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達呂耶的佩劍

雖然任何研究都無法復原讓·達呂耶獲得他的佩劍的歷史，但研究者和讀者的想象似乎足以彌補這一缺憾，甚至可以說，正是空間巨大的想象賦予了這一缺憾特有的文化價值。對大多數人來說，歷史想象要比此前的研究過程重要得多，因此他們通常不太注意那個過程的細節，他們只是急切地等待著結論。

2012年3月18日的波士頓天藍日朗，美國東方學會的年會現場一片溫煦，正在上演每次年會的重頭戲：會長致辭（Presidential Address）。來自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當值會長高德耀（Robert Joe Cutter）報告的題目是《「那麼，你要怎麼當上國王呢？」——中國中古前期的劍》（「Well, how'd you become king, then?」 Sword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報告後來發表在當年年底出版的《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第四期上。高德耀是研究漢末與三國文學的名家，他這個報告的主標題卻取自一部1975年的英國電影《巨蟒與聖杯》（Monty Python and the Holy Grail），是一個農民問亞瑟王的話。在電影里，亞瑟王回答說，湖神給了我這把神聖的劍，所以我可以做你們的王。農民卻大搖其頭：「聽著，躺在湖裡的那個怪婦人給你一把劍，你可不能靠這個就建立起一個國家。」亞瑟王把自己稱王建國的合法性建立在湖神所賜予的寶劍上，雖然電影里的農民覺得這個邏輯莫名其妙，但高德耀在建安末期的曹氏父子那裡，也找到了和亞瑟王一樣的想法和做法。

高德耀的報告主要是對建安文學的四篇作品進行解說，包括曹操《百辟刀銘》、曹植《寶刀賦》、王粲《刀銘》和曹丕《劍銘》。建安後期（建安二十年以後），曹操命人造五枚寶刀（百辟刀），自己寫了《百辟刀令》，曹植《寶刀賦》和王粲《刀銘》大概都是因此而作。建安二十四年春，曹丕命人造三把百辟寶劍，自己寫了《劍銘》。高德耀想起漢魏晉歷朝都把劉邦斬白蛇的那把劍奉為國家重器，感覺到劍與法統之間應該有什麼聯繫，那麼，曹氏父子造刀劍就不單純是出於對兵器製造的興趣，而是與即將到來的漢魏禪代有某種關聯。也就是說，曹氏父子這麼大張旗鼓地讓人製作為數有限的刀劍，其實是為改朝換代做輿論準備。

劉邦那把斬白蛇的劍，本來放在西晉洛陽的武庫里，晉惠帝元康五年（295）初冬武庫失火，燒掉了足夠裝備二百萬軍人的武器，以及收藏在武庫里的「累代異寶」，這些「異寶」中就有王莽的頭、孔子的屐，還有就是這把劉邦的劍。史書說這場大火預示了不久后皇太子的被廢，而皇太子的被廢則引發了八王之亂，西晉於是乎亡。也有史料說失火時有人看到那把劍飛上天去，到了牛、斗二宿的分野，這算是為東晉中興於江東給出了一個解釋。照這個邏輯，劉邦那把劍似乎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不過把它與法統聯繫起來就過於勉強了。真正具有法統意義的寶貝是不會放在武庫里的，比如傳國璽。劉邦斬白蛇的劍固然珍貴，也不過跟王莽的頭和孔子的屐一樣，至多被視為國寶級的文物而已。曹操和曹丕造刀劍（高德耀對刀、劍未加區別）的事，是否具有政治深意，似乎也在有無之間。

不過，高德耀這一報告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在切入正題之前的一段「閑話」。他是這樣開始的：「請想象一下，你在一個著名的博物館工作，日復一日你被著名的工藝品和藝術作品所環繞，其中一部分你已經研究過、寫過，並且還在教學中講授過。你對它們如此熟稔，如同老友一般。讓我們想象得再具體一點吧，你是武器和盔甲方面的權威，有一天你正在上曼哈頓的修道院博物館，當你走過那著名的讓·達呂耶（Jean d'Alluye）的石棺雕像時，你注意到一件不尋常的事，是你以前從未注意到的。」

