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顯擅權:為何史家都把西漢的衰敗歸罪於漢元帝?

石顯擅權:為何史家都把西漢的衰敗歸罪於漢元帝?

史家大都認為:「漢室盛衰,當以宣、元為界。」也就是說,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運行較好,處於興盛狀態;自元帝以後,宦官外戚競相專權,綱紀紊亂,國勢漸衰。漢元帝劉奭為西漢第八任皇帝,漢宣帝劉詢與嫡妻許平君所生之子,黃龍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二歲。

一般人認為,導致王朝走向衰敗的君主絕非良善,要麼昏庸,要麼殘暴。然而,漢元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班固在《漢書·元帝紀》有一段贊語:「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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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地說,漢元帝不失為一位多才多藝、品行不錯的好人。但是好人不一定成為好君。作為君主,漢元帝談不上優秀,主要是性格與能力問題。史書說他:「柔仁好儒。」其實,這也並非弱點,一個君主胸懷寬宏柔軟,主張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應該是天下人福分。問題是,漢元帝的寬柔,最終表現為優柔寡斷、軟弱可欺,不能駕馭局勢,聽任宦官專權,敗壞綱紀,危害社稷。

漢宣帝臨終前,已為漢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宣帝幼年時養在史家,與史高關係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漢的政治傳統,宣帝也不例外。蕭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師,一代名儒。漢元帝即位后,對兩位恩師格外倚重,多次宴請接見兩人,探討治國方略。蕭望之隨後引薦宗室大儒劉更生(成帝時改名劉向)、侍中金敞參與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見《資治通鑒·漢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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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元帝的信任與支持,似乎讓蕭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張,推行仁政的希望。然而,元帝與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曇花一現。元帝對兩位師傅特別信任,儒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與蕭望之產生嫌隙,權力鬥爭的陰影隨即籠罩著朝廷。

史高與宦官裡外呼應,議論經常堅持遵從原先故事或慣例,反對蕭望之的改革主張。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後庭,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制,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元帝初即位,由於謙讓,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蕭望之提出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

碰巧,有一個叫鄭朋的「牆頭草」,起初依附並吹捧蕭望之,蕭望之發現他行為不端,斷絕與他來往;鄭朋轉而投靠外戚許章,揚言蕭望之有過失五條、大罪一樁。石顯認為時機到了,趁蕭望之休假之機,讓人向漢元帝上奏,元帝將此事交給弘恭處理。面對弘恭詢問,蕭望之坦言,外戚當權多有不法之處,之所以彈劾他們,意在匡正朝綱,並非陰謀與離間。為此,弘恭、石顯向元帝報告說,蕭望之結黨營私,多次攻擊朝中大臣,企圖獨攬大權,建議「謁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獄)。

漢元帝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獄,當即批准了。後來,元帝發現不對勁,敦促將蕭望之釋放並復職。石顯從中作梗,蕭望之雖被釋放,卻革職為民。數月以後,漢元帝覺得過意不去,下詔封蕭望之為關內侯並準備起用他為丞相。蕭望之兒子蕭伋聽說元帝要起用父親,就上書為父親之前入獄鳴冤,弘恭、石顯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詆毀蕭望之,並唆使元帝下達拘捕令。蕭望之性情剛直,不能忍受再入獄的羞辱,在家飲鴆自殺。宦官們只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為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師傅含冤身亡,讓元帝終生難以釋懷,追念不已。此後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蕭望之墓地祠祭。

但是,漢元帝對蕭望之的死,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這個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點暴露無遺。如果他堅信蕭望之賢良忠誠,完全可以使蕭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耳根軟,缺乏主見,容易被宦官左右。兩次讓蕭望之下獄,都是聽信小人讒言而草率下詔。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為下獄」,輕易被宦官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老師性情剛烈,仍被宦官牽著鼻子走,讓老師再次蒙受下獄羞辱。再者,他已然知曉老師清白無辜,卻沒有懲治逼死老師的幕後推手,只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罪」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如此寬仁,實則是非不分,賞罰不明,使得宦官有恃無恐,日後更為放縱。

從蕭望之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為,必須將儒臣作為主要依靠力量。畢竟蕭望之等儒臣,不僅胸懷治國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較高的治理能力與道德修養。而宦官只注重自身的權勢與利益,缺乏對天下的擔當與做人的操守。元帝居然讓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儘管他後來起用了不少儒臣,但只有依附宦官的儒臣才能保全自己,由是,他們或與宦官沆瀣一氣,或明哲保身尸位素餐;而那些不依附宦官的儒臣,不是被坑害致死,就是被擠出朝廷。所以,綜觀元帝一生,其「好儒」如同葉公好龍,並沒有組建以儒臣為樞紐的領導班底,自身雖然躬行恭儉,卻讓宦官主導朝政,故不能推出一系列善政,更談不上實行善治。

