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最大的敗筆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說，是由於它喪失了危機意識。皇帝倡導無為，凡事只找容易的對付，道學家們一味空談扯皮，因為道學的核心也是講"天道無為"，所以對於一切變革，他們都是要反對的，尤其對於建立農民的基層組織，自然是上下同聲都是要拒斥的。而一旦離開了對"危機意識"的警醒，任何對於明亡的討論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大家知道，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關於明亡之經驗教訓的大討論，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時展開的，也就是說，它發生在抗戰即將勝利，而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即將展開之前，而且是國民黨首先揭開了這場討論的序幕。這場討論的核心和歸結點，其實也就是圍繞著如何建設新中國，以及建設怎樣一個新中國而展開的。

今天看來，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據說還曾由陶希聖捉筆修訂）一書雖然窮盡全力，但是，它最大的敗筆，就是在抗戰全面勝利還未到來之時，而表現出的勝利者姿態和自居正統意識，即表現為危機意識的蕩然無存。特別是，蔣介石僅僅是簡單地將明亡歸咎於"外寇"與"流寇"，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外寇"和"流寇"顯然是指日本帝國主義和共產黨，蔣介石甚至還認為，明不是亡於"外寇"，而是亡於"流寇"。他說："滿族原是少數人口的宗族，為什麼能征服中國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闖王與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下，竟以覆滅。自滿族入關以後，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覆滅了。"

實際上，正是蔣介石的上述觀點，代表了長期以來對於明亡經驗教訓的簡單化和通俗總結，而他一貫所謂"攘外必先安內"論，竟然也就是基於保守派學者們所總結出來的所謂"明亡之教訓"。例如，1940年錢穆的《國史大綱》就說："其時對流寇常以撫議而誤兵機，對滿洲又因格於廷議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國。若先和滿，一意剿寇，尚可救"，而這明顯不過的微言大義，無異於公然主張投降日寇而鎮壓共產黨。而與其觀點相同者，更有傅斯年《論建州與流寇相因亡明》之論。

今天看來，蔣介石對於中華民族500年不斷走向衰亡的診斷，雖出自仍被時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國學大師"之手筆，但實際上對於歷史學研究而言，這卻是十足的道學見識，它不但沒有涉及到500年來"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的封建主義社會結構，沒有涉及到不事生產的商人勢力在漫長歷史上的消極作用，更沒有涉及到外國資本的侵入和壟斷問題，這種對於明亡教訓的總結，即使在當時也沒有經得住學術界的駁斥。

（毛澤東接見郭沫若）

而這眾所周知，郭沫若的文章所最鮮明地表現出的，就是強烈的危機意識，這也是這篇文章為毛澤東所激賞的原因。儘管郭氏的文章也沒有從世界經濟史的背景，結合白銀引進的問題，觸及明國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郭沫若立論高遠，畢竟觸及到了中國歷史為什麼難以跳出由盛而衰的歷史循環，特別是在物質生產、市場經濟雙擴大的情況下，國家行政能力、財政能力和社會團結能力反而持續下降的問題——也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們去不斷思考打破這種循環的辦法。

本文摘自《五百年來誰著史：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韓毓海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從金融與大歷史視角講述明清500年興亡的大著作，作者以「基層組織」、「財政金融」、「世界大勢」為三個支點，重新審視世界格局中的明清興衰，有力印證了：近500年來世界史的消長，其核心取決於「國家能力」的強弱。這一結論為當下中國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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