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之心吐魯番:遙遠、神秘而備受四方關注

在「亞洲」這個概念還沒形成的時候，亞洲的中心地帶就因為遙遠、神秘而備受四方關注，這個傳統在很多年裡都沒有改變。嚴格說來，亞洲大陸的地理中心點在新疆烏魯木齊郊外的一個點上，可是，我更願意將緊鄰的一個地點看做亞洲的中心，因為它更像一個跳動不息的心臟——它在每一個時代的歷史，都倒映出亞洲腹地的命運，它的名字叫作：吐魯番。

交河，在河之洲的命運

交河故城是許多詩人的一個夢，即使他們從未到達過這裡。交河城的興與衰，是來自歷史的偶然，還是來自既定的命運？

「黃昏飲馬傍交河」

我要去吐魯番。一心想到黃昏時分將置身交河城附近，為「黃昏飲馬傍交河」心懷激動時，一條綿延的山脈突然出現於飛機舷窗外，不期而遇的巨大喜悅讓我有些不知所措——那是天山，無需藉助任何指點，博格達峰就在眼前，莊嚴畢現。

行前，我對一位友人談起，要去看吐魯番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剛從國外度假回來的他流露一絲嫉妒，說道：「你知不知道，我以前有個網名，叫作麴文泰。」麴文泰是高昌國主，與漢唐風流相比，名不見經傳。能通麴氏者，眼光必不凡。我說，許多遊客到交河、到高昌，發現都是一堆土，沒什麼可看。他答：「凡人哪知色相有無。」

對有的人來說，交河高昌不僅僅是一堆土。我翻一些唐詩，發現不如說這裡是一個夢：天山、交河、高昌，這些辭彙一次一次出現在詩歌中。濃重的陽光砸在這片地上，夏天的空氣會曬得變了形，可是有幾個詩人真的來挨過砸呢？有人寫「交河梁已畢，燕山旌欲飛」，一看就是沒有來過。只有岑參常常能證明自己在此處，他看到戈壁上「一川碎石大如斗」，、他寫下交河城「九月尚流汗」，他寫冬天「風掣紅旗凍不翻」，他也見過天山的雪與月。「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的李頎來過嗎？我猜是沒有。

許多人只能在一場詩歌的夢中描述自己的邊塞夢。因為，這個地方曾經如此遙遠，幾不可及。

如果眼前有一幅中國地形圖，我可以不用抬手不報坐標就能指出吐魯番的位置：一片橙黃色的新疆里，唯一一小團綠色，就是吐魯番。吐魯番海拔太低了，有的地方甚至是負數，在平均海拔1000米-2000米的第二階梯的新疆反而卓爾不群。可是古人既沒有地圖更沒有地形圖，在他們眼中，吐魯番在哪裡，是什麼？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事：吐魯番在以前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車師、高昌，高昌又分為漢人高昌和回鶻高昌，吐魯番是後來的名字。可是，無論車師還是高昌，它們不敘述自己的歷史。所有對這裡的敘述，來自於《漢書》、《晉書》、《魏書》、《新舊唐書》、《宋史》、《元史》……各朝史書中類似於《西域傳》的章節里，八成會找到這個地方的故事。這些全不是生活在這裡的人在說話，而是來自中土的觀察者與記錄者，他們帶著自己的觀點在說話。這還不是全部，甚至還有來自中亞的觀察者，他們在自己的穆斯林史籍中管這裡叫「九姓烏古斯」或「九姓回鶻」。

這讓人想起歐洲的一個古老學科，東方學。人們總是對遙遠、陌生、難以了解的東西產生好奇心，如果再加上一點利益推動，這個東西就太值得研究了，在當時的歐洲人眼中，東方是光怪陸離的，它可能和真正的東方完全是兩個東西，但是沒關係，它滿足了歐洲人的趣味、才智或耐心，所以才專門出現一個關於東方的學科。唐人寫詩也差不多，他們的邊塞詩需要「交河城」這個意象，一寫就拎出「交河」這個詞，儘管他們可能不知道交河城是圓的還是方的。

交河城既不是圓的也不是方的，它大概超越了所有詩人的虛構能力。

第一次見到交河故城的照片時，我承認被震撼了一下：它不是平地上端坐的一個城，而像漂流在大海中的巨型航空母艦。中原的古城大多遵循了比較標準的古代規劃思路，加上一點因地制宜，或者再遇到什麼突發政治事件，就形成了一個城的大致樣貌，無非是一圈城牆，圍成方的圓的半圓的或是城疊城。交河如此奇特，以它考察古老時代想象力的話，只有《聖經》中的挪亞方舟可以用來形容它。

西域上空的烏雲

從吐魯番市區到交河故城，只有幾十分鐘的車程，我還是選擇在黎明時刻到交河去。1月份的吐魯番，沒有風的干擾，只有冷，這冷就披上了一層溫和的偽裝，顯得不那麼冷。越來越近，我心生種種介意，介意它是個景區，介意它會賣門票，介意那麼多人買票就可以看到它……想來想去，大概是介意它此刻居然還在這花花世界上存在著，被圍觀著。老是來交河畔的岑參肯定沒我這麼做作，李頎就不一定了。

站在城下時，看不到城的樣子，只能仰望到對面20多米高的垂直土層——交河城在它上面。兩條很近的河流在這裡交匯，很少下雨，所以兩條河幾乎不變道，耐心地啃噬自己流經的土地，切割出一個獨立高聳的河心洲。如果你是一棵八千歲的樹，大概能看到一點河流啃噬與河洲出世的過程，可是現在這個過程只能依靠想象了——當河心洲被生活在公元前的車師人發現時，這個天然堡壘已經形成了，它太適合居住與防禦，就成了車師人的一個都城。

