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心

和錢穀融先生在一起，總是特別放鬆，身心愉悅，如沐春風。我想，這肯定不止是我一個人的感受。

2016 年冬，在北京第九次作代會上，又見錢先生。作為參加這次會議最年長的作家，他頻頻接受採訪。「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談及當下的某些評論，錢先生笑眯眯地吟出杜甫的《絕句》.看我似懂非懂，他說：「黃鸝鳴翠柳，不知所云；白鷺上青天，離地萬里。」我恍然領悟，開心大笑。

錢穀融與鐵凝（左）在第九次作代會上。楊揚攝

我們都喜歡京劇，錢先生喜歡老生，我喜歡花臉；我們也都喜歡自由，無拘無束。臨別，求先生送我一句話。他寫道——「認識你自己。」

這正是我16 歲時寫在日記本扉頁上的句子。很多年後，我才知道這是蘇格拉底的名言。

一

錢穀融從小就夢想著當老師。大學時，他再次明確了當教授的理想,收入不錯，教課任務也不重，很符合自己的性格。錢穀融的父親是私塾老師，對子女的教育非常隨意，只在讀書上要求嚴格。小時候，錢穀融是一直跟在哥哥身邊長大的。

哥哥要上學了，錢穀融還沒到上學年齡，但也想跟著哥哥一起去。剛去時很新鮮，老師很和氣，還給吃棗子，可是沒過兩天就不好玩了，因為不自由。錢穀融賴學不想去，父親先是哄，哄不成就打，說抬也要抬著你去上學！

錢穀融和哥哥讀的是《千字文》，小孩子讀不懂，老師也不講解，只是每天教一兩句，然後檢查背誦。所幸，老師教的書錢穀融都背得出。

在私塾讀了一年有餘，錢穀融轉入了鎮上的小學。他開始讀小說，四年級就讀完了20 冊木刻版的《三國演義》。

隨後，錢穀融對小說產生了極大興緻，《七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封神演義》等，都是他在上小學時讀的。除了讀舊小說，他也看了不少筆記，像《子不語》《螢窗異草》《閱微草堂筆記》《兩般秋雨盦隨筆》等，並開始喜歡上中國的古典詩詞和散文名篇。

應該說，《三國演義》是最早對錢穀融產生影響的一本書。看到諸葛亮的死，他就看不下去了，掉了很多眼淚。他最佩服的是高卧隆中的那個諸葛亮，山野散人，自由自在。「 三顧茅廬」那一段把孔明先生野雲孤鶴般的雅人深致，寫得形神俱足，特別動人。

雖然，錢穀融當時還只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但從此就種下了遺落世事、淡於名利的癖性。

對錢穀融影響最大的人要算是伍叔儻先生了。當年，他參加了抗戰期間首次實行的全國大學統一招生考試，報考了當時內遷至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這個系是新創辦的，第二年才請來了伍叔儻先生當系主任。他是朱家驊的聯襟，性格散漫，喜歡《世說新語》,喜歡魏晉風度，喜歡看英文小說。

伍叔儻是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畢業生，思想開明，擔任系主任時，網羅了各方人才，羅根澤、孫世揚、喬大壯、朱東潤、曹禺、徐訏等先生先後來此任教，老舍先生也被請來作過講演。伍叔儻喜歡下館子，有時也拉錢穀融一同吃飯喝酒。他直率自然，不耐拘束，討厭虛偽。現在回憶起來，錢穀融覺得，當時無論對於先生的學問，還是精神境界，都有些高深莫測。不過，他瀟洒的風度、豁達的襟懷，淡於名利、不屑與人爭勝的氣貌，讓錢穀融著迷。

「作為伍先生的弟子，我別的沒學到，獨獨對於他懶散、隨便、不以世務經心的無所作為的態度刻骨銘心，終於成為我性格中的一部分。」錢穀融說，四年大學生活，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茶館里度過的。一本書，一碗茶，可以消磨半天，從來不用心，不做學問。有時候也打橋牌，下象棋。有得玩就不讀書了，寫文章大都是被逼的，主動寫的很少。

1942 年畢業后，由伍叔儻介紹，錢穀融去了當時也在重慶的國立交通大學教國文。後來，交大遷回上海，他也隨校來滬。1951 年，華東師範大學成立。錢穀融調至華東師大中文系任教，當了38 年講師,直到1980年才晉陞教授。有此同樣經歷的還有北京大學的名師吳小如，他比錢穀融小3 歲，在北大當了25年講師。

二

喜歡看書而不喜歡寫文章，尚可以理解。但在錢穀融身上，這種不喜歡寫文章，甚至怕寫文章的心理，卻成為他牢不可破的習慣。

錢穀融戲稱，自己「對這個習慣的忠誠，可以說是數十年如一日」。而後來引起巨大反響的《論「 文學是人學」》卻讓這個習慣被外力衝破了。

1957 年，華東師範大學召開了一次大型的學術討論會，許多兄弟院校都推派了代表參加。學校各級領導多次向教師們發出號召，要求提交論文。

就在這年2 月，《論「 文學是人學」》問世。如果沒有當時「雙百方針」的精神鼓舞，如果沒有當時那種活潑的學術空氣，錢穀融是不一定會寫的。

在那次討論會上，許多與會者都對《論「文學是人學」》提出了批評意見。錢穀融有些懊喪。

不久，《文藝月報》（《上海文學》的前身）的一位編輯聽說了這篇文章，看過之後決定發表。發表的同一天，《文匯報》在《學術動態》欄里以《一篇見解新鮮的文學論文》為題刊發了消息。