高德耀請台下眾多同行代入情境去想象的那個角色，其實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武器與盔甲分館的退休館長赫爾穆特·尼克爾（Helmut Nickel）。這位漫畫家出身的中世紀武器與盔甲領域的專家退休後繼續做研究，在《大都會博物館雜誌》第26期（1991年）發表了《一把十字軍騎士的佩劍：關於讓·達呂耶的石棺雕像》（A Crusader's Sword: Concerning the Effigy of Jean d'Alluye），討論讓·達呂耶雕像那把佩劍的來歷。讓·達呂耶的石棺雕像收藏和展示的地方，就是高德耀所說的修道院博物館（Cloisters），是大都會博物館的一個分部，位於曼哈頓的西北角，那一帶被稱作華盛頓高地（Washington Heights），博物館緊挨著高地內著名的崔恩堡公園（Fort Tryon Park）。公園俯臨哈德遜河，寬闊的河面彷彿畫框般把西岸的森林與藍天襯托起來，十分壯美。

圖一：修道院博物館

修道院博物館坐落在崔恩堡公園北側的小山上（圖一），周圍大樹環繞，外觀與環境逼似歐洲中世紀的城堡和修道院，被稱為「天上的城堡」。從崔恩堡公園裡通常只能看到博物館那高聳於林木之上的方塔。即使在秋葉落盡的季節，即使你走到很近的地方，最多也只可以看到修道院拱廊的外牆，然而這簡單的一瞥卻足以讓你感受到濃重的往昔氛圍。與曼哈頓的其他地方不同，時間在這裡停止了流動。中世紀已經夠神秘了，中世紀的修道院更是秘不可知，這個博物館彷彿一個通向中世紀後期（十一至十五世紀）的蟲洞，你從那個十五世紀的拱門進入博物館之後，一下子便回到了中世紀後期的歐洲修道院里。

圖二：達呂耶雕像

博物館震撼人心的首先就是其貨真價實的中世紀修道院建築本身，全部建築其實是由五座中世紀後期修道院建築的殘存部分拼合而成，是二十世紀初美國雕塑家喬治·格雷·巴納德（George Grey Barnard）寓居法國期間四處淘寶的成績。醉心於中世紀藝術的巴納德收集了大量當時還沒有被重視，也沒有被法律保護的中世紀古董，運回美國，重新組建，構成修道院博物館的前身。這批建築加上他收藏的中世紀藝術精品，於1925年為小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所收購，重新購地設計布局，加上他自己的一些珍貴的中世紀文物，捐贈給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934年開工重建，1938年建成開放，這就是今天舉世聞名的修道院博物館。高德耀所講的、赫爾穆特·尼克爾所研究的十三世紀的騎士讓·達呂耶的石棺雕像，就陳列在該博物館的哥特小教堂之中（圖二）。

圖三：達呂耶的佩劍

讓·達呂耶的雕像屬於所謂「躺卧雕像」（recumbent effigy，法語作gisant），是西歐中世紀天主教埋葬尊貴人物時的一種葬俗，即在棺蓋上雕刻與真人尺寸相等的死者盛裝躺卧形象。讓·達呂耶的雕像表現的是他年輕時的容貌，雙掌相併於胸前，是祈禱的動作。無袖的外袍下穿著長袖、帶兜帽、有連指手套、長及膝蓋的鎖子甲（兜帽搭在雙肩上），腿和腳上可以看清的是穿著鎖甲馬褲。腳踩身體扭曲的小獅子，據說這是象徵騎士勇敢的品質。身體的左側，腰掛長劍，長劍只露出柄部的劍格、劍首及部分劍鞘，劍鞘的主體部分都被倚在左腿上的三角形盾牌遮擋住了，這面盾牌的長度恰好足以保護自眼睛至膝蓋的身體部位（圖三）。高德耀所說引起赫爾穆特·尼克爾研究興趣的「不尋常的事」，就是讓·達呂耶的這把佩劍。

在赫爾穆特·尼克爾看來，讓·達呂耶雕像的著裝和武器，反映了十三世紀前半葉標準的騎士裝備，除了那把劍——主要是劍首和劍格有些異常。劍首，中國古代也稱劍鐓、劍珥或劍鼻,英文作pommel，指劍柄末端有強烈裝飾作用的那一部分。劍格，俗稱護手，古代中國又稱劍鏜、劍鐔，日本稱劍鐔，英文作guard，指劍柄與劍身之間突出分隔以保護持劍之手的那一部分。讓·達呂耶雕像上的這把劍，劍格較小，且呈向外下垂的曲線，與同一時期十字軍騎士最常見的那種平直細長的劍格迥然不同（圖四）。更加不尋常的是劍首，讓·達呂耶的劍首呈三花形或三葉形，與十字軍騎士常見的那種圓片形或橢圓形的劍首，更是全無相似之處。