不是旅遊季節，天也沒有亮透，而我到得那麼早，連售票者都不在，可以獨擁交河城。一個緩緩的斜坡，將我送上這艘巨艦。

在張騫走出玉門關以前，這片巨大的土地對漢代的許多人來說是沒有概念的，因為幾乎沒有人見過。寫《山海經》、《穆天子傳》的人曾講到昆崙山和西王母，可他們同時講了那麼多似是而非的神話，精衛填海夸父追日王母瑤池，讀《山海經》的人能認真相信嗎？有個叫赫爾曼的外國人就曾考證，那時的「崑崙」指的不是山，而是部落的名字，也不在如今的新疆境內，而在鄂爾多斯的北緣。不管他的考證是不是有力，古代人對西方的懵懂倒是可見一斑，也許作者們是懂的，只是我們不懂作者罷了。交河城早就存在在中原人不知的這土地上，只有張騫走了一圈之後，它才出現在中原人的概念中。同時出現的是一個更大的辭彙：西域。交河就是最早的西域三十六囯之一，車師前國的都城。

當時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環了一圈小國家，車師在北緣，據考證屬於鐵勒人種，這一線上還有著名的焉耆和龜茲，南緣最著名的是樓蘭。張騫不但帶回了西域的概念，還不小心發現，在更遠的中亞有中國的商品，這商品來自一個未知的國家：身毒，就是今天的印度，他順帶發現了身毒與中國西南有道路相同。他走了那麼遠的路，讓漢代人大開眼界，因此得了個「博望侯」的稱號，只是，張騫為什麼要走這一大圈？

走上巨艦的斜坡僅僅是個斜坡，過去這窄坡上應該有個土城門，現在坍塌沒有了。這是交河城的南門。考古的人會說，南門過去有兩層，一內一外，他們的術語叫「瓮城」，瓮城是一種典型的防禦結構。從選址開始，一層一層煞費苦心的防禦，車師人的防備心很重。

來自北方的一片烏雲籠住西域上空，張騫和車師人之舉都出於對這片烏雲的戒備，烏雲有一個令許多人聞之色變的名字，那就是：匈奴。張騫想聯合西域的大月氏來打擊匈奴，所以西行；車師人身居匈奴穿越天山南下的必經之路上，必須防備。

迷宮的終極命運

斜坡之上便見得開闊，周圍的建築都是遠近高低的土色殘垣。清晨天光亮透而未透，月漸漸淡在青藍的天邊，溫度忽然一沉，瞬間有徹骨之冷。我已站在車師人的防備之城中。

殘垣絲毫沒有規律，有的高聳，兩三層上開一方窗，下面的門在另外的方向；有的看似低矮，進去之後發現真正的廳堂卧室布局在下面展開。這些房間都沒有房頂，據說房頂是木質，所以不存。至今還有遮蔽功能的是一些寬敞的土洞，或更複雜的地下結構。車師人在向上和向下兩個向度上建造了這座城：向上用夯土築牆，向下掏挖生土為室。幾百年的時間裡，後續的許多新建築都繼續向下開發，向更深更廣的地下去求取居處。河之洲在車師人的時間中變成了夢幻一樣的迷宮。考古學家有時也會弄不明白，他們曾以為一個洞是駐兵用的，後來又覺得那是禮佛用的。還有更多的房間不知道是做什麼用，只能大略分出官署區和居民區。

憑直覺，居民區最容易辨認出來——那裡不開闊，兩側高牆間是逼仄彎曲的小巷道，只能看到頭上一線天，或許還會迷失在轉彎處。很多代人曾經走在這小巷裡，有孩子跑過，有女人擔著水經過，有老人的眼睛撫摸過每個角落，有他們的腳步聲、笑聲、說話聲或哭泣聲響起過，只是如今寂然無聲。

周圍幾個綠洲國家，焉耆、鄯善都曾專門設個有意思的官職，「擊車師都尉」，是專門和車師打仗的將領，說明車師曾經實力強盛。但綠洲國家的強盛抵不過草原大帝國，匈奴的出現讓車師成為受挾制的國家——車師的位置正好處在匈奴出入西域腹心地區的要道上，並且是一個糧倉。而張騫所代表的漢朝文明也看到了西域國小兵寡，對這裡躍躍欲試，交河城則正好在進入西域的交通要道上。車師人命中注定的另一個敵人是來自東方的農業大帝國。

兩大帝國在這裡打了五場戰爭，交河城被圍是戰爭中的常態。車師受挾其間，忽而歸漢，忽而歸匈奴，又因搖擺而得咎，疲憊不堪。為了戰爭供給，擅長種地的漢人開始在交河城外屯田，後來匈奴內亂，漢終於得到最終勝利。

迷宮中無序的道路匯聚成一條幹道，引流歸海一般，指向開闊地帶。道路盡頭立著一個庭院廢墟，我在航拍照片上見過它，整個交河城最顯眼的建築。所有擠擠挨挨的斷壁殘垣，都是為了襯托城盡頭的這個庭院。它是一個佛寺。

一尊看不見的大佛，坐在佛寺的中央庭院里，倚靠著背後一座塑滿小佛的方形佛塔。我只能看到殘破的佛塔正前方有一個微微凹陷處，那是大佛倚靠的位置。此刻，陽光像很多年前一樣流淌在交河城上，坐在清晨陽光中的那尊不存在的佛像一定看到過車師人浮世蒼涼的命運。我想在佛像前坐一坐，看看他看到過的活著的交河城，可我看到的已經是另一個時代：交河城外，兩條河流對面，左邊是穆斯林的村莊，家家葡萄晾房在晨霧中隱現，右邊是穆斯林的墓地，沒有墓碑的土色墓葬延展在山坡上。

