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臨朐地名由來，你怎麼看

文/張銘璇

駢邑者，臨朐之古稱也，其始源自周朝春秋時期。「駢邑」一詞始見於孔子《論語·憲問》篇中，其文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其中「伯氏駢邑」即指今之山東省臨朐縣。當時屬周朝春秋時期，惟有「駢邑」之稱，尚無「臨朐」之謂。

《續山東考古錄》云：「臨朐，周紀郱邑」，「郱，一作駢」，即伯氏駢邑。此說不妥。

《中國地名大詞典》云：「缾，亦作郱，又作駢。「《昌國艅艎·建置沿革》亦認為：「缾之為駢，駢之為缾與郱。」其實此說並不確切，屬三字混用。

據《說文解字》註解：「缾，從缶，並聲，薄經切」，即bìng；「郱，地名，從邑，並聲，薄經切」，亦即bìng；「駢，駕二馬也，從馬，並聲，部田切」，即biàn。《辭源》則註：「缾同瓶，皮形切。」即讀píng，三字讀音隨時代變化而變化，其含義也有區別，並且也不是指同一地方。

縱觀歷史，周朝建立之後，武王以公、侯、伯、子、男五爵之差封國八百有餘，其中大國十二，山東半島便有齊、魯兩國：齊國都於營丘（臨淄），魯國都於鄒邑（今鄒城）。此外山東半島上還分封了些小諸侯國。

商朝時期，山東半島東部便有土著民族——萊夷、牟夷定居。萊夷位於渤海之南，沂山之北；牟夷位於膠東半島及沂山東南，分東牟和莒牟。萊夷之中，分支數族，其中己族勢力較大，發展成為己國。儘管商朝對其進行了多次征討，己族卻始終未降服。直到周成王時，萊夷己族方才受降於周，被封為諸侯，稱己國。可見紀國之封比周武王初封的齊、魯等國晚二十餘年。紀國包括今壽光、濰坊、昌邑、昌樂、臨朐、青州、臨淄東部和萊蕪東北部。其中今之臨朐地界當時稱缾邑，隸屬於紀國。

《續山東考古錄》和《中國地名大詞典》均載：西周時期，「臨朐為周紀駢邑。」為紀國所轄。其故址在今臨朐城東南約三十里處。

《濰坊歷史地圖集》標註：紀國缾邑在今臨朐盤陽西。由於盤陽之北里許有一山，孤聳圓秀，狀如古代陶制瓦缾（瓶）， 故名寶缾（瓶）山。 紀國於此設邑，何以名之缾邑」？蓋藉此山名也。所以細究「缾、郱、駢」三字之中，「缾」字帶「缶」部，「缶」乃古代陶制瓦器之屬，與「寶缾山」之「缾」字吻合，故而斷之：商周時期的缾邑，乃是根據「寶缾山」而命名，其字當寫「缾邑」。或許是「邑以缾名」，頗為不雅，史家文人又在書面上借用了「郱」字。郱者，「阝」屬邑部，蓋指建築物也。商周時期頗多帶「阝」部的地名用字，如鄆、鄒、郚、鄑、鄄、邠、酅，均為城邑名稱。缾邑從商、周時代定址建立，到「齊師遷紀」之前，共四百多年時間，雖邑址規模有限制規定，但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言，三教九流無不聚居此地，尤其是商賈貿易，店鋪林立，定使缾邑房舍相連，儼如都會，所以缾邑轉化為郱邑，證明此郱邑建築頗具規模。

據《史記·齊世家》記載：由於齊「哀公時，紀侯譖於周；周烹哀公」於鼎，以致齊、紀兩國結下世仇。《春秋》云：「魯庄公元年（公元前６９３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者，即郱邑，在臨朐；鄑者， 即鄑邑，據《繹史·春秋地圖》標註，位於郱邑之南、郚邑之西，即今之蔣峪、白塔一帶；並非是昌邑瓦城。郚者，即鄌郚，在今安丘西、昌樂縣鄌郚鎮。齊國軍隊遷駐郱、鄑、郚，三邑則成齊國疆土，於是齊王委派伯氏大夫來此赴任，治理郱邑。由於紀國的郱邑已在齊師伐紀的戰爭中被夷為廢墟，伯氏赴任伊始，只好重建宰治，遂選址於彌河之左、朐山東北，時在公元前６９３年之後。由於城邑位於朐山東北，故名之：「駢邑」。這是因為：戰國中期以前，中原地區只有獨轅車，駕車之馬皆用二、四偶數，因為只有偶數才能使轅上之「衡」受力「均衡」。後來雙臂車出現，專以套牛載重，故謂之大車；而兵車、田車、乘車則謂之小車。大車之雙臂叫轅，小車之獨臂叫輈。由於車輈後部連接輿下車輪之軸，前端則連接一橫木，即衡。衡之兩端分別有句曲夾貼馬頸的缺月形駕馬車軛，名曰：軥，讀作qú；而朐的本意即是車軛，所以朐、軥音意相通。朐山南北兩峰相連，自東北望之，猶如古代馬車上的衡下雙軥（朐），故名朐山。蓋因朐字含意即是車軥之故。