學校同事看到了這則消息，有的為錢穀融高興，有的認為這是為了引起人們注意，號召大家起來批判。實際上，這一天的《文藝月報》還沒有送到讀者手中，《文匯報》的消息背景，難免會引起人們猜測。

錢穀融對此一無所知，只能「姑妄聽之」。他想，真理總是愈辯愈明,所以也不急於更正《文匯報》報道中不符自己原意的地方（說他「否定了文學反映現實的理論」），認為可以留到以後的答辯文章中再加以說明。

沒想到的是，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了錢穀融的意料，「 反右」擴大化愈演愈烈，對於他的批判也逐漸從學術轉向政治。

錢穀融之所以沒被劃成「 右派」，據說是因為周揚講了話，他說可以作為學術問題討論。這在後來（周揚被批判）自然也成為錢穀融的罪證之一。

那段歲月，錢穀融上完課一走出教室，助教就馬上過來給學生「消毒」。「我的心情很壓抑。但我也看得開了。批判完了，我就一輛三輪車，一家四口吃館子去。學生們私下裡還是對我很好的。」

錢穀融說，自己比較善良，從來沒有壞心，很少疾言厲色。可有些學生把他當作敵人來對待，全無絲毫的理解和尊重。「我很軟弱，容易掉眼淚，受了冤枉很難受。但後來也漸漸釋然了。」

錢穀融對批判過自己的人和事，都採取了寬容態度。他說，寬容是自己人生的一種基本態度。「我是教師，最愛自己的學生，希望他們成長成才。我總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教給學生，對學生一片赤誠，和藹親切。」

因一篇論文而招致的批判，使錢穀融幾十年間一直遭遇不公，但是,他自1957 年提出「文學是人學」的觀點，卻從未改變過。

「我說文學是人學，主要是說文學是寫人的，是表現人影響人的，是對人的判斷，講人道主義。我從來沒認為自己錯。我心懷坦蕩。」錢穀融說。

2016年6月，錢先生和上海作協成員於揚州瘦西湖。

錢穀融認為，治學的道理和做人是一致的，首先必須真誠。對於一個知識分子或以治學為業的人來說，他的為人可能主要就是從他的治學態度上體現出來的。沒有對於治學的真誠態度，一個人的學問是不會達到深湛境界的。同時，對於治學的真誠，也意味著不能將其視為手段，當作謀取世俗名譽的途徑。

三

在長期挨批的情形之下，錢穀融寫就了《〈雷雨〉人物談》。他說，《雷雨》抓住了他的心，使他產生了很大共鳴，他情不自禁地要深入下去，把自己的感受寫出來。

為什麼要寫《〈雷雨〉人物談》？

錢穀融本來沒想寫。1959年，上海演出《雷雨》，他在市裡開完會，回家時看到電視里轉播《雷雨》的演出實況。「 我想肯定會有人批評，等了幾天沒人批評。我沉不住氣了，就自己動筆了。」不過，他沒有批評這次演出，只是談了自己讀《雷雨》的感覺。

「我就是憑自己的感受，說自己的話。感覺是真實的，任何理論離開感覺都不行。從感覺出發，提升到理論高度。真正的批評家總應該說自己的真實感情，不會因為私人感情不講真話。你可以不講，要講總要講真話。」錢穀融寫評論，從來是將心比心。他從未離開自己真正的興趣而違心地讚揚他不喜歡的東西。寫評論如此，讀書、選書更是如此。錢穀融看得比較多的是英文原版書，現在經常看的則是《世說新語》。無論中外文學，他都喜歡古典。

錢穀融不喜歡現代文學，「文學要自然地感動別人，要靠藝術打動人心，而不是靠口號標語。」

他表示，學好中國現當代文學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的要求，一是知識的掌握；二是能力的培養。比較起來，後者比前者更為重要，難度也要大一些。一些作品的分析文章之所以不能令人滿意，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作者對所評論的作品缺乏一個感受、浸染的過程，把對文學作品的審美評價，完全等同於對一般社會歷史現象作抽象的思想分析。

作為文藝理論家，錢穀融對自己的為人與為文看得很輕很淡：「 我無能、懶惰，得過且過，從來不刻意追求什麼。平日與朋友相處，總是親切隨和，我認為做人必須正直、誠懇，治學必須嚴謹、踏實。我自知並無多大學問，只是老老實實地知道多少就說多少，決不故弄玄虛，而且力求說自己有真切感受和體會的話，不隨聲附和。」

即便是小事，錢穀融也不遷就，何況其他。在清華大學教授、作家格非的印象中，錢先生的眼睛很厲害，在他面前不可能偽裝。「先生是很散淡的人，但是又極有原則。先生的為人是學不來的，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