勝者早已註定？

走在吐魯番郊外的公路上，就是走在戈壁灘上。偶爾有低矮的灌木叢，駱駝刺和梭梭灰撲撲地趴在地上，看不到高大挺拔的樹木。接近天山山口處豎著許多巨人式的風車，在火焰山附近的灘上偶爾有磕頭機的影子，它們都是工業時代的標誌。戈壁上還會出現一種奇怪的結構：每隔二三十米，出現一個環狀土丘，一個一個看過去，從北到南連成一排。高空俯視的話，很像一排排月球坑。那是坎兒井。

坎兒井是個很天才的發明，將天山雪水形成的地下潛流，人為引入吐魯番盆地，成為灌溉用水。吐魯番的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蒸發量卻有3000毫米，如果不採用坎兒井，僅僅依靠雪水融化形成的地表徑流，它們會在半途被阻擋或蒸發乾凈，無法抵達人們需要的地方。挖坎兒井不複雜，但很辛苦：沿著需要引水的方向，隔一段距離就挖一個垂直井，人下到井底，鑿開暗渠，連成一個貫通的水路。

關於這個天才發明，人們想來想去，也沒確定是什麼時候、誰發明了它。有人說這個技術來自中亞，有人說是吐魯番人自己發明的，有人說出現得很早，有人說清末才出現。不過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對於吐魯番這個盆地來說，坎兒井是農業地域的一個象徵。

天山南北是游牧區，這個概念在許多人腦子裡根深蒂固。可這個想法會有一個漏洞：這一帶的游牧區與蒙古草原游牧區很不同。在古代，西域的生態環境要比蒙古好很多，不必長途跋涉就能找到優良的牧草。這裡還有綠洲適合定居，農耕和游牧的族群犬牙交錯，慢慢變成居國和行國，不像蒙古草原那樣完全屬於游牧部族、更容易形成一個移動如風的游牧大帝國。一個個綠洲國家更像小型城市，受到地理與生態環境的限制，很難向外拓展。但它們在交通路線上一站一站連起來，就形成了貫穿東西的絲綢之路。

匈奴帝國與秦漢帝國在一個廣闊的戰線上角力數百年，各有進退。在本地勢力弱小的綠洲沿線，來自黃河流域的漢族文明更適合這裡的生產方式，更能在這裡站住腳。比車師更早的時候，吐魯番一帶的農業就已經發展起來，所以，車師被在這裡屯田的漢王朝攻下，不是偶然事件，更像一種終極命運。

可是，如果沿著這個邏輯順利發展，就不會直到唐人寫詩還在感慨「西出陽關無故人」了。另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對於黃河流域來說，西域的位置太遠了。在車師打敗匈奴后，漢王朝在西域設了安西都護府，交河城也有了「戊己校尉」，這些機構和官職，都只能算監管，而不是真正全面接管，一旦中央政府實力不濟或改朝換代，西域的所有官職就全部失了效用。唐代的西域史也沒逃開這個邏輯，唐人就在邊塞詩中鋪展漢代戰爭的雄壯與悲切，「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除了多吃幾個塞外的葡萄，我們又得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寫漢代，其實是在寫自己。

同樣難逃命運的，是身在其中的車師國，只不過當它下一次改頭換面出現的時候，名字叫作：高昌。

【鏈接1】吐魯番大地最早的樂園

早在3300年前，姑師人(后改稱車師)是雄踞吐魯番大地的主人，他們已經進入文明時期，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國，並擁有自己的都城，他們以吐魯番盆地的車師前王國為中心，包括周邊的車師后國、車師都尉國、車師后城長國，地跨天山南北，影響遠及西域內外。

根據漢古文獻記載，中華民族的祖先之一叫做「燧人氏」發明了鑽木取火，改變了古代人類的生活和命運。在吐魯番出土的木器文物中，發現了大量的鑽木取火用具，遍布阿拉溝、魚兒溝發掘的每一座墓中，展示了車師人是中國大地 「鑽木取火」的先行者。

在火焰山腹地的蘇貝希，發現了多處車師人墓地，墓穴中的男人，多為英勇善戰的勇士，他們身材魁偉，體魄健壯，頭戴氈盔，腰系皮質箭箙，在保存完好的箭箙中，盛裝著多支利箭，箭頭因功能不同分為鐵、角、木三種；腰帶上佩有鋒利的小鐵刀和隨身帶的磨刀石，他們個個都是以馬代步的騎士，而且騎術高明。有馬鞍沒有馬鐙，仍然馳騁在天山腹地和蘇貝希內外。

這一時期，紡織技術已經大行其道。毛紡織物，是車師人主要的服裝材料，也是每個車師家庭中主婦們必須完成的重要手工製品。她們使用的紡輪十分簡單，但捻紡出來的毛線卻相當細勻，手織的毛布織面平整，不僅有平紋、斜紋、而且還採用了「通經斷緯」的技法，在單色毛織物上織入紅、棕、黃等彩色毛紗，造型美觀大方的條紋、三角紋，巧奪天工。

