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一級上將吳佩孚的蛻變！

南北戰爭(護法戰爭)期間，因吳佩孚在衡陽擅自停兵主和，並以「學生」的名義與段祺瑞公開辯論，直皖兩派矛盾隨之公開化。再往後，因上海的南北和會吵吵嚷嚷，無果而終，為此，直皖矛盾也在逐步升級。

山東問題的發生，皖系遭到責任追究，這無疑為直系提供了一個亂中崛起的時機。這是一個群雄爭霸的年代，一個派系能否脫穎而出，佔據政治與輿論的制高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領袖人物的目光與膽識。

馮國璋系統的直系，其實體主要由三者構成：江蘇督軍李純，江西督軍陳光遠，湖北督軍王占元。因三地均處長江沿線，故稱「長江三督」。

1918年10月，馮國璋卸下代總統之職，告老還鄉，李純成為長江三督之首。

白堅武時在李純帳下做門客，5月25日，白堅武在上海徐家匯順直同鄉會館發表演說，稱山東問題「非僅青島去留，實為國家存亡問題」。

呼籲抵制日貨，最後，豪氣十足地宣稱：「吾直軍人居全國軍人過半以上……中國若亡國，除非直隸人盡死之……」白氏此言，等於把直系擺到了救國圖存的核心地位。不久，上海的三罷發生之後，白堅武立即「電告李督，並修函勸其應時而起」。

白堅武作為李純的門客，其對直系所說的那些豪言壯語，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於李純，指望李純站出來，率領直系「應時而起」。不幸，白堅武投錯了門戶，選錯了主公，李純不過是一平庸之輩，並無應時而起的才識與膽略。6月8日，白堅武由上海趕回南京，與李純「晤談兩時，殊失望」。其後，李純府上又發生一件令白堅武更為失望的事，7月4日，「全國學生聯合會代表許德珩、左學舜來寧，擬進謁督軍」。但結果是，李純「告以有病，約不能見」。將全國學聯代表的主動聯絡拒之門外。

自此，長江三督在政治上趨於沒落。

就直系而論，馮國璋系統之外，便是曹錕系統。徐樹錚對曹錕頗為輕視，曾私下議論曹：「人尚憨厚，惟頭腦無識。」不過，那位見多識廣、與多國領袖人物打過交道的顧維鈞，則這樣評價曹錕：「恢弘大度，襟懷開朗」，「我對曹錕作為一個領袖給予很高的評價」。曹錕到底是頭腦無識，還是恢弘大度，這裡不作深究，總之，曹氏帳下偏偏有這樣一位將領：資歷不深不淺，職位不高不低，但卻桀驁不馴，敢作敢為，且具有強烈的領袖慾，此人即陸軍第三師師長、前清秀才吳佩孚。6月9日，吳佩孚於同日發出兩份電報。

吳電之一，致電總統徐世昌。徐世昌曾於5月25日下達一道強硬命令，要求對不服勸阻、繼續遊行演說的青年學生，「應即依法逮辦，以遏亂萌」。隨後，各地依據此項命令，對學生運動實施壓制。針對這道命令，吳佩孚致電徐世昌表示：「此次外交失敗，學生開會力爭，全國一致，不約而同。民心民氣，概同想見。我政府當軸諸公，對於我大總統五月二十五日命令，不注重剴切曉諭，而趨重逮捕，竊恐操之過急。」此言等於公開指名批評徐世昌的這道命令。一個師長批評總統，此種「犯上」之舉，在那個年代的現役軍人中並不多見。與康有為相同，吳佩孚也是把五四學運與古人聯繫起來，表示：「夫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學生乎。古之以學生言時事者，漢則有劉陶，宋則有陳東，載在史冊，後世傳為美談。」這裡，漢之劉陶，宋之陳東，成為五四學運合法合理的歷史依據。言必稱典，是中國士大夫傳統的論政方式之一，也反映了吳佩孚在思想意識上的積習。

接下來，吳佩孚為五四學運大唱讚歌，電稱：「當此外交失敗之秋，顧忌者懾於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銅駝荊棘，坐視淪胥，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誰無義憤。彼莘莘學子，激於愛國熱忱而奔走呼號，前仆後繼，以草擊鐘，以卵投石……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吳氏本人也是秀才出身，早年曾遭豪強壓迫，因此對於弱勢群體的青年學生「以草擊鐘」之舉，多多少少懷有本能的同情。

最後，吳佩孚告誡：「如必以直言者為罪，講演者被逮捕，則是揚湯止沸，勢必全國騷然……大獄之興，定招大亂，其禍當不止於罷學、罷市已也。師長等素性憨直，罔知忌諱，憂之深有不覺言之切者。仰懇大總統以國本為念，以民心為懷，一面釋放學生，以培養士氣;一面促開國民大會，宣示外交得失緣由;共維時艱，俾全國一致力爭，收回青島」。

吳電之二，致電總理錢能訓。

吳佩孚認為，在當前情況下，日本可能對華施以威脅，「萬懇我總理堅決鎮定，勿受其欺。蓋以我國陸軍雖不盡精良，然分別簡選，對日尚能敷用。即以駐湘雙方軍隊論之，官兵屢經戰事，實驗頗深，以之敵日，縱不敢雲券操必勝，亦絕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敗，此差堪自信者」。此言等於倡議，停止南北內戰，將雙方軍隊一致用於對日衛國之戰。僅就輿論效果而言，此類倡議無疑是頗為迎合民心的。

關於對德和約，吳氏認為，日本也存在許多內外矛盾，因此政府應電令中國代表，「趁日本內外不能兼顧之時機，對於山東問題據理力爭，以達交還目的。倘中日交涉至萬不得已而訴諸武力，兩相比較，勝敗未知誰屬也。師長忝列戎行，對於國家有捍衛之責，屆時敢請聯合湘、桂、粵、滇、黔各軍，力加整頓，備效前驅。」

對德和約簽字與否，說到底，就是敢不敢與日本抗衡。對此，段祺端在 5 月 24 日的敬電中表示：「以英日現在之國力，我欲一筆抹煞得乎?」5月 25 日，倪嗣沖通電支持簽字，電稱：「自青島問題發生，嗣沖以邦交重要，嘗與僚屬切實研究。竊以國力誠強，則直接交還未始不可辦到，惟回顧我國，本以積弱相沿……對外之力既屬薄弱異常，而壇坫折衝，亦恐非空言所能挽救。」段、倪兩電，等於在日本面前自己認輸。此種言論究其根源，無不出自甲午、庚子之敗。《公言報》就在其社評中提出這個問題，認為：「甲午一役，李文忠初主和議……然而清議一流力持戰局，遂至賠款割地……然而主戰者仍享高名，而李文忠反被漢奸之目。」等等。

的確，甲午、庚子之敗，是每一個中國人揮之不去的心結，但是，其中的經驗教訓究應如何記取，認識並不統一。總之，與段、倪以及《公言報》相反，吳佩孚偏偏聲稱「絕不至如甲午、庚子之失敗」，「勝敗未知誰屬」，等等。吳氏之言是否「清議一流」，姑且不論，但肯定可以博取「高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