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臨朐地名由來,你怎麼看

文/張銘璇

駢邑者,臨朐之古稱也,其始源自周朝春秋時期。「駢邑」一詞始見於孔子《論語·憲問》篇中,其文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其中「伯氏駢邑」即指今之山東省臨朐縣。當時屬周朝春秋時期,惟有「駢邑」之稱,尚無「臨朐」之謂。

續山東考古錄》云:「臨朐,周紀郱邑」,「郱,一作駢」,即伯氏駢邑。此說不妥。

《中國地名大詞典》云:「缾,亦作郱,又作駢。「《昌國艅艎·建置沿革》亦認為:「缾之為駢,駢之為缾與郱。」其實此說並不確切,屬三字混用。

據《說文解字》註解:「缾,從缶,並聲,薄經切」,即bìng;「郱,地名,從邑,並聲,薄經切」,亦即bìng;「駢,駕二馬也,從馬,並聲,部田切」,即biàn。《辭源》則註:「缾同瓶,皮形切。」即讀píng,三字讀音隨時代變化而變化,其含義也有區別,並且也不是指同一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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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歷史,周朝建立之後,武王以公、侯、伯、子、男五爵之差封國八百有餘,其中大國十二,山東半島便有齊、魯兩國:齊國都於營丘(臨淄),魯國都於鄒邑(今鄒城)。此外山東半島上還分封了些小諸侯國。

商朝時期,山東半島東部便有土著民族——萊夷、牟夷定居。萊夷位於渤海之南,沂山之北;牟夷位於膠東半島及沂山東南,分東牟和莒牟。萊夷之中,分支數族,其中己族勢力較大,發展成為己國。儘管商朝對其進行了多次征討,己族卻始終未降服。直到周成王時,萊夷己族方才受降於周,被封為諸侯,稱己國。可見紀國之封比周武王初封的齊、魯等國晚二十餘年。紀國包括今壽光、濰坊、昌邑、昌樂、臨朐、青州、臨淄東部和萊蕪東北部。其中今之臨朐地界當時稱缾邑,隸屬於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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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山東考古錄》和《中國地名大詞典》均載:西周時期,「臨朐為周紀駢邑。」為紀國所轄。其故址在今臨朐城東南約三十里處。

《濰坊歷史地圖集》標註:紀國缾邑在今臨朐盤陽西。由於盤陽之北里許有一山,孤聳圓秀,狀如古代陶制瓦缾(瓶), 故名寶缾(瓶)山。 紀國於此設邑,何以名之缾邑」?蓋藉此山名也。所以細究「缾、郱、駢」三字之中,「缾」字帶「缶」部,「缶」乃古代陶制瓦器之屬,與「寶缾山」之「缾」字吻合,故而斷之:商周時期的缾邑,乃是根據「寶缾山」而命名,其字當寫「缾邑」。或許是「邑以缾名」,頗為不雅,史家文人又在書面上借用了「郱」字。郱者,「阝」屬邑部,蓋指建築物也。商周時期頗多帶「阝」部的地名用字,如鄆、鄒、郚、鄑、鄄、邠、酅,均為城邑名稱。缾邑從商、周時代定址建立,到「齊師遷紀」之前,共四百多年時間,雖邑址規模有限制規定,但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言,三教九流無不聚居此地,尤其是商賈貿易,店鋪林立,定使缾邑房舍相連,儼如都會,所以缾邑轉化為郱邑,證明此郱邑建築頗具規模。

據《史記·齊世家》記載:由於齊「哀公時,紀侯譖於周;周烹哀公」於鼎,以致齊、紀兩國結下世仇。《春秋》云:「魯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齊師遷紀郱、鄑、郚。」郱者,即郱邑,在臨朐;鄑者, 即鄑邑,據《繹史·春秋地圖》標註,位於郱邑之南、郚邑之西,即今之蔣峪、白塔一帶;並非是昌邑瓦城。郚者,即鄌郚,在今安丘西、昌樂縣鄌郚鎮。齊國軍隊遷駐郱、鄑、郚,三邑則成齊國疆土,於是齊王委派伯氏大夫來此赴任,治理郱邑。由於紀國的郱邑已在齊師伐紀的戰爭中被夷為廢墟,伯氏赴任伊始,只好重建宰治,遂選址於彌河之左、朐山東北,時在公元前693年之後。由於城邑位於朐山東北,故名之:「駢邑」。這是因為:戰國中期以前,中原地區只有獨轅車,駕車之馬皆用二、四偶數,因為只有偶數才能使轅上之「衡」受力「均衡」。後來雙臂車出現,專以套牛載重,故謂之大車;而兵車、田車、乘車則謂之小車。大車之雙臂叫轅,小車之獨臂叫輈。由於車輈後部連接輿下車輪之軸,前端則連接一橫木,即衡。衡之兩端分別有句曲夾貼馬頸的缺月形駕馬車軛,名曰:軥,讀作qú;而朐的本意即是車軛,所以朐、軥音意相通。朐山南北兩峰相連,自東北望之,猶如古代馬車上的衡下雙軥(朐),故名朐山。蓋因朐字含意即是車軥之故。