學人小傳

錢穀融，原名錢國榮，著名文學批評家、文藝理論家。江蘇武進人，1919 年生，1942 年畢業於國立中央大學國文系。歷任重慶市立中學教師，交通大學講師，華東師範大學講師、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研究所所長；兼任《文藝理論研究》主編，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作協第四屆理事、全國名譽委員，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名譽會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顧問、副會長等。長期從事文藝理論和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與教學，提出「 文學是人學」的主張，在學術界產生深遠影響。著有《論「文學是人學」》《文學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談》等。《〈雷雨〉人物談》獲上海市1979年-1985 年社科優秀著作獎，《藝術·人·真誠》獲上海市第四屆文學藝術優秀成果獎。1987 年獲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終身成就獎，2014 年獲第六屆上海文學藝術獎「終身成就獎」。

「教科書和評論文章告訴我們，文學作品有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這是不錯的，文學作品確實具有這三種作用（或者說性能）。但這三種作用是結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各自分離的。作為文學作品，它的認識作用與教育作用決不能離開審美作用而存在，否則，它就喪失了作為文學作品的品格。人們之所以喜歡閱讀文學作品，首先並不是為了要獲取知識，得到教育，而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審美需要，求得感情上的滿足和心靈上的愉快。」錢穀融認為，真正的藝術作品,是熔知識性、教育性與審美性於一爐，三者水乳交融，互相滲透，不可分拆。而作為一部完整的文學作品的總體作用，也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才能發揮極致，才能把讀者帶進一個更高的境界里去，使他們在心靈上得到升華和滿足。

「讀書人的淡定和自持」

——格非眼中的錢穀融先生

清華大學教授、作家格非，師從錢穀融先生，是其關門弟子之一，著有《慾望的旗幟》《塞壬的歌聲》《褐色鳥群》等作品。2015 年，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

江南》）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格非第一次上課，是在錢先生家裡。先生給每個人泡了茶，端上來曲奇餅乾，弟子們圍著先生，坐在沙發上，一邊喝茶一邊上課。

格非至今記得錢先生的第一節課，只教了六個字：說有易，說無難。

錢先生進一步解釋，說「有」易，我們只要證明它存在就可以說「有」；說「無」難，是因為你的視線畢竟有限，必須找遍了確實沒有才能說「無」。

普通的道理，錢先生講得很嚴肅。這讓格非很早就意識到，做學問必須嚴謹，有多大證據說多大話。

「錢先生要求做學問要實實在在、清清楚楚，不能嘩眾取寵，虛張聲勢。他對自己的要求是這樣，教育研究生寫論文也是這樣。他對研究生遞交的第一篇論文非常重視，常常會逐字逐句地批改，讓學生自己去領會其中的微妙變化和思想表述上的準確性。他認為，寫作能力不僅僅是一種文字能力，更重要的是體現了一個人的思考能力。」格非回憶，錢先生一直說讀書人要像個讀書人。他會很客氣地待人，但對比較親近的學生，他有嚴厲的一面，要求做事寫文章，一定要講規矩，不能胡來，更不能弄虛作假。

畢業時，格非和兩位師兄去錢先生家裡告別。大師兄說：錢先生，能不能求您一幅墨寶？我想留個紀念。二師兄也說：錢先生，我早就喜歡您的字，但一直不好意思開口。格非一看兩位師兄都向先生求字了，也就跟著說：「我也想求先生一幅字。」

錢先生對他們三人說：「 你們兩個求字，我送；格非我就不給了。他是看你們求字不好意思不說，不是真要。」

這話，錢先生是笑嘻嘻說的，但格非聽起來很嚴肅，他再沒敢開口。「先生看穿了我的心思。」錢先生果然沒送格非書法，直到現在也沒送，儘管格非是他最喜愛的弟子之一。

「他對學問的判斷力、做學問的勇氣令人敬佩，敢於在那個年代發出自己的聲音，在學術史上留下重要痕迹，對中國文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格非說，錢先生的文章寫得很漂亮，但確實不多。他理解，先生之所以文章少，是因為他不曲意逢迎，不去為難自己。先生喜歡莊子，《莊子》有「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但是，錢先生盡到了教育家的最大職責，教育學生一方面學術要嚴謹，一方要有學養，學養未必用文字表現，不是非要發表多少篇論文。

錢先生特別關心學生。格非去清華大學之前，錢先生約他到家裡談心，並問他：「老是看你愁眉不展，為什麼那麼苦悶？」格非對錢先生傾訴之後，先生說：「你去北京我沒什麼可送的，就送你八個字：隨遇而安，逆來順受。」

格非後來經歷了一些事情，才慢慢體會到先生的用意。「我想起先生講的這些話，非常感動。人的境遇很大程度上沒法選擇，有些一定是改變不了的。這時候心要安定下來。」先生對於曾經遭受的批判或者病痛，就是這樣承受的。他不是軟弱的人，他教學生對於不可改變的逆境，要以愉快的心情接受。

格非說，錢先生在一般人眼中是一個散淡的人，他的散淡其實不是隨隨便便、鬆鬆垮垮，而是一種讀書人的淡定和自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