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到德國，隨著各國對於涉華政治運作的清算，除了中國政治影響力之外，中國「軟實力」的體現，也逐漸有被詮釋為「銳實力」的趨向。美國國會和媒體最近更是積極展開對於中國軟實力的盤查，讓人擔憂這個風潮是不是也將波及華人組織和個體？

美國華人精英組織百人會在今年發布了《起訴中國『間諜』：美國經濟間諜法的實證分析》的研究白皮書，和2017年《中美兩國公眾印象》民意調查報告。在對於中國崛起影響力質疑的大環境下，這兩個研究都隱約指向了美國華人的個人經歷似乎不免陷於大語境的牽連。

近來美國政壇和媒體對於中國軟實力的質疑，體現在美國國會中國執行委員會在美東時間12月13日早上舉行關於中國的聽證會，主旨是探討中國是否運作「長臂」的軟實力，向全球輸出委員會所謂「有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

從孔子學院、約翰哈普金斯大學的國際研究學院、到布魯金斯學會的贊助財源,《華盛頓郵報》認為「華盛頓正在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在美國的勢力範圍和規模巨大，滲透到美國的各種機構之中」。而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最近發表了一份名為「銳實力」的報告，該報告追蹤了中俄兩國的「威權勢力」在幾個發展中國家的體現。

根據《外交政策》的報道，香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通過他的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贊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布魯金斯學會和其他組織的研究。《華盛頓郵報》認為董建華和中國政府關係緊密。

而《華盛頓郵報》也引用美國國會中國執行委員會聯席主席參議員馬可•盧比奧說，中國政府贊助的孔子學院，在美國的大學校園內運作不透明的協議，經常被指控干涉與中國有關的教育活動。盧比奧主張審查中國贊助的智庫研究、學術主席和知識合作。

「軟實力」是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在1980年代提出的概念，相對於一個國家的「硬實力」是建立在強制基礎之上的軍事或者經濟功能，「軟實力」是以吸引力為基礎，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魅力。然而國際民主論壇主張重審「軟實力」的概念，認為莫斯科和北京政權操作「軟實力」塑造海外的公眾觀點時，其實運用的是「銳實力」的力量，帶有攻擊性。

其實很多人以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冷戰期間對於國際媒體的操控，以及長久以來好萊塢藉由戰爭片的製作和審控裁剪，為美國國防部和中央情報局服務。美國是否對於自己「銳實力」的運作，採取了雙重標準？

不論如何，在對中國軟實力加大審視的過程中，是否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對於美國華人組織和個人行為的關注？這使我想起美國歷史上對於華人的政治迫害，和近年來對於中國科技和經濟「間諜」的討伐。而近日百人會發布的白皮書關切的主題，便是根據美國經濟間諜法控告華人的佔比，遠遠超過華人在美國人口的比例。而這個情況在2009年之後更為凸顯。

華人涉嫌間諜罪的經典案例是1999年李文和博士被指控為中國竊取了關於美國核武庫的機密。2000年李文和與美國聯邦政府達成訴訟和解協議：他對一項罪名認罪，政府收回其他58項指控並將其釋放。主持的聯邦法官該案公開為他的虐待公開道歉。

而出生中國、后入籍美國的美國國家氣象局華裔水文專家陳霞芬，曾在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供職，因做出突出貢獻而獲得美國政府嘉獎。但是2014年前往中國探親之際與老同學聚會後，陳霞芬返回美國后不久就在辦公室內被6名聯邦調查局探員逮捕。

由於陳霞芬的老同學中有人在中國水利部供職，她因此被懷疑利用盜取的密碼非法獲取美國水壩敏感信息。但2015年3月在她本該接受審判的一周前，檢方在沒有給出理由的情況下撤消了所有指控。

2015年美國天普大學物理系主任、中國「長江學者」郗小星在賓夕法尼亞州被捕，涉嫌罪名包括非法輸送美國敏感的國防科技信息給中國企業和中國政府。最後在關鍵證物失真和領域專家證詞支持的情況下，檢方終於撤消了對郗小星的指控。

