通過重懲、刑罰迫使人民不敢犯法；

二是為使厚賞重刑達到預期目的，就必須使「法」成為最高且唯一的行為準則並為人民所知曉，這就需要以吏為師，以法為教；

三是權不旁落，中主能守。進行賞罰、制定法律其目的是為了樹立君主的權威。

通過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看出，韓非子在他的理論中主張用賞罰來制約臣民，「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

今我看來，韓非子的主張，無論是在現今還是古代，都是有些過於偏激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以法度來制約國家固然是有效又合理的方法，但是僅僅把治國的方針和根本寄託於單純的法制，將民族之本立足於「性私論」這種狹隘的理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能長久地安定的。

而且，從性私論的本質出發，它的缺點和破綻也是必然存在的，他否定人性的善良和仁愛，也是在否定人類發展的必須因素。

但是，站在韓非子的角度，這種理論與他個人的經歷息息相關，同時它也從一方面反映了在當時時代百家爭鳴的盛況——無論是哪一種理論，無論它對錯與否，在今人眼中都是值得尊敬的文學盛宴。

作者 | 莞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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