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朱翊鈞

第一節沖年即位

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鏐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鈞幼時的命運並不好，由於明世宗晚年迷通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①，不要說他沒有被立為皇太孫，就連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報，出生兩個月不敢剃頭髮，甚至到了五歲還沒有起名字。直到隆慶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為他賜名，叫翊鈞。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聖王制馭天下，猶如制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②。隆慶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

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朱翊鈞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摯之登輦以出」①。由於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后的嚴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誇耀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隆慶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終因縱慾過度，病入膏盲，病死於乾清宮。

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年僅十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改元萬曆，以翌年為萬曆元年。

明神宗即位時，擺在他面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朝綱，矯除積習」②。這個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穆宗彌留之際，授高拱、張居正等人為「顧命大臣」，囑咐他們和內外文武百官一起，「協心輔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沖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如今，先皇屍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景：那些「顧命大臣」，不是「協心輔佐」，顧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顧及自己，為了爭奪地位和權力，開始火併起來。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面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小皇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① 于慎行：《穀山筆麈》卷二《紀述一》。

② 談遷：《國榷》卷六五。

① 《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後傳》。

② 《明史》卷二○《穆宗紀》。

第二節勵精圖治

萬曆元年（1573）到萬曆十年（1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輝煌時期。在此期間，他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大力支持張居正以整理賦役為中心的社會改革，從而換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相對安定的局面。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高拱，「性直而傲」，「持論多偏」，說話隨便，常常為此得罪人。他與徐階有矛盾，在徐階謝政歸里以後，高拱即「扼階不遺餘力」，為此又與張居正關係破裂，成為冤家對頭。高拱主閣，堅持反對宦官越權，為此觸犯了當時內廷的大紅人太監馮保。馮保遂與張居正內外串通起來，欲置高拱於死地。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他不問高拱說此話的背景，是否屬實，即於隆慶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①神宗偏聽偏信，把六十一歲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顯然做得太過分。但從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與政界人物來看，他用張居正主閣，無疑是最佳選擇。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神宗將內廷的事務托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①。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於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神宗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封建國家機器的運轉，歸根結底是一個用人問題。明神宗從一開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權的強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處處表現出他的鮮明個性和獨立見解，決不受制於人。當時對有些人事的處理，他與張居正並非沒有不同的看法。後來張居正的悲劇發生，正是這種君臣意見差異逐漸澱積下來的結果。

在讀書方面，明神宗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制，舉日講，御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萬曆朝舉人沈德符記敘，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於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復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極亦在幼沖，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今上早年勵精，真可隻千古矣」。①明神宗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支持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

① 《明神宗實錄》卷一○。

①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①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沖聖日講》。

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係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面。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后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其間充滿著矛盾和鬥爭。就其實際效果而論，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結局，歸於失敗，以悲劇告終。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②其特點是改變國家機構的運作機制：以內閣監控六科，六科監控部院，部院監控地方撫按，最後使「部權盡歸內閣」。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把它們變為受內閣制約，聽從內閣指揮，實有悖於祖宗舊制，實質上是將一部分皇權轉移到內閣。這是張居正對明代官制的一次重大變革。其時，因為神宗年幼，對祖制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係。後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學校為養士基地，「人才所系」。為了培養新的人才，萬曆二年（1574）神宗命令吏部嚴格選用提學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神宗以為「深切時弊」，下詔命「各官著實遵行」①，並大量裁減府、州、縣學的學生數。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人口不斷增加，學校招生人數反而減少，不但與社會發展大勢背道而馳，對於那些追求功名利祿者更是當頭一棒。明神宗還根據張居正的建議，詔毀天下書院，迫害士人，實行文化專制。這些都是倒退行為，所以，一開始就遭到激烈反對，難以貫徹執行。張居正本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謂他「千慮一失，在汰郡縣諸生」②，成為後來慘敗的禍根之一。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這是萬曆初年整個社會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最有意義與成績。

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制混亂。這是繼洪武朝之後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與「賦役黃冊」相配套，編造了「魚鱗圖冊」，為明代田賦徵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會，土地自始至終是關係到農業能否發展、農村能否安定、農民能否生存的根本問題，也是農民與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勢要為了逃避田賦，並向農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斷隱瞞土地，霸佔土地，轉嫁賦稅。到了明中葉以後，「魚鱗圖冊」已面目全非，賦役征派日益不均，國家賦稅收入越來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田畝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經濟改革一樣，這次清丈也是首先從東南沿海地區搞起來的。