針對目前對中國軟實力的負面報道，可能對美國華人待遇的影響，我訪問了百人會會長吳華揚。作為美國加州大學黑斯汀法學院教授，他的研究重點是亞裔在美國的平等權利，著有《黃種人：超越黑與白的美國種族》。今年三月他在《赫芬頓郵報》網站上發表「關於新移民：寫給美國亞裔的積極份子」一文，其中對中國新移民的描述在美國華人圈子掀起激烈討論。

在吳華揚的建議下，我也向《起訴中國『間諜』 》白皮書的作者金鐘世提出了一個問題。金鐘世是美國南德克薩斯法學院訪問學者，以及貝克雷登律師事務所的商業訴訟律師。

劉裘蒂：2017年12月13日，美國國會中國執行委員會舉行了「中國長臂：出口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聽證會，這是繼澳大利亞、紐西蘭、德國等國關注中國的政治影響力，一個對於中國軟實力的反擊。你認為在美國這些把中國政府和企業有關的政治和非政治活動放在顯微鏡下審查的趨勢，是不是已經蔓延到了華人組織和華人個體身上？

吳華揚：華裔美國人，無論是最近入籍的新移民，還是第六代的加州人，素來被視為「永久的外國人」。反對他們移民的一個論點是他們不會同化，這導致了1882年的排華法案，後來國會就此發表了對其種族偏見的遺憾聲明。我們通過數據的研究證明，華裔美國人儘管把美國當家，對美國做出了貢獻，卻繼續面臨著偏見。李文和、陳霞芬、郗小星，這些案件都是以假設和誇大為基礎，對有中國血統的人提起的虛假訴訟。這些刑事訴訟都有令人矚目的指控，但政府不得不承認它們的錯誤，讓華人受到白人和其他人種沒有遭遇的嫌疑。

劉裘蒂：你認為《起訴中國『間諜』：美國經濟間諜法的實證分析》的研究白皮書中提到的華裔美國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源於西方對中國施展政治影響力的既定偏見，加上對中國「集體主義」的先入為主，進而認為中國的個人只是國家的延伸？或者，更多的是，起源於歷史淵源已久對亞裔美國人的種族刻板印象，把他們視為「分裂效忠對象的外國人」？

吳華揚：對華裔美國人的種族形象定性可明可暗。在某些情況下，煽動者公開聲稱，如果你是中國人，那麼你就不可信賴。在其他情況下，他們否認這是基於任何偏見，但提供不了沒有任何其他的解釋。最新的科學研究證實，我們人在腦海的深處都纏繞著某些偏見，甚至特別是當我們不知道這些偏見藏在哪裡。

劉裘蒂：《起訴中國『間諜』》白皮書顯示，自2009年以來，根據美國經濟間諜法控告華人的佔比已經增長了兩倍，達到52％。加上非中國籍的其他亞裔人士，自2009年起被以經濟間諜法指控的被告人中有62％是亞洲人。根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美國人口中的亞裔人口佔5.6%，而華裔佔1.2%。即使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佔據了亞裔美國人口中最大的一個群體，但在我看來，中國人在這個政治性的「獵巫迫害」中，不但與這個族群在美國人口的佔比不成比例，與其他亞洲人口比起來，也是其中最被針對的對象。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吳華揚：當我和百人會的會員了解金鐘世正在研究根據美國經濟間諜法起訴的案例時，我們知道這很重要，所以我們發表了他初步調查結果的「白皮書」總結。這不僅僅是我們的觀點或猜測，實際提交的起訴案件顯示，亞洲人，特別是華人，成為經濟間諜法偵查針對的現象，遠遠超過他們在美國人口中的佔比。這並不偶然，這是不合理的。

劉裘蒂：有意思的是，在48％的案件中，所謂的「經濟機密」是用來受益美國企業，而另外34％的案件涉及中國企業。我認為報告使用這個數據來說明一個疑點：在所有以美國經濟間諜法起訴的案件中，都沒有牽涉俄國企業或政府受惠的情況。有沒有試圖將這些美國企業的所有權追溯到任何中國的股東或實體？

