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沖誤闖白虎堂案略談

是水滸群英里少有的一個悲情英雄。李逵上山是快樂的，可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宋江也有上山的理由，例如，苦心孤詣地去博一個來自「體制內」的認可；武松其實已經了無牽挂，他早已經完成了自己人生中的快意恩仇……唯有林沖，空有一身武功，妻子卻被逼奸致死，仇讎見在，卻不能得雪；想隱忍苟安，卻終上梁山。這裡，我們不去感慨個體命運的無常與乖張，只是力求本著傳統法律文化的視角，以「林沖誤闖白虎堂」案為素材，闡發其間諸多細節中的法律意涵。

第七回：林沖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履響，腳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沖看時，不是別人，卻是本管高太尉。林沖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沖，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裡拿著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沖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沖，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哪裡？」林沖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里去了。」太尉道：「胡說！！什麼承局敢進我府堂里去。左右，與我拿下這廝。」

仔細分析，高俅的指控其實是費了一番腦筋的，白虎堂無疑是軍機重地，擅自進入，本身就是罪過。再者，高俅指控林沖的罪名是行刺，須注意，高俅是太尉，林沖是教頭，兩人在身份上是直接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基於此，按照當時的制度，林沖的行為屬於「刺殺本屬府主」，應該歸入「十惡」中「不義」之罪。當然，關於「刺殺本屬府主」的情形，法律也有進一步的解釋，即如果行為人「謀而未殺，則從雜犯，不入不義」。意思是，如果行為人的刺殺活動，僅僅停留在謀划階段，是不認定為「不義」的，僅視「雜犯」處理。然而，就本案而言，從客觀方面看，林沖帶刀闖入白虎堂，顯然是實施了具體的刺殺行為的，這就不屬於「謀而未殺」了，而是「欲殺而不能」，可見，就高俅對林沖的指控而言，還是應當屬於「十惡」之「不義」的重罪。

這就難怪，開封府的滕府尹獲知了情況后，道：「林沖，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

基於上述分析，滕府尹對案件的判斷是大致正確的，也由此可見，高俅的毒辣和陰險。退一步說，假設當時的司法生態足夠好，該案能夠得到認真審理的話，林沖還是有免於牢獄之災的可能或機會的。我們看到，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林沖提到本案的一個關鍵疑點，就是兩個承局，他們一直沒有出現。此二人應該是關鍵證人。關鍵證人出現的話，就會水落石出，真相大白。而本案中，關鍵證人缺失，原告和被告的主張、辯解都很乏力，缺少足夠的證據支持。這就意味著，具有偵查權力的開封府，不主動行使自己的偵查權找出關鍵證人，或者，兩個承局已經被高俅「過河拆橋」，那麼，真相就會缺失，案件實質上就成為了疑案。按照今天的刑事法律制度，應該秉持「疑罪從無」的原則，將林沖無罪釋放。考察宋代的法律，對這種情況，有一種較為折中的處理辦法，《宋刑統·斷獄律》「疑獄」條規定：諸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

也就是說，真相難以查明的案件，對嫌疑人，准許用贖法收贖。宋代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都有贖法。需要說明的是，並非是任何人在獲刑后都可以通過收贖的方法來免於牢獄，其實施，有著身份及犯罪性質等方面的諸多限制。由上所述，在我們的假設能夠成立的前提下，林沖案件最好的走向是收贖。即便如此，由於秉持了「有罪推定」的理念，「疑獄」的處理辦法實質上就是換罰易科，將自由罰置換為財產罰。林衝要爭取一個清白，是很難的。

小說交代了林沖案的判決結果：

孫定道：「看林衝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如今著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

孫定無疑是命運多舛的林沖遇到的一位貴人，如果沒有他的全力維持，林沖的案件是不樂觀的。然而，僅就法律適用層面分析，孫定給出的這份判決，也是偏重的。為什麼這樣說呢？

由判決書的內容，我們得知，之所以判決林沖「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認定的事實是「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要注意，這是孫定全力維持的結果：在主觀方面，這份判決否定了林沖有刺殺長官的邪惡動機；在客觀方面，它認定林衝進入白虎堂的行為屬於「誤入」，這已然和高俅的「刺殺」指控撇清。可是，問題也隨之而來，按照開封府的認定，林沖「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這樣一個行為，也要承擔「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如此嚴重的法律責任嗎？

查《宋刑統·賊盜律》「謀殺劫囚」條：「諸謀殺制使，若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謀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斬。」

由本條可知，即便在認定林沖有刺殺動機的情況下，也只是「流二千里」，這裡，胥吏孫定全力維持，在僅是認定為林沖「誤闖白虎節堂」的情況下，判決結果依然是「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也就是說，有無孫定的維持，結果其實是一樣的。這著實令人費解。

進一步地說，白虎堂當然是軍機重地，不能擅入。第七十五回，「活閻羅倒船偷御酒，黑旋風扯詔謗徽宗」，蔡京與童貫、高俅一干人，密商剿滅梁山的計劃，會議地點就在太師府的白虎節堂：

太師隨即叫請童樞密，高、楊二太尉，都來相府商議軍情重事。無片時，都請到太師府白虎堂內。眾官坐下……

然而，查《宋刑統·衛禁律》：「諸闌入宮門徒二年，殿門徒二年半，持仗者，各加二等……即闌入御膳所者，流三千里，入禁苑者徒一年。」

在傳統社會裡，皇帝的宮門可謂戒備森嚴，都有籍禁，未經許可而進，就是所謂「闌入」，此種情況，進宮門徒二年半，殿門徒二年半，持弓箭、刀矛等器具進入，流二千里，進到皇帝的廚房，流三千里。本著「舉重以明輕」的思考，我們有理由追問，太尉的白虎節堂固然重要，然而，它的政治意義能高過皇帝的宮門、殿門和廚房嗎？未經許可，持刃進入皇帝的宮殿，也才流二千里而已。還須注意，按照《宋刑統》對該條的註釋，還附加了「迷情者上請」的規定，也就是說，對誤闖、誤入的，不按照上述法條治罪，而是報由皇上酌情裁奪。

由此對照，林沖闖了政治意義遠不如皇宮的白虎節堂，且在被認定為「誤闖」的情況下，仍然要脊杖二十，遠配滄州。比較的結果是，這其實是一份量刑過重的判決。當然，這個分析多少顯得有些「矯情」，因為，在當時的司法環境下，鑒於控告人的強勢，對於林沖而言，這個結果已然是自己能夠接受的最佳結果。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