當伯氏大夫在朐山東北選址建邑后,繼稱缾邑則遠離缾山,名不副實;遂以朐山之謂,喻稱此邑猶如駢駕之車輿,此山為天然之車朐,故名駢邑也。《漢書·地理志》注曰:「臨朐山有伯氏駢邑。」《青州府志》云:「《水經注》巨洋水又經臨朐縣故城東,古伯氏駢邑也。」即為確證。由於駢邑地處彌河之涘,每逢雨季大水,駢邑常為水漫,遂更置駢邑於彌河之西高處。

數千年後,駢邑故址幾經滄桑之變,惟剩瓦礫殘局。因年代久遠,史無記載以致後人無從查考。對此,清光緒《臨朐縣誌·古迹》記載:「今城東三里竇家窪北有一地,土人相沿呼為古城。去朐山裡許,未知是其跡否。然今縣治在元魏時為昌國,相距才二、三里,擊柝相聞有太逼之嫌,其時雖疆域破碎,置縣繁多,似亦不應迫狹若此。」可見清光緒《臨朐縣誌》考證了此古城遺迹,但卻難下結論屬何城邑,同時又記載:「臨朐故城見《〈水經〉注》、《通志》,在縣東南二里。《府志》同。今無跡。」由此來看,臨朐古城的前身是駢邑,而駢邑的原址就在今縣邑東南二里,恰與朐山東北古城遺迹相吻合印證。如果「駢邑」不是處朐山東北或西南,不是藉山形如古車之朐(軥),何以名「駢邑」?駢者,雙馬並駕也;雙馬並駕,則必有衡;有衡則必有軥(朐)也。朐山兩峰如衡下兩軥,呈西北——東南方向排列;既然「如軥之衡」為西北——東南向,那麼與「衡」垂直相交的「車輈」自然是西南——東北方向,由此也決定了「車輿」(邑址)方位必在朐山東北或西南。從朐山東北有古城遺迹而西南則無的文物現狀來斷:此即駢邑故城無疑。后因彌水泛濫,駢邑被迫西遷,至今之臨朐城裡公安局以北到北城牆、民主路以東到東城牆處。根據周制:小邑城牆邊長不過三十餘雉。一雉指城牆高一丈,長三丈的面積。三十餘雉即九百餘尺。周代一尺約合今之23公分。故邑城邊長約在二百一十多米,相當於現在六十七市畝地。

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皆靠肩挑人抬,兩次營造駢邑,耗廢民工民力則可想而知。作為邑宰——伯氏大夫來說,從魯庄公元年(公元前693年),齊人伐紀而赴任,到周莊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短短八、九年時間,竟發動民力兩建宰邑,大興土木,無償調用民眾工日,以致民眾難以自謀其利,甚至稼穡違時,無暇耕耘。尤其相對於齊師伐紀的戰爭而言,大兵過後,必有災年。百姓已是食無蓄糧,衣無餘縷;在此狀況下,若再不惜民力,可謂暴戾恣睢,勞民傷財。從選址不當,更置駢邑這個角度來看,伯氏大夫乃一代庸官;從不恤民情,勞民傷財這個角度看,伯氏大夫又是一代昏官酷吏。所以在周莊王十二年(公元前685年),齊桓公立管仲為丞相之後,管仲自然是根據《周禮·地官司徒》所載的「三年大比,則以考群吏而以詔廢置」的規定來對整個齊國進行全面治理,凡屬齊國官員有政績者加官晉爵,有過失者削其職權,褫奪封地,「以馭其貧」(《周禮·天官冢宰》)。由於伯氏治理駢邑不恤民情,兩修駢邑,勞民傷財而致民怨沸騰,遂被管仲褫奪「駢邑三百」。如此政治體制,陟罰臧否,賞罰分明,令人佩服而艷羨。

關於「駢邑三百」,究竟是指食采三百里,還是出兵車三百乘?《論語》言之不明。

《史記·齊太公世家》附註: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此乃管仲管理國家人口的分類編製方法,而爵位分封卻從沒有以所轄家口之多少而論者。如果說「駢邑三百」是指人口,那麼三百里則是一萬五千家;但人口之疏密無法界定疆域之大小。人口眾多,分佈密集,其佔地面積未必大;人口稀少,分佈廣泛,其佔地面積未必小。所以人口多少無法作為爵位分封的標準。因此,「駢邑三百」也並不是指人家戶口。