吳華揚：這項研究是初步的研究結果，金教授正在繼續他的研究。我們應該聽聽他的看法。

金鐘世：我的研究發現，許多根據經濟間諜法的提訴捕捉了任何與中國的「聯繫」，包括被告的來源地。更重要的是，22％ 被指控經濟間諜罪的亞裔被告從未被定罪。換句話說，多達五分之一被作為間諜起訴的亞裔可能是無辜的，是其他種族的兩倍。

中國被告以間諜定罪平均判有期徒刑25個月，而亞裔（包括華裔）被告以間諜定罪平均判有期徒刑22個月，是西方人被告判決（平均11個月）的兩倍。幾乎有一半（48％）的西方人被告得到緩刑，但是只有21％的華裔被告人和22%的亞裔（包括華裔）被告人得到緩刑。

劉裘蒂：百人會每隔幾年就對中美兩國公眾印象進行民意調查，探討中美兩國的公眾和特定群體對於彼此國家的看法，以及中美公眾在中美關係問題上的希望和擔憂。今年5月份發布的2017年《中美兩國公眾印象》民意調查報告顯示，過去10年來中國人和美國人對彼此國家的好感持續下降，受訪的美國公眾中只有48％對中國有好感，比2005年的59％下滑。

這一個發現與皮尤研究中心在2016年春季的研究結果一致，說明過去十年來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更為負面。不過這種趨勢在今年春天有點迴轉，習近平主席在四月間拜訪特朗普總統在佛羅里達州的海湖莊園之際，皮龍研究中心的春季調查發現：44％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高於一年前的37％。皮尤研究員認為這部分是由於對中國經濟威脅的擔憂下降。

一般來說，作為一個群體，不論是在法律、職場、還是其他的方面，美國華人的經歷都會因為美國公眾對中國觀感的變化，而受到影響嗎？

吳華揚：美國公眾對中國和亞洲的看法，都對華裔美國人（不論是新移民或老一代的移民）有所影響。這一直是事實。美國大眾對珍珠港或越南戰爭的憤怒和經濟焦慮，曾經造成對華裔美國人以及其他亞裔美國人的攻擊，比方說，1982年在底特律發生的著名事件：一對白人父子用棒球棍狠狠打死華裔美國人陳果仁，犯罪的情緒癥結是日本汽車大量進口到美國導致汽車工人失業。這是兩重的身份錯認：陳果仁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他是美國人，不是外國人。但是我長大的時候，總有人對我說：「你們看起來都很相像。」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我們（華人）總是被人跟亞洲划等號，而今天的美國人尤其感覺到中國的威脅。

劉裘蒂：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發現，雖然美國人對於經濟威脅的擔憂可能正在減弱，但是對於來自中國的網路黑客攻擊的擔憂已從五年前的50％上升至55％。事實上，根據百人會《中美兩國公眾印象》的統計，網路安全已成為美國公眾關注的第三大最迫切的問題。

此外，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在美國政府或企業界工作的中國移民和華裔美國人，作為研究人員、科學家和工程師，已經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是話說回來，65％的受訪美國人並不認為在美國政府和企業工作的華裔美國人會對美國造成安全威脅。我們應該如何解析這些數據？

吳華揚：人很複雜。大多數人接受美國華人為鄰居和同事。美國普通民眾對中國的看法也比政治家所認為的更為正面，特別是太平洋兩岸的年輕人都是包容的。其他背景的美國人也認識到美國華人面臨的歧視。然而，許多美國人害怕亞洲的興起，中國的崛起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其發展速度，持續的步伐以及脫貧的人數都是前所未有。這令人印象深刻，但對於一些美國人來說，這也令人恐懼。

劉裘蒂：的確，在百人會的2017年民意調查中，唯一的例外是千禧一代（18-34歲）的美國受訪者，他們之中57%對中國抱有正面印象，遠高於年紀大的美國人。

在廣大公眾、商界領袖、政策專家和媒體專業人士這幾個受訪群體中，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的對外投資是由於美國的利潤機遇所驅動，而不是為了追求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你認為這個觀點可能會隨著美國政府和媒體對中國「軟實力」日益嚴格的盤查而改變嗎？

