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後一個循吏

司馬遷的《史記》被後世史家們視為一座不可逾越的巔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老人家天才地創造了許多體例，這些體例都順理成章地成為後人寫史必不可少的典範。比如《循吏列傳》即其一。從《史記》首創《循吏列傳》伊始，幾乎後來的所有史書都要像《史記》那樣，專門為循吏辟出一個章節，以便將他們的感人事迹儘可能富於感召力地記錄下來。

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史記》影響巨大，後人不能不見賢思齊；另一方面則說明歷代對循吏的高度認可。

說白了，不管天子姓劉姓朱，說漢語還是滿語，都需要循吏的榜樣作用來帶動其他官員，使他們更加勤勉地工作，以求達到天下大治、萬世一系的目的。

中國有幾千年的家天下歷史，其實，家天下也並非如同後來的黃宗羲等人批駁的那樣一無是處。家天下的最大好處是，因為江山是一家一姓的，產權明晰，從主觀上講，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皇帝都不可能有意把自家的天下搞亂，把自家的王朝搞垮。倒是當天下被吹噓為全體人民的時，產權不明，反而沒有人會對江山負責。這就好比只有單一老闆的私企，往往比有眾多股東的合股企業，經營者會更上進更努力一樣。

循吏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好官。什麼樣的人才稱得上循吏呢？司馬遷的標準高度濃縮為四個字：「奉職循理」。後來班固在此基礎上作了稍微詳盡的發揮，循吏的標準被概括為「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這些概念性的東西可能今天的讀者看上去很空洞。幸好，自《史記》以來的史書，都為我們留下了較為生動的循吏事迹，因此也就不難從這些事迹中抽取其共性。

要言之，循吏的共通之處不外乎重視農業，狠抓教化，公平執法。這個標準看上去似乎沒有多大難處，歷史上的循吏一定會很多。但你錯了，司馬遷認為在他的《史記》所涉及的兩千年時間裡，夠得上循吏標準的不過五個人；而在班固的《漢書》中，被視為循吏併名垂史冊的，也不過六個人。大明享國近三百年，《循吏傳》收錄的官員，也只有五十個人。

也就是說，普天下官員雖然多如過江之鯽，但真正能跨過這根看上去似乎並不高的標杆者，可謂寥若晨星。從一定意義上講，一個時代湧現的循吏越多，則這個時代越是接近盛世或就是盛世。反之，一個時代循吏如同史前動物一樣絕跡，則這個時代雖然不一定就是亂世，但至少也在亂世的隔壁。

明朝的五十名循吏，大多湧現在這個帝國如日中天的上升時期，也就是洪武和永樂兩朝。至於被視為晚明的萬曆、天啟和崇禎三朝，漫長的半個多世紀里，循吏僅有一個，那就是大明最後一個循吏陳幼學。

陳幼學是江蘇無錫人，萬曆十七年中進士后授確山知縣，此後曾上調中央作過刑部主事和郎中，之後再下派到浙江任湖州知府。晚年雖被任命為太常少卿（太常寺的次長，太常寺負責宗廟祭祀、禮樂及文教），但並未赴任。他的主要政績，都是在縣官和州官任上所為。用循吏標準考察陳幼學，他主要幹了以下工作：

其一，發展生產。中國一直是個農業社會，三農問題歷朝歷代都存在，而大明晚年尤甚。作為基層官員，陳幼學力圖通過一系列重農政策來發展生產。這些重農政策主要是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和治理蝗災。

興修水利方面，他所轄境內有一大澤，淹沒的都是良田沃土，歷任縣官對此熟視無睹。他上任后，組織人力疏通河道，修建水渠，由此增加了大面積的耕地。

開墾荒地方面，在縣城南面有一塊多草的荒地，陳幼學下令，凡是遷移到本縣的民眾，每人必須交十斤雜草。不久之後，那片荒地就成了良田。

在農業時代，蝗災是最可怕的災難之一，地處中原的河南偏偏又是蝗災多發地。陳幼學調任中牟知縣時，正好遇上一場前所未有的蝗災，他積極應對，組織吏民滅蝗，竟然捕獲蝗蟲達一千三百餘石。

其二，保障民生。對那些貧困得置辦不起耕牛和紡車，從而無從耕織的農民，陳幼學用政府採購的方式準備了五百多頭牛和八百餘輛紡車，無償提供給農民。

住房難不僅在今天是個問題，在陳幼學的晚明，居然也是社會不穩定因素之一。為此，他修建了房屋一千二百餘間，分配給貧民居住。又建了八十間公房，充當公務員小區。中牟縣的城牆是泥土所築，又矮又破。有一年碰上飢荒，饑民遍野，陳幼學組織饑民修補城牆，每人發給糧食，既解決了修建城牆的資金，也賑濟了饑民，確實一舉兩得。

在確山知縣任上，他在豐年時出面囤積糧食，其數目達一萬二千石以上，作為這個縣的糧食儲備，以備荒年和災年所需。在湖州知府任上，有一年淫雨數月，莊稼盡死，幸好陳幼學多年以來積累的儲糧賑災經驗，救活了饑民三十餘萬人。