圖四：歐洲中世紀騎士用劍的常見樣式

赫爾穆特·尼克爾說，一把典型的騎士佩劍的柄部由三部分組成：細長平直（或略有弧度）的劍格；管狀木柄纏裹一層或多層皮革，纏裹的方式有簡單環繞和網狀交叉等多種形態；鐵或青銅的劍首，金屬劍首的意義在於平衡劍身的重量。劍身與劍柄連接的那個末端要以鍛擊的方式與劍首鉚接起來，使得整個柄部與劍身堅固地連在一起。雖然十三世紀騎士用劍的劍首偶爾也有近似三葉形狀的，但那可以說是圓形劍首齒狀裝飾的一種變形。最要緊的是，無論是圓形、橢圓形或有齒狀裝飾及其變形的各類劍首，絕無例外地，無不與細長平直的劍格相配合。可是，讓·達呂耶的佩劍無論是劍首、劍柄和劍格都很奇異：劍首酷似含苞待放的三個花蕾；劍柄的纏裹方式也是不規則的環繞與交叉迭壓；更加奇異的是那粗肥的劍格，雙肩下垂，至末端又捲曲向上。赫爾穆特·尼克爾意識到這不是那個時代的西歐產品。那麼，它是從哪裡來的呢？又怎麼成了讓·達呂耶的佩劍呢？

因為讓·達呂耶曾到耶路撒冷朝聖，到過大馬士革等東方名城，赫爾穆特·尼克爾就考慮這把劍或許來自東方，是讓·達呂耶當作珍貴紀念品從遠方帶回來的，所以死後還會鄭重其事地表現在他的雕像上。可是，以赫爾穆特·尼克爾的中世紀武器知識，他立即就判斷出，這把劍不可能產自大馬士革或其他伊斯蘭世界武器製造中心。儘管我們一般印象中伊斯蘭戰士是揮舞著阿拉伯彎刀（最著名的是大馬士革刀）迎擊十字軍騎士，其實十三世紀時他們所用的是和他們的對手一樣的平直雙刃劍。現存非常有限的、能夠展示十五世紀初以前的阿拉伯劍的圖像資料，最重要的是各種古代手寫本的插圖細密畫，這些細密畫因為尺寸太小，要辨別其中佩劍的柄部細節是非常困難的，特別是柄部往往會被持劍的手所遮掩。在十三至十四世紀前期的細密畫里，可以看清的那些劍格，要麼是細長平直的，要麼就是雙肩短粗下卷的，而那些劍首則都是圓球形或橡子形的——很顯然，讓·達呂耶的佩劍，並非製作於大馬士革或其他阿拉伯城鎮。赫爾穆特·尼克爾探究的目光越過地中海東岸，投向更遠的東方：「看起來，讓·達呂耶的劍來自比大馬士革還要遙遠得多的地方。」

圖五：敦煌壁畫（上）與《胡笳十八拍》組畫中的劍柄

那當然應該是中國。赫爾穆特·尼克爾很快就在中國古劍中找到了與讓·達呂耶佩劍柄部三要素十分接近的例證。首先是劍首，那種三花形或三葉形的劍首，可見於敦煌139窟八世紀後半期的壁畫，也可見於宋遼時的《胡笳十八拍》組畫（圖五）。而且，在唐人街可隨處見到的用銅錢串起來組成的那種劍，劍首也都是三骨朵形的。其次是劍格，現在常見的中國劍（當然主要是清代以後的），幾乎都是這種蝙蝠形的劍格，雙肩較粗且下垂。再次是劍柄的那種雙環纏裹方式，很大程度上也和讓·達呂耶的佩劍基本一致。至此，赫爾穆特·尼克爾覺得他已經為讓·達呂耶的佩劍找到了產地。他得出結論道：「儘管讓·達呂耶給他的劍配備了歐洲的劍鞘和掛帶，而且這個配備的技術活也應該是由歐洲工匠完成的，不過他的劍本身一定來自已知世界的另一端，即遙遠的中國。」