當伯氏大夫在朐山東北選址建邑后，繼稱缾邑則遠離缾山，名不副實；遂以朐山之謂，喻稱此邑猶如駢駕之車輿，此山為天然之車朐，故名駢邑也。《漢書·地理志》注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青州府志》云：「《水經注》巨洋水又經臨朐縣故城東，古伯氏駢邑也。」即為確證。由於駢邑地處彌河之涘，每逢雨季大水，駢邑常為水漫，遂更置駢邑於彌河之西高處。

數千年後，駢邑故址幾經滄桑之變，惟剩瓦礫殘局。因年代久遠，史無記載以致後人無從查考。對此，清光緒《臨朐縣誌·古迹》記載：「今城東三里竇家窪北有一地，土人相沿呼為古城。去朐山裡許，未知是其跡否。然今縣治在元魏時為昌國，相距才二、三里，擊柝相聞有太逼之嫌，其時雖疆域破碎，置縣繁多，似亦不應迫狹若此。」可見清光緒《臨朐縣誌》考證了此古城遺迹，但卻難下結論屬何城邑，同時又記載：「臨朐故城見《〈水經〉注》、《通志》，在縣東南二里。《府志》同。今無跡。」由此來看，臨朐古城的前身是駢邑，而駢邑的原址就在今縣邑東南二里，恰與朐山東北古城遺迹相吻合印證。如果「駢邑」不是處朐山東北或西南，不是藉山形如古車之朐（軥），何以名「駢邑」？駢者，雙馬並駕也；雙馬並駕，則必有衡；有衡則必有軥（朐）也。朐山兩峰如衡下兩軥，呈西北——東南方向排列；既然「如軥之衡」為西北——東南向，那麼與「衡」垂直相交的「車輈」自然是西南——東北方向，由此也決定了「車輿」（邑址）方位必在朐山東北或西南。從朐山東北有古城遺迹而西南則無的文物現狀來斷：此即駢邑故城無疑。后因彌水泛濫，駢邑被迫西遷，至今之臨朐城裡公安局以北到北城牆、民主路以東到東城牆處。根據周制：小邑城牆邊長不過三十餘雉。一雉指城牆高一丈，長三丈的面積。三十餘雉即九百餘尺。周代一尺約合今之２３公分。故邑城邊長約在二百一十多米，相當於現在六十七市畝地。

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皆靠肩挑人抬，兩次營造駢邑，耗廢民工民力則可想而知。作為邑宰——伯氏大夫來說，從魯庄公元年（公元前６９３年），齊人伐紀而赴任，到周莊王十二年（公元前６８５年），短短八、九年時間，竟發動民力兩建宰邑，大興土木，無償調用民眾工日，以致民眾難以自謀其利，甚至稼穡違時，無暇耕耘。尤其相對於齊師伐紀的戰爭而言，大兵過後，必有災年。百姓已是食無蓄糧，衣無餘縷；在此狀況下，若再不惜民力，可謂暴戾恣睢，勞民傷財。從選址不當，更置駢邑這個角度來看，伯氏大夫乃一代庸官；從不恤民情，勞民傷財這個角度看，伯氏大夫又是一代昏官酷吏。所以在周莊王十二年（公元前６８５年），齊桓公立管仲為丞相之後，管仲自然是根據《周禮·地官司徒》所載的「三年大比，則以考群吏而以詔廢置」的規定來對整個齊國進行全面治理，凡屬齊國官員有政績者加官晉爵，有過失者削其職權，褫奪封地，「以馭其貧」（《周禮·天官冢宰》）。由於伯氏治理駢邑不恤民情，兩修駢邑，勞民傷財而致民怨沸騰，遂被管仲褫奪「駢邑三百」。如此政治體制，陟罰臧否，賞罰分明，令人佩服而艷羨。

關於「駢邑三百」，究竟是指食采三百里，還是出兵車三百乘？《論語》言之不明。

《史記·齊太公世家》附註：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此乃管仲管理國家人口的分類編製方法，而爵位分封卻從沒有以所轄家口之多少而論者。如果說「駢邑三百」是指人口，那麼三百里則是一萬五千家；但人口之疏密無法界定疆域之大小。人口眾多，分佈密集，其佔地面積未必大；人口稀少，分佈廣泛，其佔地面積未必小。所以人口多少無法作為爵位分封的標準。因此，「駢邑三百」也並不是指人家戶口。