萬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進行試點①。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於賠納的怪現象，使田畝與稅糧掛鉤。由於明神宗態度明確，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

② 《明神宗實錄》卷一九。

① 《明神宗實錄》卷三八。

② 談遷：《國榷》卷三九。

① 詳見《明神宗實錄》卷八一。

關於這次丈量的始行時間，《國榷》等書記於萬曆五年。至萬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②。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項規定，於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③。有些地方還重新編造了「魚鱗圖冊」。是明代田制與賦制的又一次綜合整治，成績顯著。缺點是有些地區為「求畝多」，不實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現新的「虛額」，加重小民負擔。

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出重頭戲。一條鞭，又稱「一條邊」、「條邊」、「一條編」、「條編」等。其視點是變通賦與役的徵收方法。它和清丈田畝一樣，也是在嘉靖、隆慶以來各地逐步試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神宗的功勞，是支持把它推廣到全國，實現了中國古代賦役史上一次偉大的變革，為實行貨幣地租創造了條件。

自唐代楊炎作兩稅法以來，一直是實行賦與役分開。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量，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並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①。其基本精神與特點是把賦與役合併，簡化徵收手續，擴大了折色範圍，改變了以往的徵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變化的反映。

萬曆九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誌著整個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這一年又巧逢張居正入內閣十五年。明神宗為了表彰他為國振興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賜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寫敕獎諭，蔭一子為尚寶司丞。太傅與太師、太保，並稱三公，其尊崇僅次於太師，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這是對張居正的特殊恩寵，也是對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張居正直接策劃、設計、指導的這場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變革，雖然成績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從一開始就承受著極其沉重的壓力，屢遭攻擊，各項改革措施不久就變了形，「規制頓紊，不能盡遵」。明神宗本人為了「垂戒威權震主」，也很快反過來扼殺這場頗有生氣的改革，自毀新政。

② 見《明神宗實錄》卷一○四。

③ 據《明神宗實錄》卷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九至一二二、一二六至一三一。① 《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第三節自毀改革成果

從萬曆十年（1582）初開始，張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頻頻遣使慰問、賜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張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論遼東戰功，進他為太師，蔭一子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文臣沒有生前加三公的，只有死後才能贈給。在明代，一人而獨享三公之殊榮者，唯有張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還多次說過不僅要破例賞賜張居正，而且要特殊優待他的子子孫孫。六月二十日，張居正與世長辭，終年五十八歲。一代名相謝世，皇上悲痛，下令輟朝一日，舉國哀悼，賜祭九壇，禮視國公兼師傅，贈上柱國，謚文忠。明代身後得贈上柱國者，只有洪武朝武臣江陰侯吳良、永樂朝僧人太子少師姚廣孝和張居正三人。

張居正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史上偉大的政治家，是因為他在萬曆初年置生死於度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為了富國強兵，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他業績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說是當時「改革」的代名詞。對此，國人有定論，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沒有張居正，就沒有他的新政，沒有那時「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榮氣象。然而，他終歸是一個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徵和心理狀態，是喜怒無常，翻臉不認人，一切以實用為標準。神宗也是這樣一個皇帝。他長大以後，越發感覺到張居正處處攬大權。為了防止今後再發生這種現象，張居正一死，他馬上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於是生前「忠貞不貳」的「元輔張先生」，死後反而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心裡明白，張居正在世時，他是如何重用張居正，並許下了多少諾言。而今要實現這個轉變，必須尋找時機，找到借口，不能平白無故地說張居正是壞人。而且要有計劃，有步驟。問題是從哪裡下手？

明神宗素以「貪財好貨」聞名。當時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鏐即將結婚，需要一大筆開支。其母李氏為兒子的婚費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趕緊籌辦。神宗捨不得動用內府的豐富積蓄，又顧慮大臣再批評他天天隨意挪用國庫的錢，正巧，這時有一個名叫張誠的貼身太監向他秘密奏報，說經過長期暗中偵查，張居正和馮保「寶藏逾天府」。神宗一聽，怦然「心動」①，而且懷疑張居正積蓄多於馮保。加上馮、張二人以前對他約束太嚴，使他時存反感，及漸長而「心厭之」。於是就不管什麼馮「大伴」和「元輔張先生」，也不顧不是「謀反、叛逆與奸黨」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②。經過權衡利害得失，決定先拿馮保開刀。

萬曆十年十二月，以「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免去東廠提督，押到南京軟禁，抄家沒產，神宗得到金銀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無算。