在文章的最後，赫爾穆特·尼克爾由技術考證進入到歷史聯想（或者，確切地說是歷史想象），寫下了一段對普通讀者來說非常有感染力的話，高德耀在他的報告中也全都引用了：「（這把劍）是沿著古絲綢之路和平地貿易而來，還是由蒙古征服大軍中的一個搶掠者攜帶而來？讓·達呂耶是把它當作一件異域風物在東地中海的某個港口收集得來，還是作為在敘利亞的一場戰鬥中的戰利品保存下來？我們已永難確知了。然而無論如何，這件不尋常的武器對他和他的家庭是足夠重要的，以至於它會被忠實地再現在表達永久紀念的雕像上。」

修道院博物館的前館長J. L. Schrader在一篇介紹博物館歷史的長文中說，喬治·巴納德1910年從巴黎古董商Georges Demotte手裡買下讓·達呂耶石棺及雕像時，他們並不知道其身份及來歷，但由於顯而易見的美感和高品質，價格竟達一萬五千法郎。雕像原有的塗彩和題字，早已在歲月中消失，因而也就難以知曉雕像本來的情況。據Katherine Rorimer《修道院博物館的文物：過去與現在》一書，在捐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之後不久，雕像的身份才迅速被揭開。1928年，法國勒芒市的收藏家和鑒定家Julien Chappée辨認出雕像是讓·達呂耶，立即把自己所知有關該雕像的全部信息轉告給大都會。到1954年，巴黎軍事博物館（Musée de l'Armée）的管理人Robert J. Charles，得Bouillerie男爵告知有關讓·達呂耶雕像1850年代存放在Hodebert城堡時的情況，因為男爵的祖上那時正擁有該城堡。這個信息補充了先前的資料，使得雕像的來龍去脈終於清晰了。

讓·達呂耶騎士是拉瓦利埃爾城堡（Chteau la Valliére）的諸侯，其父母分別是Hugues V d'Alluye和Guiburge de Chourses，兒子是Hugues VII d'Alluye，不過讓·達呂耶的妻子的名字已佚。世代生活在盧瓦爾（Loire）河谷的達呂耶一家，只留下一點簡單的記錄。根據這些零碎的資料，可知讓·達呂耶是聖帕特納（Saint-Paterne）教區的領主，1239年他在這個教區內建造了La Clarté-Dieu修道院，他自己也就成了這座修道院的資助人。1240年，讓·達呂耶從旺多姆的la Trinité修道院的僧侶那裡借了一百五十里弗的硬幣，湊夠了前往聖地（耶路撒冷）朝聖的盤纏。1241年，當他旅行到克里特島東部的耶拉派特拉（Hierapetra）時，當地的托馬斯主教把那個釘死了耶穌基督的十字架（True Cross）的一個殘片送給他。1244年讓·達呂耶朝聖歸來，把這個寶貴的殘片贈送給了la Boissière修道院，現在這一文物還收藏在Baugé醫院。他大概是1248年去世的，埋葬於他自己九年前修建的La Clarté-Dieu修道院。

現有資料中有爭議的地方，是對讓·達呂耶具體的埋葬地點有不同記錄。一種說法是在教堂內靠近聖彼得小教堂的地方，雕像後面的牆上是修道院院長和幾個僧侶的淺浮雕。按照另一個說法，讓·達呂耶的墓位於修道院的廊道旁邊，靠近教堂的入口。從現有的刻劃痕迹判斷，石棺及棺蓋雕像有一段時間應該是存放在一個壁龕里的。研究者推測，可能是在十六世紀起由宗教紛爭引起的動蕩局勢下有過挪動，比如從修道院搬進教堂，以確保石棺和雕像的安全。十八世紀末法國教會財產的世俗化對讓·達呂耶雕像的影響很大，1791年，他安身其中的修道院被轉賣給包稅人Valette男爵。此後，這座修道院就慢慢淪為盜搶的對象，當地人也常來這裡選些建築材料。到1850年，這裡建起了一座農莊。有一段時間，讓·達呂耶的雕像被翻轉身來架在農莊里的一條小溪上，發揮了橋樑作用，直到一次清理溝渠時被發現才得救。於是，雕像及石棺被搬到附近的Hodebert城堡去保存，有文件證明，1855至1879年間一直存放在那裡，文件還顯示，有人在1888年看見它們存放在該城堡的橘園裡。前面提到過的那個巴黎古董商，大概在1905至1906年間買到這一寶貝。現在大都會收藏有一張該雕像最早的照片，推測是一個巴黎攝影師於1905年之前拍攝的。所有這些資料形成的證據鏈，使得讓·達呂耶雕像的歷史變得清晰可靠，其歷經歲月幸運保全的經歷也足以令今人感慨。