蘇貝希遺址發現一間制陶的手工作坊，證明車師人的制陶業可能已達到專業化程度。陶器是吐魯番先民墓葬中最常見的隨葬品。它們造型特殊別緻，彩繪個性鮮明，陶質為夾砂紅陶，燒制火候適中。器形以單耳器為主，少量無耳器，多為圓底器，其次平底器，個別為寰足器。這些陶器主要為日常生活中的實用器皿，器類有釜、罐、杯、壺、豆、盤、缽、碗、三足盤和雙聯罐等。陶器上有吐魯番特有的三角形、漩紋、垂幛紋、菱形紋、網格紋等，部分陶器造型極具特色，如鄯善洋海二號墓出土的兩件帶柄陶器，柄端塑成動物頭形，一件為野羊頭像，另一件塑成公綿羊頭像，形象生動逼真。

在蘇貝希墓葬中還出土了12件形體十分特殊的陶杯，雙耳直壁杯、斜腰耳杯、口沿立耳杯、這一類陶器是蘇貝希文化標誌性的產品，為其它考古文化所未見。

木器也廣泛使用於車師人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中，其出土數量比陶器多，反映了木材在青銅時代的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木器的製作方法，一般用圓木截成坯料，再經過砍、削、挖、刮、刻、彎曲、拉直、打磨，修整製成需要的器形。車師人常在木器上雕刻各種動物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畫面。如洋海墓地出土的雙耳木桶，口沿上有兩個對稱立耳，耳上穿孔，通體飾彩，上下口飾連續三角紋，中間兩排動物，雕刻出輪廓后塗黑彩，上面一排兩匹狼一隻野山羊，下面一排三隻野山羊，又如洋海墓地出土的橢圓形木桶，有對應的兩年彩繩小孔。上下沿飾三角紋，紅、黃、黑色彩，寓意為兩隻狼為搶奪兩隻野山羊而拚死搏鬥，畫面生動逼真，狼和羊栩栩如生，其他如洋海墓出土的刺蝟形木盒和木橖，無不為難得的雕刻藝術佳和考古文化精品。在木盆底部雕刻的動物形象，還有馬、虎、狗、 梅花鹿、駱駝、野豬、飛鳥等。從木器造型的複雜程度和雕刻圖案豐富多彩來看，當時的木器加工工藝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可能已擁有了特色鏇木工藝。

馬鞍是精於狩獵的車師人最先擁有的馬具，蘇貝希一號墓地出土的一件馬鞍，富含有深層的文化意義，它是用厚皮墊縫合而成，整個鞍面上用皮條縫出成排的扣花，鞍橋兩端各綴四副8件磨光成桃形和S形帶孔骨扣，上面有細皮帶穿出，馬鞍腰間僅有一根皮帶固定鞍身，中部有一細皮帶繫於馬的前胸，兩鞍片寬中間縫一皮扣，用於連接后酋，鞍下有氈韉，用白色薄氈裁成。鞍上無鐙，也未見代替了鐙的皮帶圈，讓人驚訝的是蘇貝希的馬鞍與蘇聯阿爾泰馬澤雷克墓地出土的馬鞍形狀、結構完全一致，甚至連皮鞍填以鹿毛這一細節也一樣。車師人雖然深居山間地，綠洲小村，但隔不斷他們與廣大外部世界的交流與聯繫，他們稱得上是前絲綢之路的開拓者。

在偏僻山間谷地的車師人墓葬中都多次發現相當數量的海貝，這些東至南海東海，印度洋、波斯灣才能找到的海貝，成了車師人十分寶貴的珍愛之物，當作了追求時尚的衣飾和頸飾，它們的出現並非偶然，說明小小的蘇貝希山村並不封閉，它路通天下，車師人並不保守，他們早在2000多年前就開始與海外世界經濟和文化交流。與海貝一起，在車師墓葬中，還有一種銅鏡，銅鏡直徑10厘米，下方往往有手持把手，讓人奇怪的是這種銅鏡的造型，居然與希臘銅鏡造型有相通之處，這說明，馳馬天山的車師人，他們的外聯範圍已經達到了巴爾幹半島南部的希臘，再聯繫到費爾干納盆地烏孜別克斯坦帶有希臘風格的銅罐，可能也是這條東西方文明交流上的文化遺存。吐魯番盆地地處亞歐大陸交通要道，早在公元前2世紀的車師人，就在為這條東西方文明交流道路開拓上作出自己的歷史貢獻。

【鏈接2】走進交河故城

交河故城，位於吐魯番市以西約13公里的亞爾鄉，它建築在亞爾乃孜溝兩條河交匯處的黃土台上，約30米高，長1650米，兩端窄，中間最寬處約300米，呈柳葉形。這裡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車師前國都城，在公元前2世紀由車師人開創和建造，是該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在南北朝和唐朝達到鼎盛，9至14世紀由於連年戰火，交河城逐漸衰落。元末察合台時期，吐魯番一帶連年戰火，交河城毀損嚴重，終於被棄。吐魯番的乾旱少雨，使故城保存得非常完整。

交河城的總面積47萬平方米，現在仍然存在的建築遺迹有36萬平方米。全城象一個層層設防的大堡壘，人站在城外，像處在深溝之中，無法窺知城垣內情況，而在城內，則可居高臨下，控制內外動向，城中布防也極為嚴密。

交河城的布局大體分為三部份，一條長約350米，寬約10米的南北大道，把居住區分為東、西兩大部分。大道的北端有一座規模宏大的寺院，並以它為中心構成北部寺院區。城北還建有一組壯觀的塔群，可能是安葬歷代高僧的的塔林。東南方，有一座宏偉的地下宅院，頂上有11米見方的天井，天井東面南道，設有四重門柵，天井地面，有一條寬3米，高2米的地道，長60米，與南北大道相通，據推測，可能是安西都護府的住所。城的西部有許多手工作坊。大道兩側是高厚的土垣，垣后是被縱橫交錯的短巷分割的「坊」，臨街不開門。「坊」內有居住遺址和紡織、釀酒、製鞋等手工作坊。東側有軍營，其餘為民居。

