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孟子集注》

一、《四書章句集注》及孟子集注

新編諸子集成《四書章句集注》是宋朱熹撰。子書是我國古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書產生於春秋末到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中，其中不少是我國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貴結晶。新編諸子集成收錄了從先秦到唐五代的子書，著重選收與哲學、思想史的研究關係較密切的。

《四書章句集注》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朱熹祖述二程的觀點和做法，特別推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使之與論語並列。認為大學中的「經」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有朱子語類卷105雲「四子，六經之階梯」大學、中庸的註釋稱「章句」，論語、孟子的註釋因引用二程、程門弟子及其他的認得說法較多，稱「集注」。

朱熹在他的後半生「全力鑽研，死而後已」，朱熹的較之清朝的漢學家，更多的注意從整體上去探求與把握原書的思想體系，而不斤斤計較於字義、名物、制度的孤立繁瑣的考證，這是他對古代儒家思想體系較之漢學家有更深入之處，文字洗鍊。具朱熹的書臨漳州所刊四子后一文，本書最早是朱熹在知漳州任上用官帑於南宋紹熙元年（一一九 0）首次刊印的。而後又多次修改，具元陳櫟四書發明引朱熹嫡孫朱鑒的話說，定本在朱熹死後曾刊於興國。朱熹死後，此書逐漸風行。明初官修的四書大全，全錄的朱熹的注。清嘉慶年間，吳縣吳英、吳志忠父子用多種古本和宋元人所作疏釋本相較，力求恢復朱熹定本的原貌，糾正流傳中的錯誤，於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年）刊出，是現存各本中較好的。

二、《孟子集注》的主要思想內容

孟子集注共十四卷，七章，分為梁惠王章句、公孫丑章句、滕文公章句、離婁章句、萬章章句、告子章句和盡心章句。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一、性善論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人無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上》）

孟子說：「水的確無所謂向東流向西流，但是也無所謂向上流向下流嗎？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人性沒有不善良的，水沒有不向低處流的。」孟子很善辯。在學習《中國古代文學史》，有這樣一句話印象深刻，孟子曾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確實當時的社會大背景是百家爭鳴的時代，要闡明自己的觀點，維護自己的立場，就一定要做到善辯。「孟子常於譬喻」，比如上段話中的流水，孟子的回答很巧妙，讀著的時候，發現自己沒有可以反駁的地方，但是細想之下覺得還是有點不對。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告子上》）

朱熹注「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也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四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著，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而。」

同情心，人人都有；羞恥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屬仁，羞恥心屬義，恭敬心屬禮，是非心屬智。這仁義禮智都不是由外在因素加給我的，而是我本身所固有的，只不過平時沒有去想它因而不覺得罷了。所以說：『探求就會得到，放棄便會失去』人們之間又相差一倍、五倍以至於無數倍的情況，正是沒能發揮他們的本性造成差異的緣故。

其實綜合這段選文及朱熹的注，可以看出，孟子的「善」也就是四端，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就是「仁義禮智」。孟子所說仁義禮智是先天就有的，絕不是受客觀事物的影響才行成的。這並不符合哲學課上所學的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對物質具有能動的反作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是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孟子的性善論在當時是有著進步意義的。當時的時期是奴隸制轉向封建制的戰國時期，生產方式也變化了變成了封建制，相對的社會關係也就改變了，所以從這方面看的話，孟子的性善論就跟那個時代的人的本質的認識，具有合理性的一面。

孟子的性善論說的就是「仁義禮智信」，這是屬於倫理道德方面的規範，雖然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但是進步在於孟子雖然非常強調人的主觀作用，但是不排斥客觀環境對人的本質的影響。比如說「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其地同，樹之時又同，勃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也。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孟子還說「牛山之木嘗美矣…」（《告子上》）主要講年成的好壞對於青年的性格產生的影響，種植的好壞對莊稼的影響和牛山的樹木為例。主要是說明人的善端雖然是相同的，「性本善」，但是後天的條件對人性的最後形成作用是非常大的。先天給的只是一個開端，關鍵還是在於自己的發展，如果善不能很好的發展，甚至受到損害，就會變成惡。

我覺得「性善論」和孟子提出的「仁政」二者有著密切的關係。

二、王道、仁政

孟子在政治上提出「仁政」，主張「省刑罰，薄稅斂」，使民有「恆產」，「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梁惠王上》）朱熹註：「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孟子認為不能拋開物質來談「仁政」，必須使百姓能夠吃飽穿暖，老幼各得其所，滿足他們的根本需要，百姓可以「養生送死，無憾。這就是君王施行仁政，統一民心。希望臣民能「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老者衣帛錦食，黎民不飢不寒」百姓過安居樂業的生活。

孟子的「仁政」還包括「民貴君輕」之說，減輕對百姓的剝削和壓迫。「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梁惠王上》）。「有步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換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盡心下》）並要求統治者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辦法來治民（《梁惠王上》）。並且還要「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辦法來愛民。

如果國君殘暴那麼百姓推翻他的統治便不算「弒君」了，齊宣王問他「湯放桀、武王伐紂是臣弒君，可以嗎？」孟子回答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賊殘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朱熹註：『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君王要施仁政，這樣就能得到百姓的擁護，從而「無敵於天下」。

如果我們從現在的觀點來看，這些主張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是針對當時各國統治者的虐政提出來的，我個人來看，這在當時是一個很好的施政方法，具有積極的意義。孟子推薦施政者對百姓施以儒家的教化，這樣子百姓才能愛戴他們的國君，天下可以得到很好的治理。

三、積極入世

孟子的主張就是積極入世，他主張仁義，仁義是正確的，如果仁義與其他的因素髮生矛盾，那麼一定要堅持仁義，與不仁義作鬥爭，就算死也可以。「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者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辭也」（《告子上》）。生與義，孟子選擇捨棄生命選擇義，不做苟且偷生之事。

孟子堅信偉大的人物都是在艱難險阻的道路上磨練自己的意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然後才能培養出人們的堅強意志和卓越的才能。「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朱熹註：「言使之所以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人跟逆境作鬥爭，一切的「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身等等」都可以磨練人的性情和增加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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