如果不是因為赫爾穆特·尼克爾對於讓·達呂耶佩劍的研究，除了中世紀史的熱愛者，不大可能有多少人會對這座靜卧於上曼哈頓那個異常靜謐的院落內的雕像發生興趣。和讓·達呂耶雕像一起躺在哥特小教堂的另外多具同類型雕像，比如那四具來自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十三世紀末十四世紀初的雕像，雕刻工藝和保存狀況一點也不比讓·達呂耶雕像遜色，卻遠不及讓·達呂耶雕像引起專業工作者以外人群的關注。

赫爾穆特·尼克爾的文章發表以後，各種媒體時不時會「發現」這個佩戴著中國劍的中世紀騎士。而且「發現者」還會就劍的來歷多加解釋，強調蒙古人在波斯高原所建的伊利汗國與地中海東部的聯繫，建立起蒙古人從中國人手裡搶奪寶劍又攜帶到中東的歷史敘述，甚至暗示勇敢善戰的讓·達呂耶可能在中東參與了一場抵抗蒙古入侵的戰鬥，光榮地獲得了這把東方佩劍。還有人說，這把中國劍出現在法國，是蒙古帝國時代全球化的一個說明。中文世界也注意到了赫爾穆特·尼克爾的研究，天涯網站有一篇譯介帖子特地使用了一個標題：「千年前的十字軍騎士最喜歡佩戴中國寶劍」。西方中世紀史的研究性論著也及時吸收了這一成果。2008年英國出版了David Nicolle研究中世紀後期醫院騎士團歷史的《耶路撒冷的騎士》，就在第140頁特別提到讓·達呂耶的中國佩劍。2012年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的Nicholas Paul研究十字軍騎士家庭記憶的《追隨他們的足跡》，在第146頁也引用了赫爾穆特·尼克爾的這一研究。

可是，仔細讀赫爾穆特·尼克爾的文章，無論如何也會覺得他在論證產自中國這一環節時過於簡略，沒有舉出劍格和劍首如讓·達呂耶佩劍那樣搭配在一起的中國例證，完全沒有他在排除中世紀西歐作為產地時的那種踏實感。如果雕塑讓·達呂耶雕像的工匠做到了忠實、完整的再現（很多人指出工匠雕塑時有可能略作誇張、稍加改動），在西歐與東亞之間，還有那麼大的世界，怎麼那麼輕易就被一概忽略了呢？即使不考慮伊斯蘭化了的中亞（當然這是不能忽略的），在那時或略早的遠東（含蒙古、朝鮮半島與日本），也有多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體、文化體，各有自己的武器製造傳統，為什麼都沒有進入排除序列呢？不能不說，轉往遙遠的中國尋覓答案，可能是出於一種文化深層的浪漫傳統。

目前正在人民大學進行博士后研究的常彧先生是軍事史方面的專家，我問他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他說，赫爾穆特·尼克爾用以證明這把劍來自中國的證據過於薄弱，大量雕刻、繪畫中的中國劍首還是環首或橢圓形，也有一部分扇形的，明顯呈現三葉形的很少見。赫爾穆特·尼克爾所舉的那種蝙蝠形劍格的中國劍，其實是後世辟邪祈福的所謂「福劍」，南宋及之前的雕刻中迄今還沒有見到有這類福劍。雕刻與繪畫中所能見到的，大部分都只是普通的護手，真正用以標示劍之精良和使用者身份的，是劍格前端通常作龍虎或其他猛獸造型的那一部分。北宋軍事專書《武經總要》里的劍，也都沒有接近讓·達呂耶佩劍的那種劍格。劍柄、劍穗部分，更是難說與中國劍有關係。劍柄作為握持部分，皮、線、布都可用以纏裹，唐代還用鯊魚皮包裹。一般地說，這一部分是可以隨時調整以適應使用者的。讓·達呂耶的劍柄纏裹方式即便與中世紀歐洲一般可見者迥異，也無法斷言與中國劍有直接聯繫。《武經總要》中就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劍柄。