根據周制：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謂諸侯之國為千乘之國；而大夫之采地方十里，出兵車百乘，故稱大夫為百乘之家（《辭源·百乘》）。此乃周天子之制。駢邑是諸侯國——齊國所屬之邑，其制有別於周王之制。駢邑三百，如果是指三百方里，其疆域則是與伯爵之國並列的國土面積。《周禮·地官司徒》記載：「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從齊國屬邑的角度來看，不可能孫比兒大，駢邑絕不可能擁有三百方里的疆域。這是因為齊國作為周朝的公卿之國無權封建伯爵之國。若以周制論，大夫采地方十里，出兵車百乘。而駢邑三百，若指兵車三百乘，則是大夫之三倍也；況齊王所封之大夫，非周天子所封之大夫，其采邑只能更小，不能越制更大。從駢邑所屬範圍來看，遠遠超出大夫采地的「十里之限」；再說「公邑稱大夫，私邑稱（邑）宰。」（《辭源·大夫》注）既然駢邑之主稱「伯氏大夫」，那麼駢邑自然是齊國所屬之公邑，絕非個人所有之私邑。所以筆者推斷：駢邑不可能是伯氏大夫個人之采地，而是由齊王委派伯氏大夫前來治理的齊國直屬行政區域。伯氏大夫被褫奪駢邑，失去職權，既沒另委它職，也沒有回調齊國朝廷，而是革職為庶民，寄居駢邑，過起了平民生活，雖「飯蔬食」（意即吃粗食，無腥犖魚肉。）卻「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由此來看，管仲褫奪伯氏駢邑，乃屬順乎民心，合乎民意，令百勝感恩戴德的舉措；即使是伯氏大夫本人丟官罷職，過著粗茶淡飯的生活，卻也心服口服，死無怨言。藉此筆者評斷：無論是國家帝王，還是縣邑小吏，在其統治期間，只要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百姓安居樂業，生活幸福，那麼這便是一個好政府、好官員。反之不恤民情，勞民傷財者，即使擁有軍隊武器，依靠強權政治，延遲統治時間，也只能是草菅人命，禍國殃民。

管仲褫奪伯氏駢邑之後，並不是據為己有，變成自己采邑，而是另派人治理；雖其邑宰名姓不詳，但其政策卻肯定比伯氏政策好。不過伯氏大夫雖被褫奪職權，生活清苦，但仍享有一些特殊待遇。若不然，伯氏壽終如何會修建規模宏大的伯氏冢？從距離上分析：伯氏冢位於臨朐城北五里庄村后，石膏水之陰。伯氏壽終之時，若處寶缾山下之缾邑，那麼伯氏棺槨則不會捨近求遠，舁柩三十里至石膏水畔埋葬。如果伯氏薨於朐山東北之駢邑，也不可能舁柩渡彌，自找麻煩；或可就近安葬。所以其冢地址足可證實：伯氏壽終於彌河西岸的駢邑。後來因駢邑方位變化，地處朐山西北，難稱駢駕之謂，故時人以臨近朐山之實易名朐邑。《中國地名大詞典》所謂：「齊之朐邑」即為確證。

綜上所述，概括言之：缾邑在西周成王冊封紀國之前便已存在，以其位於寶缾山麓故名缾邑；此邑存世四百餘年，建築規模頗為宏大，故春秋初期又演稱郱（bīng）邑。公元前六九三年，齊師伐紀國，郱邑則於戰火中夷為廢墟，地域歸齊。齊王委派伯氏大夫為治宰，伯氏遂離開缾邑原址三十餘里，擇址於朐山東北建立宰邑；因臨近朐山，似乘駢駕，故名駢（biàn）邑； 以其位處彌水之涘，常為水患，故而西遷河西高處，復建駢邑，稱謂依舊。後為管仲褫奪，另委治宰，而伯氏心服無怨。戰國時期，因駢邑方位變化，難稱駢駕之實，故以臨近朐山謂之：朐邑。

古之典籍所載「周紀駢邑」實則有誤，應為「周紀缾邑」或「周紀郱邑」，其址位處寶缾山下，故不能濫用「駢」字；而「伯氏駢邑」，位處朐山東北，遠離缾山，故不能寫作「伯氏缾邑」或「伯氏郱邑」。蓋因三字時代有異，含義不同者也。西周時期稱「缾ping邑」，春秋初期稱「郱bing邑」，春秋中後期稱「駢biàn邑」，戰國時期則稱「朐邑」。本來小國之邑微不足道，皆因《論語·憲問》記載：孔子評論管仲奪伯氏駢邑，故以聖人一言而使小邑名傳千載。臨朐古代稱謂甚多，惟「駢邑」流傳既久且廣，蓋因漢后獨尊儒學，普及《論語》之故。由於年代久遠，語音轉化，古代「駢biàn邑」，現代國語則讀「駢piàn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