吳華揚：我們的調查數據容許不同的解釋。我選擇積極樂觀。你可以用希望、或恐懼來看待這個世界。雖然大趨勢並不好，我會強調一個不放棄的理由，但要更加努力：這也是百人會存在和行動的原因。我們的調查還顯示，接觸和參與可以改善人們的看法。當美國人接觸到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時候，他們會變得更加溫暖，而中國人對美國和美國人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必須積極促進更多的互動，而不是退縮。

劉裘蒂：談到「竹子天花板」和工作場所的歧視，有48％的受訪美國人認為美國華人在美國職場遭受歧視，而46％的人不這樣認為。如果只針對中國人和華裔美國人問他們自己的體驗，你認為會是什麼樣的數字？

吳華揚：我相信美國華人會反映，他們遭到比其他美國人想象中更多的歧視。

劉裘蒂：今年三月，你寫的關於中國新移民與亞裔美籍人士的文章引起了很多討論，那場風暴讓你感到驚訝嗎？請談談你的心路歷程？

吳華揚：我相信搭建橋樑。我想強調的是，在我的文章里，我批評了美國亞裔的積極份子，而不是新的中國移民。我曾經對美國亞裔活動家說過，他們必須尊重和接觸新華人移民，而不是詆毀後者或者不理睬他們。我致力於這一目標，我個人希望做更多的事情來歡迎每一個人。我意識到，這也意味著學習和教學一樣重要，而不是假設在這裡住得久的人處於優越的地位。我們並不是比較優越。

劉裘蒂：新的中國移民的積極活動力，是否改變了前此各個亞洲族群聯盟的互動？比方說，某些華人可能就大學錄取程序和其他種族平權問題，與其他亞裔族群產生分歧？

吳華揚：「亞裔美國人」一直是一個人為、脆弱的概念。我現在正在寫一篇關於這個概念如何形成和演變的學術論文。首先，在亞洲沒有所謂「亞洲人」，或者很少。泛亞洲的身份定位不是有機的，而是與帝國主義或理想主義聯繫在一起。所以現在我們看到了一些新的種族聯繫感，而不是泛亞聯盟的結構。我們也看到一個「移民社群」運動。有些華人實際上是跨國人，輕鬆自如地在中美兩國之間來回移動。我在描述這些現象，而不是對它們加以判斷。

劉裘蒂：百人會是否曾經就接受捐款的資金來源進行內部討論？特別是那些可以追溯到與中國政府關係的資金捐贈，或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商業利益？這些會損害百人會的「中立性」嗎？

吳華揚：百人會是一個非營利的會員組織，由大提琴家馬友友、建築師貝聿銘、女企業家楊雪蘭、金融家唐騮千和鄧兆祥等人聯合創辦，目的是為了共同致力於促進良好美中關係和美籍華人的公民參與。

每個會員都具有中國血統，也是美國公民。我們是一個美國的非營利組織。我們清楚自己的身份，因為美籍華人能夠致力於建設具有語言和文化技能的橋樑。我們欣賞和歡迎中國，但我們也是忠誠的美國人。

我們不接受來自中國或任何其他政府的贊助。我們依靠我們的成員、基金會、企業和其他慈善來源的支持。

劉裘蒂：百人會是否曾經接受了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的任何捐助或支持？根據《外交政策》的報道，香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透過這個機構贊助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布魯金斯學會等機構。你是否同意《外交政策》的觀點，即接受CUSEF的捐款會引起獨立性和中立性的問題？

吳華揚：百人會不曾接受過中美交流基金會的贊助。百人會歡迎慈善捐助的支持，我們鼓勵所有對建設性橋樑感興趣的人士參與我們的工作。布魯金斯學會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是美國最有聲望的機構之二，但我們不會評論其他非營利機構的捐獻來源，也不會對潛在的捐助者發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