交河城僅有東門和南門兩座城門。由於城建在30米高的懸崖上，不用築城垣，城門也不是正式建築。南門，是古代運送軍需糧草、大軍出入的主要通道，地勢險要，有「一人守隘，萬夫莫向」的山崖。東門立在30米高的峭壁上，主要是城內居民汲引河水的門戶。

高昌，西出陽關之後

一個西域國家，卻擁有各種各樣漢文化的東西，看起來反而顯得新奇。漢姓高昌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漢人思念故土的歷史，此外，他們還擁有一位光彩奪目的國王。

進入彩色有聲時代

吐魯番博物館里坐著個鎮墓獸，人面獸身，人面是高鼻深目的樣子，身材像個獅子，修長流暢，面露凶光。我看著它暗暗覺得，他鄉遇故人的感覺還是很好的。上次見這樣的鎮墓獸是在洛陽博物館，它出現在絲路終端洛陽的意義大約是絲綢之路的人口流動、文化交流等等。從洛陽到吐魯番，眼前的惡煞讓兩個遙遙的地點有了一種實實在在的呼應。這一回，其實不是「他鄉」，面孔像中亞人的鎮墓獸已經不是客人，而是地主。

離開交河的歷史，進入高昌時代，就像一下子從電影的黑白默片進入彩色有聲時代。吐魯番博物館里各種各樣的壁畫、文書、陶俑、用具，眼花繚亂，爭相涌到我面前，擠擠挨挨地給我講高昌。史書里的《西域傳》也究竟單薄了一些，高昌終於迫不及待自己開口講歷史了。不過，這次自述，也是出於一次被觀察與被發現。

伯希和，斯坦因，斯文·赫定，這個名單可以列很長。19世紀末20世紀初，他們的好奇心促使自己來到亞洲腹地探險，他們是探險家、東方學家、東方學家的學生、地理學家……在東方，新疆所在的亞洲中心區域又是最生疏最神秘之地，是探險者天然的樂園，是他們重新發現了這裡。其中的某些人使劫掠敦煌文書的事件在吐魯番重演，吐魯番的各種高昌文書、壁畫才爆發到世人眼前。

我曾在一個石窟看到，一幅佛本生圖已經被切割，但還沒來得及揭走，帶著刀痕永遠留在石窟里，切割的刀法，與同一窟里已經出現在國外博物館的壁畫切割痕迹一模一樣。當然，破壞有許多種，還有佛像被挖了眼睛，這大概來自一場更久遠的宗教運動，或是一場新近的政治運動。所有的毀壞與變動，都是大海退去后裸露在沙灘上的印痕，時間一直都是這麼乾的。

摩尼文、粟特文、回鶻文、突厥文、蒙文……博物館有個展廳像是各國文字展，它們大多是佛經，也有摩尼教、景教、祆教、伊斯蘭教的經典文獻。這裡本就是個文化交匯點，各國文字應該不如漢文看著稀奇，可是，偏偏這裡見的最多的是漢文。

各種漢字文書十分熱鬧，像個雜貨鋪——除了佛經，公文有下詔的、收稅的、軍政文牒；私人文書有借貸的、租賃買賣的、雇傭的，甚至還有遺囑……文書里的高昌國，從官職、軍制，到秀才、孝廉的選舉，都和內地一模一樣，一個姓鄭的11歲小男孩寫的家庭作業，是工工整整地抄《論語》。

一個西域國家，寫作業要抄《論語》，看起來難以置信。有整整一個時代，高昌的主體居民都是漢人，他們大多是屯田軍人的後裔，或是從河西走廊一帶移民過來的人。高昌故城離交河故城50多公里。這裡本是漢人軍隊屯田的地方，車師前國在5世紀真正滅亡於北涼人之手，高昌就成為政治中心，交河城漸漸開始衰落。後來柔然滅了北涼，扶持漢人為高昌王，高昌從此成為一個王國。

許多文書的形狀都很怪，半圓的、細長的、彎曲的，還有些形容不出來的形狀。它們不像佛經作為經典藏在石窟洞里，而是另有用處——它們先前是文書，後來廢棄了，被大家撿取，做了些鞋樣子、帽裡子、泥偶骨架什麼的，埋葬在墓里，考古學家又把喪葬用品雜貨鋪復原成了文書雜貨鋪。還有人用這個過程推算，那些官府文書，從開具到廢棄，大約要保有15年，然後就作廢扔掉，被人撿走……

壁畫上的國王

一個圓臉膛的維吾爾族小夥子拿著一串鑰匙，站在石窟門口等我。洞窟不大，是長方形的，窟門上方特意鑿出一個進光口，湧進來的晨光指向洞窟深處的一幅畫，釋迦牟尼涅槃，十六國王子舉哀。兩壁沒有毀壞處，佛像與菩薩像艷然如初。站在窟內，彷彿見萬千聲音，萬千色彩，轉而又寂然無聲無色。

我看得驚呆，看得貪婪，舉起相機，想要拍一張照片。「不能拍照！」小夥子立即衝進來，漢語生硬，漲紅著臉，要檢查相機。他極堅持，直到確認沒有照片了，才作罷。然後站在我身旁等。我轉而掏出本子和筆，開始寫字。他居然又不放心，伸頭看我寫什麼，彷彿寫字也會偷走他的寶貝。