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角逐,宦官終究成為大贏家。蕭望之死後不久,中書令弘恭當年病死,石顯繼任中書令。此後,中樞權力急劇失衡,向石顯一方傾斜。出於對石顯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將朝政全部委託他處理,事無大小,都由他彙報決斷。於是石顯威權日盛,貴幸傾朝,公卿以下無不畏懼他。石顯儼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跡」。漢元帝雖為天子,權柄卻握在石顯手中,一切聽任石顯說了算。

漢元帝特別寵信宦官,主要基於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宦官沒有家室,不會締結「外黨」。這是一種錯覺,石顯其實頗擅長「結黨」,他不僅與宦官結為「內黨」,而且勾結史丹、許嘉等外戚,並拉攏那些見風使舵的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結為「外黨」;內外呼應,興風作浪,黨同伐異。易學大師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寵信佞臣,元帝卻執迷不悟,依然聽任石顯專權;京房觸怒石顯,很快被逐出朝廷,隨後又因「非謗政治」而被處死。

當然,石顯能得到元帝信賴,必然有他過人之處。「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眥,輒被以危法。」(見《漢書·佞幸傳》)可見此人頗有能力,聰慧靈巧,熟稔事務,精通法典,善於探知皇上心意。但是,他心理陰暗,狡詐毒辣,報復性強,故而掌權之後,他把心力都用於鞏固權勢,結黨營私與排斥異己上了。

元帝「好儒」,石顯樂於投其所好。蕭望之含冤而死,朝廷內外議論紛紛,石顯為了逃避責任,轉而向儒士示好,極力向元帝推薦大儒貢禹,讓他擔任御史大夫。此舉,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則迎合元帝意趣,二則討好天下儒士,三則博得舉賢任能的好名聲。此後,凡是依附石顯的儒士,都會得到重用,官運亨通。譬如匡衡、五鹿充宗,分別官拜丞相、尚書令。如果不依附或反對石顯,即使是元帝親自選用的,也要被他排除。元帝重新起用周堪,並提拔其學生張猛,石顯不是在元帝面前譖毀,就是暗中搗鬼,使元帝無所適從,逐漸疏遠兩人。周堪後來疾喑,不能言而卒,張猛被逼迫自殺。

石顯不僅報復心強,而且很有手段。凡得罪過他的人,他絕不放過,並且善於走法律程序懲治他人,讓人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有冤無法訴。他總能在不動聲色中置人於死地,既能獲得儒士的好感,又能得到皇帝的信任。許多事情,一經他插手,就會弄得真假難辨,似是而非,以致連當事人也摸不著頭腦。

漢元帝常被他糊弄,無法明辨是非。石顯心知肚明,自己只是狐假虎威,借元帝寵信才得以弄權,如果哪一天失寵,也就失去一切。為此,他不時在元帝面前表現出忠誠,以鞏固元帝對自己的信任。有一次,石顯借奉命到各官府協調事宜之際,請求元帝說:「臣恐怕回來晚了,宮門已關閉,請准許我以奉詔命為由叫開宮門。」元帝同意了。石顯於是故意到半夜才回宮,然後以詔命叫開宮門。後來,果然有人上書彈劾石顯「矯詔開宮門」。漢元帝看了奏章,笑著拿給石顯看,石顯趁機痛哭流涕,說自己承蒙天子厚愛,擔當重任,不免引起諸多大臣忌妒,招致無端陷害,為了保全性命,情願在後宮做掃除雜役。元帝眼看他受了委屈,給予安慰與賞賜,依然對他寵信有加。就這樣,石顯略施小技,就把寬厚的元帝搞定。

儘管石顯熟悉法典,精於權術,但缺乏治國理政才能。如此心術不正的人,自然不能造福於國家與民眾,卻能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成為貪腐的「大老虎」。據史料記載,石顯接受賞賜與賄賂的錢財總共超過一萬萬,這在當時絕對是一個天文數字。更可怕的是,在這個「大老虎」擅權期間,綱紀紊亂,吏治腐敗,欺上罔下,賄賂公行,奸佞得勢,正氣不暢。

王昭君因為不願出錢行賄,畫師便將她醜化,不得不出塞遠嫁匈奴;當元帝發現她貌若天仙時,已然悔之晚矣,縱使處死畫師,卻永遠失去第一美人。

失去王昭君,雖為一大憾事,倒讓元帝頓時驚悟。然而,對於宦官危害國家,他始終未能悟察。司馬光在書寫這段歷史的時候,禁不住感嘆:「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說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讓石顯玩弄於股掌之上。在帝制時代,大權旁落乃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為的君主,必須善用最高權力施展抱負。

其實,中國先秦時代法家早就提出,君主應懂得權謀,不能被諂媚者蒙蔽或左右的觀點。只可惜漢元帝不懂得為君之道,一味寵信宦官,甘願大權旁落,自覺或不自覺在為西漢衰敗埋下伏筆。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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