雖然三花或三葉造型的劍首很罕見，但雙肩下垂的劍格在中國古劍中是比較常見的。常彧先生舉了南宋《中興四將圖》「韓蘄王世忠」像身後那位侍者，他的佩劍的劍格就是雙肩下垂的形式，但似乎並沒有在末端又向上翻卷。對於劍首的花蒂形式，他還舉了有強烈內亞氣息的所謂「北方系青銅短劍」作為例證。這類古代青銅短劍的劍首，常見山字格、花蒂形格。這一類型略加變化，就有可能發展成讓·達呂耶佩劍的那種劍首。如果再聯想一下，同樣是北方系直刃匕首式青銅短劍的劍格，還有一種造型繁複的「花字格」，這種製作式樣及設計風格，後來都一定程度影響到中國劍格的製作。大英博物館收藏有一件漢代鐵劍，其劍格部分就很可能受到了北方系直刃青銅短劍中那種「花格劍」造型風格的影響。但據目前所知，這種內卷的劍格，並沒有發展出末端忽又向外翻卷的變形。正如常彧先生指出的，在西歐至東亞那麼大的舞台上，即便排除歐洲工匠的製作、排除大馬士革來源的可能，卻仍然不能忽略中國以外的其他地區的制劍傳統。

圖六：鳶尾花造型的劍首與劍格

最有意思的是，常彧提示說，讓·達呂耶佩劍的劍首，有可能是一種鳶尾花（Fleur-De-Lis）造型的變形。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把劍和中國就完全扯不上干係了，因為鳶尾花形的劍首在中世紀歐洲並不罕見，特別是短劍（圖六），而讓·達呂耶的佩劍究竟是長劍還是短劍尚難以斷定，因為劍鞘的主體部分都被盾牌遮擋住了。我對古代軍械所知甚少，當然沒有辦法判斷，但從我的理解來看，赫爾穆特·尼克爾的研究還遠遠不能說提供了確切的證據，更未能形成可以接受的定論。

圖七：維京劍的柄部

西方古代軍械愛好者的網站上，也有對赫爾穆特·尼克爾文章的討論，其中有這樣的意見：與其說讓·達呂耶佩劍來自中國，不如說更可能屬於早些時候的維京人。的確，維京劍的劍首多見三個以上的骨朵形（圖七），讓·達呂耶佩劍的劍首有可能就是這個形式的一個變形。討論還指出，收藏維京武器在中世紀騎士中事例很多，也許讓·達呂耶就是把一具維京古劍當作了自己的隨身利器。又或許，這把維京古劍對達呂耶家族有特殊意義，所以要在死後的雕像上鄭重地表達出來。這個說法的一個有力之處在於，把讓·達呂耶佩劍與讓·達呂耶本人之間的聯繫變得更緊密。如果讓·達呂耶是在大馬士革或其他東方港口獲得這把劍的，那他與該劍之間的結合其實相當短暫，因為他回到法國只過了四年就死了，家人怎麼會用這麼新的物件來表達對他的紀念呢？

不管對這把劍來歷的研究最終得出怎樣的結論，激動著研究者和讀者的，是由研究結論開始的歷史想象。雖然任何研究都無法復原讓·達呂耶獲得他的佩劍的歷史，但研究者和讀者的想象似乎足以彌補這一缺憾，甚至可以說，正是空間巨大的想象賦予了這一缺憾特有的文化價值。對大多數人來說，歷史想象要比此前的研究過程重要得多，因此他們通常不太注意那個過程的細節，他們只是急切地等待著結論。雖說歷史研究標舉著求真的旗號，但並不是所有的真實歷史都被同等對待。事實上，只有那些足以激起豐富聯想的「真」，迎合了學界當下偏好和公眾當下流行趣味的「真」，才會被研究者和公眾格外留意。即使在學術世界里，我們也常常聽到研究者之間互相詢問對方有什麼「觀點」，也就是有什麼結論。許多爭論都是「觀點」之爭。然而觀點本身並不是學術最重要的部分，獲得觀點的思維過程才值得仔細審查。

如果赫爾穆特·尼克爾發現導向的結論是，讓·達呂耶的佩劍是十三世紀法國騎士的常用劍具，那麼，赫爾穆特·尼克爾自己甚至不會動筆去寫這麼一篇文章。即使他寫出來了，也不能引發讀者的熱情。社會等待的結論，不能是這種理所當然的說法，而必須是可以點燃想象烈焰的一個意外、一個驚喜。在讓·達呂耶佩劍來歷的所有可能產地中，中國無疑是可以提供最大想象空間的，何況所有的想象都可以是那麼浪漫。

然而這一來，歷史本身就退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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