連看了幾個洞窟，他都近距離盯著，防止我妄動。最後出來，我向他微笑行禮，說，你做得真好，這些東西幸好有你認真保護。他臉又漲紅著笑了笑，走了幾步，似乎覺得虧欠於我，重新取出一把鑰匙，要打開一個額外的窟給我看。

窟里昏暗一些，我稍微適應一下光線，才看出，四周的壁畫已經毀壞得差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放大的彩色照片掛在牆上——許多壁畫早年被外國探險者攫取到國外，安置在博物館、美術館中，如今只能在它們的故地看照片了。我一點一點看這些照片上的畫。小伙怕我不知重點，輕輕扯一下我的袖口，指了指其中一幅：「看，國王。」那是一個高昌國王，作為佛教供養人，用畢恭畢敬的姿態出現在壁畫上。

我看到的，是火焰山下木頭溝里的柏孜克里克石窟，高昌國的皇家寺院。壁畫上是一位回鶻高昌王。高昌經歷了4個漢姓王朝，時間最久的是麴氏，柏孜克里克石窟一開始就是麴氏家族建的。即使朝代輪換，禮佛傳統沒有變。

佛學本來龐大深奧，足以與儒家相抗衡，曾有外國學者說，佛教傳入中國，雖偶有繁華，但終不順利，是與儒家思想已經根深蒂固有關。在綠洲國家中，這個障礙幾乎不存在，它反而成了一種精神維繫，使綠洲上的小國家有了更緊密和統一的聯繫。西域的佛學中心在龜茲，就是今天的庫車，那裡出了一位風華絕代的譯經者鳩摩羅什，甚至曾有講經者提到鳩摩羅什翻譯的經時，忍不住提醒聽眾，他的譯文太優美，讀經人切不可讓優美的文字覆蓋了佛經的奧義。高昌史上也出了許多佛學追隨者，有一位血肉豐滿讓人一見難忘，就是高昌王麴文泰。

我去看高昌故城。八百年高昌，而麴文泰住在這裡，他讓這個城活了。

去高昌的路上，一定會在一座紅色的山前走長長的一段路，從山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幸好是冬天，我可以沿著路從從容容看它，而不怕被灼到眼睛：火焰山。還有一個人也走過這條路，看到過它，他走的道路成就了麴文泰的光彩，他是玄奘。

空曠之城

高昌城我去了兩次，玄奘只去了一次。

一個姑娘開著遊覽觀光車，帶我在高昌城走了一遭，但我還不滿足。玄奘想再回到高昌的時候，已經沒有機會了，而我不知下一次何年才會來到這裡。有些非常奢侈的東西，當擦肩時，一定要認出來，因為相遇的機會只有一次。趁沒離開吐魯番，我要再來一回。

這個龐大的城郭坐在一片極其開闊的地面上，當它活著時，比交河城要宏偉得多。一圈夯土城牆幾乎是完整的，至今仍有十幾米高。有人考證說，它們原本能達到20米高。

玄奘原本沒想來到高昌，打算經過伊吾，然後走北面的可汗浮圖，可是，高昌王麴文泰聽說他到了伊吾，執意請他連夜趕來。所以，他第一次踏入這座城時，是在一個匆匆忙忙的深夜。如果他像我這樣清晨到達，他會對這個城市有熟悉的感覺——整座高昌城，彼時是按照唐代的里坊制度所建，城的形狀、街區分佈，都與長安城很接近。

他抵達時，看到的是燈火輝煌，麴文泰一夜未眠，與妻子兒女一起讀著佛經等他，當玄奘叩響城門時，國主親自出宮迎接，歡喜備至。

我踏入的，是空無一人的巨大廢墟。沒有城門，只有城牆殘破的豁口。遠處有一個夯土建築，我已辨不出形狀，只能看到一堵殘破的牆、牆上門的形狀。與交河不同，這裡居民式的小型建築，幾乎全部沒有了，空曠的地上遺存下來的，都是建築中的巨制，即使一堵牆，也如同宮牆一般雄偉。

一輛摩托車的聲音從遠處傳來，響了好久，才在我身後幾十米的地方停下。是位維族老人，他認真端詳了一下，確認我拿的是照相機，對我喊話：「只能照相，不能攝像！」就騎上車，放心地消失在城牆之外。廢墟又恢復了寂靜。

殘壁下有幾支紛亂的羽毛，羽毛的主人卻不知何在。穿過殘壁，又是一片平曠，地上偶爾見一團一團的梭梭草，在冬日裡把顏色都抽干，與周圍的土色融在一起。有的梭梭下，圍了一圈土洞，挖洞的主人也沒有蹤影，不知是鼠還是兔。我撿到一截彎曲的圓柱形陶器，灰撲撲的，大約是一個陶罐的把手，不知何年月碎落在這裡，依舊沒有主人，我又把它放回原地。

一個骷髏頭坐在一叢梭梭草的旁邊，我看到它時，它也看到了我。我搖搖頭，實在認不出它，我不知它是駱駝、馬、還是驢。看起來更像駱駝。我拎起它，放到一個更適合拍照的位置，這個時候，看到它有一排上頜牙齒。我很想問問它是誰，在這裡多久了。它又默然。拍完照，我把它請回了原來坐著的位置。