根據周制: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謂諸侯之國為千乘之國;而大夫之采地方十里,出兵車百乘,故稱大夫為百乘之家(《辭源·百乘》)。此乃周天子之制。駢邑是諸侯國——齊國所屬之邑,其制有別於周王之制。駢邑三百,如果是指三百方里,其疆域則是與伯爵之國並列的國土面積。《周禮·地官司徒》記載:「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從齊國屬邑的角度來看,不可能孫比兒大,駢邑絕不可能擁有三百方里的疆域。這是因為齊國作為周朝的公卿之國無權封建伯爵之國。若以周制論,大夫采地方十里,出兵車百乘。而駢邑三百,若指兵車三百乘,則是大夫之三倍也;況齊王所封之大夫,非周天子所封之大夫,其采邑只能更小,不能越制更大。從駢邑所屬範圍來看,遠遠超出大夫采地的「十里之限」;再說「公邑稱大夫,私邑稱(邑)宰。」(《辭源·大夫》注)既然駢邑之主稱「伯氏大夫」,那麼駢邑自然是齊國所屬之公邑,絕非個人所有之私邑。所以筆者推斷:駢邑不可能是伯氏大夫個人之采地,而是由齊王委派伯氏大夫前來治理的齊國直屬行政區域。伯氏大夫被褫奪駢邑,失去職權,既沒另委它職,也沒有回調齊國朝廷,而是革職為庶民,寄居駢邑,過起了平民生活,雖「飯蔬食」(意即吃粗食,無腥犖魚肉。)卻「沒齒無怨言」。(《論語·憲問》)由此來看,管仲褫奪伯氏駢邑,乃屬順乎民心,合乎民意,令百勝感恩戴德的舉措;即使是伯氏大夫本人丟官罷職,過著粗茶淡飯的生活,卻也心服口服,死無怨言。藉此筆者評斷:無論是國家帝王,還是縣邑小吏,在其統治期間,只要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百姓安居樂業,生活幸福,那麼這便是一個好政府、好官員。反之不恤民情,勞民傷財者,即使擁有軍隊武器,依靠強權政治,延遲統治時間,也只能是草菅人命,禍國殃民。

管仲褫奪伯氏駢邑之後,並不是據為己有,變成自己采邑,而是另派人治理;雖其邑宰名姓不詳,但其政策卻肯定比伯氏政策好。不過伯氏大夫雖被褫奪職權,生活清苦,但仍享有一些特殊待遇。若不然,伯氏壽終如何會修建規模宏大的伯氏冢?從距離上分析:伯氏冢位於臨朐城北五里庄村后,石膏水之陰。伯氏壽終之時,若處寶缾山下之缾邑,那麼伯氏棺槨則不會捨近求遠,舁柩三十里至石膏水畔埋葬。如果伯氏薨於朐山東北之駢邑,也不可能舁柩渡彌,自找麻煩;或可就近安葬。所以其冢地址足可證實:伯氏壽終於彌河西岸的駢邑。後來因駢邑方位變化,地處朐山西北,難稱駢駕之謂,故時人以臨近朐山之實易名朐邑。《中國地名大詞典》所謂:「齊之朐邑」即為確證。

綜上所述,概括言之:缾邑在西周成王冊封紀國之前便已存在,以其位於寶缾山麓故名缾邑;此邑存世四百餘年,建築規模頗為宏大,故春秋初期又演稱郱(bīng)邑。公元前六九三年,齊師伐紀國,郱邑則於戰火中夷為廢墟,地域歸齊。齊王委派伯氏大夫為治宰,伯氏遂離開缾邑原址三十餘里,擇址於朐山東北建立宰邑;因臨近朐山,似乘駢駕,故名駢(biàn)邑; 以其位處彌水之涘,常為水患,故而西遷河西高處,復建駢邑,稱謂依舊。後為管仲褫奪,另委治宰,而伯氏心服無怨。戰國時期,因駢邑方位變化,難稱駢駕之實,故以臨近朐山謂之:朐邑。

古之典籍所載「周紀駢邑」實則有誤,應為「周紀缾邑」或「周紀郱邑」,其址位處寶缾山下,故不能濫用「駢」字;而「伯氏駢邑」,位處朐山東北,遠離缾山,故不能寫作「伯氏缾邑」或「伯氏郱邑」。蓋因三字時代有異,含義不同者也。西周時期稱「缾ping邑」,春秋初期稱「郱bing邑」,春秋中後期稱「駢biàn邑」,戰國時期則稱「朐邑」。本來小國之邑微不足道,皆因《論語·憲問》記載:孔子評論管仲奪伯氏駢邑,故以聖人一言而使小邑名傳千載。臨朐古代稱謂甚多,惟「駢邑」流傳既久且廣,蓋因漢后獨尊儒學,普及《論語》之故。由於年代久遠,語音轉化,古代「駢biàn邑」,現代國語則讀「駢piàn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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