諍友與政敵——王安石與司馬光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宋真宗天禧五年生），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 之一。

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 （宋真宗天禧三年生），字君實，號迂叟，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 ，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 諍友

司馬光比王安石長兩歲，年齡相仿，同朝為官，「十有餘年，屢嘗同僚」， 更重要的是他們「游處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 他們都蒙受過歐陽修的教誨和舉薦，又同梅堯臣為忘年之交。他們各自的文集中，迄今仍保留著許多互相唱和的詩賦。其中王安石那別出新裁的《明妃曲》，及歐、梅、司馬等人的和作，一度盛傳於都下。

王安石與司馬友誼之篤厚，莫過於他們共同擔任館職——皇帝文學侍從的時期。連同另外兩位同僚韓維、呂公著，他們「特別友善，暇日多會於僧坊，往往宴談終日」，被稱為「嘉祐四友」。

他們的品格相似，志趣相投：「不愛官職，不殖貨利」，勤奮刻苦，「難進易退」。他們也有相同的作風和習尚：不嗜飲酒、不好聲色、不喜奢靡、酷愛讀書。他們甚至還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為有這許多類似和共同之處，他們彼此那互相「傾慕之心，未始變移」，就連租賃住宅，王安石也寧願和司馬光做鄰居。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副宰相）之際，歐陽修曾專函致賀，司馬光彈冠相慶，韓、呂等諸友都磨拳擦掌，預備助他一臂之力。這年五月，司馬光發現呂誨袖藏彈劾安石之文，竟愕然不解，悉力勸阻；回到學士院默坐終日，亦想不出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跡」。

• 政敵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二年（1069年），拜相以後以驚人的氣魄實施了他的變法方案（激進改革派），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然變法不久，遭到許多人的反對，其中有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包括歐陽修、蘇軾、蘇轍等人。司馬光曾用激烈的言辭彈劾王安石。

當時宋神宗為王安石撐腰推行變法，司馬光竭力反對，任命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於熙寧四年（1071年）離開京城隱居洛陽，十五年如一日，編纂《資治通鑒》（1084年完成）。

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同時，「改革派」內部矛盾激化，導致分裂，最後變法以失敗告終。

元豐八年（1085年），哲宗繼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司馬光入京主國政，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或許，正是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訊息，加劇了王安石背上的瘡毒，使他倏然而逝。噩耗傳到開封，傳到同樣衰病不堪的司馬光耳中。司馬光深為悲憾。他預感到安石身後，可能會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凌辱。他立即抱病作書，告訴右相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幾個月後，司馬光亦撒手人寰。

宋人馮澥說：「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優劣等差，自有公論。」 在維繫趙宋王朝的共同目的下，在政策的爭辯中，他們各執己見，寸步不讓，略無情面；然而，在個人之間，卻依舊洽守友義，不負夙契——既沒有權勢的傾軋、陰險的殘戕，也不曾互相誣謗、暗害中傷。

作為文學家，此二人佳作不勝枚舉，在中國文學史史上亦佔有一席之地，作為政治家，二人地位舉足輕重，為國盡心儘力。他們亦敵亦友，惺惺相惜，可傳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