高昌國主麴文泰一定有一顆很難滿足的心，走到另一片廢墟巨制時，我忽然想。這裡大概就是麴文泰的宮城。層層疊疊的巨型台基、殘壁、鑲嵌在殘壁上的房間，更像羅馬人的廢墟。中土的傳統建築以木為主，哪怕是宮殿，都很難留存下來被人看到，但高昌的夯土建築卻能留下一個隱約的輪廓，看起來分外雄壯與複雜。一個天生寂靜的靈魂其實不太需要向外求道，無論是物質，還是佛法；一個普通人的靈魂，物質充盈時，也會有滿足，甚至沉溺其中；如果還不滿足，就繼續沿著慾望或愛好的道路走下去，所以國君們有的去征服領土，有的成了藝術家，有的去求長壽。而麴文泰已經擁有的夠多，又遊歷多地，廣聞博見，仍然有所求，這該是個多麼不知滿足的人！能滿足他的，大概只有去求法，去求內心的寂靜與快樂，去求一個「滿足」。

他對玄奘日日以禮相待。他明知玄奘要西行，還是決意將之留住，成為一國的導師。可是，他留不住一個心意既決的行者。玄奘的求法之心，比他更甚，法既未得，不可中停。麴文泰軟硬兼施，玄奘以絕食相抵。國王敗下陣來。

我終於走到了一個大寺，彷彿走到了高昌之行的終點。寺中央也只有一個殘破的方形佛塔，安立在本應存在的大佛像後面，此外只是一個空空院落。麴文泰答應放玄奘西行，他與玄奘結為了兄弟。小說《西遊記》中，玄奘「御弟」身份的原型，其實不是來自李世民，而是來自麴文泰。在他為玄奘準備行裝的一個月里，玄奘每天為高昌的僧人宣講《仁王般若經》，就在這個院落中。在這裡，麴文泰每日親自跪下，讓玄奘踩著自己的身體，升座講法。他對玄奘只提了一個要求：西行回來時，再回到高昌一次。玄奘怎能不應呢？

不能實現的諾言

麴文泰為玄奘準備了25個人，30匹馬，來回20年的衣服與盤費。他寫了24封信，交給沿途將要經過的24個國家，請求協助。他又為當時的草原之主突厥葉護可汗專門寫信，請求他護送玄奘處境。如果沒有麴文泰，玄奘之行幾乎難以為繼。16年後，玄奘原路返回，給中土帶回了佛學的兩大根本體系之一，唯識學，在中國創立了法相唯識宗。

可是，玄奘完成不了自己信守的諾言。高昌國，無論是國家還是國君，都已經消失在世上，玄奘回不來了。

作為一個夾在草原帝國突厥與中原唐王朝之間的小國家，高昌的命運與車師幾乎一模一樣。麴文泰必須兩面稱臣，才能謀得國家安寧，可是一旦兩大國開始對立，麴氏王朝不可能自保。突厥與唐王朝終起衝突，曾經依附突厥的高昌再難安寧。公元640年，麴氏高昌國被唐伐滅，麴文泰在國滅前身亡。

只是這一次，一個漢人小國被一個漢人大國攻打，高昌的居民們居然是歡迎的。《唐書》

里寫道，在山雨欲來之時，高昌城裡在傳唱一個童謠，他們唱：「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不是國主麴文泰殘暴，才惹得大家期盼國滅，而是他們太想念回歸。日月照霜雪，他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個西域人。

高昌有一個阿斯塔那古墓群，在出土的墓葬壁畫中，一眼望去，那仕女的裝扮、身形完完全全是唐朝式的，連畫法都一致。用我的朋友「麴文泰」的話來說，「那裡就是漢人的飛地嘛」。可是，史書上原本不這麼看。在《梁書》、《周書》、《隋書》的《高昌傳》中，都提到過，高昌人的服飾很怪異，穿胡服，甚至留小辮，是異族服飾。高昌久居邊地，人們換一種裝扮很自然，如果是其他民族，根本不會在意中土人的眼光，但高昌人在乎。唐統一后，高昌人居然自發掀起改換服飾的風潮，與唐統一，不知這是出於時尚之風，還是內心中渴望的一致。

阿斯塔那有一個官員的墓葬，畫了一個六扇屏式的壁畫，畫上沒有人，是江南的河水、水草、鴛鴦、鴨子，還有一群一群的小燕子。他來自江南，但他回不去了。

高昌故城裡，麴文泰住過的宮城遺址後面，有厚重高大的城牆。牆外有兩個綠色的塔尖，站在整個高昌故城裡，那是唯一能看到的外面的物體——它們是清真寺門口的喚拜塔，也是另外一個時代的標誌。高昌漢人沒想到的是，被唐攻滅后，來的是回鶻人。

【鏈接3】高昌興衰史

高昌故城遺址坐落在吐魯番市東面約40公里的哈拉和卓鄉所在地附近，北距火焰山南麓的木頭溝溝口（勝金口）約6.5公里，東距鄯善縣城約55公里。

高昌城奠基於公元前1世紀，是西漢王朝在車師前國境內的屯田部隊所建。漢、魏、晉歷代均派有戊己校尉在此城，管理屯田，故又被稱為「戊己校尉城」。公元327年，前涼張駿在此「置高昌郡，立田地縣」。繼而又先後為河西走廊的前秦、後涼、西涼、北涼所管轄。442年，北涼殘餘勢力在沮渠無諱率領下「西逾流沙」，在此建立了流亡政權。450年，沮渠安周攻破交河城，滅車師前國，吐魯番盆地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遂由交河城完全轉移到高昌城。460年，柔然人殺北涼王安周，以闞伯周為高昌王。此後張、馬、麴氏在高昌相繼稱王，其中以麴氏高昌統治時間最長，達140餘年（499-640）。