其三，公正執法。中國人向來都有清官情結，對清官津津樂道，視為再生父母的熱情，反過來證明了清官的稀缺和貪官的泛濫。清官最被民眾看重的一點，就是他們能夠公正執法――一般而言，就是在豪門權貴與普通百姓發生摩擦時，清官能夠站在公正的立場來處理。

這一點，著名清官海瑞矯枉過正，做得很極端。他說過一段著名的話，意思是說，凡是在官司中遇到疑惑不能斷的地方，與其委屈做兄長的，不如委屈做弟弟的；與其委屈做叔伯的，不如委屈做子侄的；與其委屈窮人，不如委屈富人；與其委屈忠厚的，不如委屈刁鑽的。但年歲小的、輩分矮的、銀子多的、性格奸的，是否就一定比年歲大的、輩分高的、銀子少的、性格憨的先天地沾染了原罪呢？海瑞沒有深究。

幸好，與海瑞的這種偏執相比，陳幼學雖然也大體秉承這種清官斷案傳統，與其屈窮人，不如屈富人，但他至少沒有走得像海瑞那樣遠――真理再前進一步，有時就真的成了謬誤。

陳幼學任湖州知府，「甫至，即捕殺豪惡奴」——也就是下車伊始，立馬嚴打。一個叫施敏的官家子弟，橫行鄉里，陳幼學將其下獄后，施的家人四下活動，打通了陳幼學上司的關節。陳的上司派人來湖州，要求把施敏押到省里，由他親自審理。但陳幼學不買賬，將施敏立即就地正法。

這種事情放在今天完全不可想象：省里要求押解的犯罪嫌疑人，市長竟然不聽指示，把犯罪嫌疑人處死了。這無論從法律層面還是官場層面，都是毫無道理的事。但在彼時語境里，陳幼學這種行為反而是值得稱道的，稱道的理由只有一個：他之所以殺施敏，不是個人恩怨，而是為了轄區的安寧。

陳幼學的政績生動至極，都是不爭的事實。但事實證明，他的做派受到民眾擁戴的同時，卻遭到了官員們的集體反感與排擠。中牟知縣任上，正逢朝廷派員考核，負責考核他的掌道御史「擬斥之」，相當於給他的考核評個不合格。

幸好，這位御史的兒子是個明白人，他告訴其父說：「我從中牟來，人人都說中牟治理得再也找不出第二個。現在您打算把陳幼學評為最差，這是什麼原因呢？」御史其實沒原因，硬要找原因的話，僅僅因為他對陳幼學這種一塵不染的官員看不慣。――在一個樂於自污、並通過自污獲得好處的年代，旁人的清潔不但不合時宜，而且必須除之才后快。

從隨時可能成為餓殍的草根到創立一代王朝的開國之君，朱元璋是個明白人，他知道循吏對帝國有著何等重要的作用，因而非常看重地方官員在學校和農桑兩方面的政績。考察歷史，循吏在這兩方面一般都做得無可挑剔。

洪武五年，他下詔考核地方官，日照知縣馬亮在督運方面成績顯赫，但課農興士卻乏善可陳，當即遭朱元璋免職。然而如前所述，當大明帝國從它的勃興漸漸走向中庸和衰亡時，洪武、永樂時代尋常可見的循吏便有如慘遭圍剿的珍稀動物，一日稀於一日了。循吏的稀缺，反證的是庸官和壞官已成為官員中的囂張的大多數。

朱元璋當年為了塑造循吏，在接見州縣官員時總是苦口婆心地給他們洗腦，說什麼「惟廉者能約己而愛人，貪者必朘人以肥己」。在循吏漸漸稀少的晚明時代，太祖的這些最高指示，只不過是文件里了無生氣的一顆顆漢字而已，與當時官員的為官之道與為人之道，如同兩條永遠不會交叉的平行線。

州縣官員直接與老百姓打交道，重要性不言而喻。歷代史書都用花團錦簇的文字表彰循吏，大約是史官們想要給後來的官員樹立些可以學習的典型。然而，當循吏稀若晨星，庸官壞官卻鱗次櫛比，當老百姓不得不在庸官壞官的奴役和壓榨下艱難地討生活，當老百姓進而把庸官和壞官視作朝廷的象徵，這個國家就已經註定沒了生機和前途。

因而，晚明天下大亂，一大徵兆就是多如過江之鯽的官員中，再也找不到幾個可資說道的循吏。

這個故事說明：

第一，大多時候，官員還是希望做個好官，或者說循吏的。但如果做好官的風險成本太大，而做庸官壞官又具有強烈的物質誘惑時，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能就會決定他們將前仆後繼地加入到庸官和壞官的行列。

第二，西方有個故事說，一個畢生行善的善人，死後如願到了天堂。天堂很冷清，只有他和上帝兩個人。吃飯時，上帝很抱歉地給他發了兩塊餅乾。善人一邊吃餅乾，一邊用望遠鏡往地獄眺望，他吃驚地發現地獄里人頭攢動，都在大吃大喝。善人很不滿地質問上帝，上帝無奈地解釋說：「天堂里就你我兩個，實在是沒辦法像他們那樣開伙辦宴席啊。」在大多數時代，循吏就像這個陪伴在上帝面前的善人，孤獨而又失落。所以，當循吏和壞官需要的都是勇氣：循吏需要的是耐得住寂寞的勇氣，壞官需要的是敢於把良知隨手扔進垃圾堆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