640年，唐吏部尚書侯君集帶兵統一了高昌，在此置西州，下轄高昌、交河、柳中、蒲昌、天山五縣。由侯君集所得高昌國戶籍檔案統計，當時有人口三萬七千。8世紀末以後吐蕃人曾一度佔據了高昌。9世紀中葉以後，漠北草原回鶻汗國衰亡后，西遷的部分餘眾攻下高昌，在此建立了回鶻高昌國。

1209年，高昌回鶻臣附蒙古，成吉思汗賜回鶻高昌王為自己的第五子，並下嫁公主。13世紀以後，天山以北廣大地區的西北蒙古游牧貴族以海都、都哇為首發動叛亂，堅持「仍舊要生活在草原上，不能到城市地區去」，曾多次南下侵犯臣屬於元朝的回鶻高昌國，這場戰火延續40餘年之久，高昌城在戰亂中被毀。

高昌故城平面呈不規則的正方形，布局可以分為外城、內城和宮城三部分，總面積約200公頃。外城牆基厚12米，高11.5米，周長約5公里；夯土築成，夯層厚8—12厘米，間雜少量的土坯，有清楚的夾棍眼；外圍有保存完好凸出的馬面。南面有3個城門，其餘三面各有兩個城門。西面北邊的城門保存最好，有曲折的瓮城。內城在外城中間，城牆全為夯土城，西、南兩面保存較好，其建築年代較外城為早。宮城在最北面，外城的北牆就是宮城的北牆，內城的北牆是宮城的南牆。

【鏈接4】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於吐魯番市東45公里，火焰山下木頭溝西岸的懸崖上。始鑿於南北朝後期，經歷了唐、五代、宋、元長達7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這裡一直是高昌地區的佛教中心，回鶻高昌是石窟群最繁華的時期。共有洞窟83個，現存57個。其中有壁畫的40多個，總面積1200平方米，是吐魯番現存石窟中洞窟最多，壁畫內容最豐富的石窟群。第17、18兩窟，為公元6-7世紀南北朝後期開鑿的。第16號窟鑿於中唐。第20號窟壁畫，繪製有回鶻高昌王和王后的圖象。第33窟後壁，有一幅表現佛涅槃后眾弟子默立舉哀的致意圖。第38窟，是反映古代摩尼教生活情景的洞窟。第51號窟，建於回鶻高昌時期。第69窟，是第20號窟的窟中之窟。第82、83號窟，是公元10-11世紀高昌回鶻王國強大時期，專為佛寺高僧修建的小型紀念窟。公元13世紀末，高昌王室東遷甘肅永昌，加之伊斯蘭教傳入吐魯番后，佛教漸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隨之衰落。

【鏈接5】吐魯番文書

吐魯番文書主要為古代吐魯番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的原始資料。19世紀末，在敦煌文書被劫掠的同時，吐魯番文書也先後遭到來自俄、英、德、日的克列門茨、奧爾登堡、斯坦因、格倫偉德爾、勒科克、橘瑞超等人的掠奪。他們除掠去大量藝術珍品外，也竊去不少文書、墓誌。當時在該地做官的王樹楠亦搜集到若干文書及碑刻、墓誌。由於當時出土數量及完整程度遠遜於敦煌，更由於長期秘不示人，除個別文書作為書法藝術品發表外，罕為世人所知。直到20世紀40年代，才在外國的研究著作中陸續披露出來。

自1959年起，新疆考古工作者以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兩墓葬區為重點，進行十餘次大規模發掘和清理，獲得大量的漢文文書。此外，在英沙古城、安家樂古城、伯孜克里克千佛洞遺址中，也有少量發現。

吐魯番文書就其性質，可粗略分為公私文書、古籍、佛道等教經卷四大類﹕公文書有朝廷詔敕、律文、籍帳，各級軍政機構的文牒數量更多；私文書包括世俗及寺觀所有的各類疏(衣物疏、功德疏之類)、契券(租佃、借貸、雇傭、質賃、買賣等)、遺囑、辭、啟、信牘等；古籍有儒家經典、史書、詩文、啟蒙讀物、判集等；宗教類有佛教經論，道教符籙、醮辭、經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書和屬於高昌郡時期的文書。就目前所知，大部分均在國內，其中以北涼時期為多。從這些文書中，可以看到行之於內地的地方行政區劃以及設官分職，軍事編製，秀才、孝廉的選舉，同樣在高昌郡實行。賦役制度如北涼的計貲制度、各類徭役的徵發，以及水利灌溉的重視與管理等方面，文書中也提供了翔實的資料。

文書表明，唐代本地區文化有了空前發展，以《千字文》為啟蒙讀物；儒家經典中有《禮記》、《孝經》、隸古定《尚書》等，而以鄭玄注《論語》的寫本最多；所出《判集》大致為供考試和官吏誦習的擬判；此外，尚有具注曆日、針經、藥方、醫書、本草等殘篇。宗教類中，唐抄本佛經多是法華、金剛、般若等大乘經典。由於唐王朝的提倡，道教得到發展，出現《五土解》、醮辭等經咒文。至唐大曆十三年(778)后，漢文文書漸趨罕見。此後所見，多為回鶻文文書。

古代民族文字出土少於漢文文書。粟特文文書有勒柯克掠去的《大般涅盤經》，以及景教、摩尼教經典殘卷、突厥文文獻《受難記》。古代民族文字中，回鶻文文書為最多，除大量譯自漢文、藏文和庫車─焉耆文的佛經外，還有公文、契券等。德國所出《柏林所藏吐魯番文獻》多卷本中，絕大多數是回鶻文文書。還有屬於回鶻字蒙文譯本的《亞歷山大傳奇》，對研究當時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線索。

來源：中國國家旅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