當時，馮保和張居正是互為依存，生死與共，誰也離不開誰。馮保垮台，張居正必在劫難逃。由於張居正生前是內閣首輔，又是太傅、太師，影響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輿論，形成「舉朝爭索其罪」的強大聲勢，將張居正重用的人統統罷去，同時為從前反對張居正的人一一恢複名譽或官職。然後再步步升級，徹底搞臭。萬曆十一年三月，詔奪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八月，復奪「文忠」謚號。

①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② 《明史》卷一九三《翟鑾傳》。

萬曆十二年四月，遼王憲■次妃王氏狀告張居正強佔遼王莊田和金寶萬計。遂以侵盜王府資產罪，命抄張氏在京與江陵老家財產，總計得銀十多萬兩、黃金數萬。八月十三日，詔削張居正官秩，奪所賜璽書、四代誥命，公布罪狀，曰：「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制言官，蔽塞聖聰。私廢遼王。假丈量田土，騷動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破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子張順、張書，都著永遠戍邊。」①自此開始，「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張居正其人其事，成為禁區，誰也不得議論。張居正當然有不少過錯，但他所從事的改革事業是進步的。明神宗不問青紅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卻也因此走向了反面。這道詔令，是他自毀新政，全面扼殺他與張居正共同進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書，也是他本人由勤變懶、全面廢棄勵精圖治的標誌。從此以後，明神宗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皇上怠荒，朝綱必壞，各種社會弊端開始全面復辟，地方秩序由相對穩定而走向混亂。

從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一面搞臭張居正，一面以「病」

為借口，不親郊廟，不見廷臣。內治不修，上樑不正下樑歪。繼張居正為首輔的張四維，「及代柄，務傾江陵以自見，盡反其所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復之」。而後主閣者申時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紀綱陵遲，侵漁日恣，吏貪而民玩，將惰而兵驕，國儲動蕩」②。萬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變。萬曆十四年十月，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十五年十一月，湖廣鄖陽發生兵變。

萬曆十六年八月，明神宗不顧南北各地大飢荒，為身後之計，大肆揮霍，加緊修建「壽宮」。十七年正月，太湖、宿松地方爆發農民起義，饑民數萬聞風響應。三月，雲南永昌衛士兵暴動。四月，廣東白蓮教起義。至同年十二月底，太倉外庫銀只剩下三十一萬餘兩，「利孔已盡，無復可開」。初年改革的積蓄，用得近乎精光。

這一年，明神宗因為有人批評他唯好酒色財貨，暴跳如雷，大怒不止，從此章奏留中不發。

萬曆十八年二月，再罷日講，「自后講筵遂永絕」。缺官嚴重而不補，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萬曆十九年十月，京營武官鬧事，直衝入長安門。舉朝驚駭，人心不安。是時，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認這樣嚴峻的現實：「近年以來，人各有心，眾思為政..以致國是紛紛，朝綱陵替，大臣解體，爭欲乞身，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內治不舉，外患漸生，四夷交侵。」①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訓，反而越走越遠，繼續大逞酒色之樂。萬曆二十年正月，御史馮從吾奏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不發，而「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內治不舉，外患漸生」。同年二月，寧夏致仕副總兵官哱拜起兵反叛；五月，日本發動侵朝戰爭；其時西南又發生播州楊應龍之亂。明神宗被迫令軍三路出征，史稱「萬曆三大征」。西征、東征、南征，歷時十餘年，喪師數十萬，耗銀千萬兩；兵連禍結，國庫空虛，百姓遭難。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徹底完成了由勤變懶的過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氣派與風采，已經不復存在。代之而來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發脾氣整人、嗜酒、戀色、貪財。

① 《明神宗實錄》卷一五二。

② 以上見談遷：《國榷》卷七二。

① 《明神宗實錄》卷二三八。

第四節三十年晏處深宮

在「三大征」尚未結束的時候，萬曆二十四年（1596）三月，乾清、坤寧二宮被火化為灰燼。「只知愛錢」的明神宗，乘機以「修建宮殿」為名，從同年六月起，陸續派出大批太監為礦監、稅使，到各地「開礦榷稅」，大肆搜括錢財，迫害官民無數。明朝歷史上著名的為時近二十年的「礦稅使之禍」，從此開始。這也是他在位期間歷時最久、為禍最烈的弊政。

明代朝廷差官「開礦」，始於明初洪武；遣使「榷稅」，在中葉時亦已有之，皆因得不償失，后多廢止。這次神宗「患內廷匱乏」，擔心因「三大征」耗費數多而影響皇室的高消費，不顧臣民的一再反對，硬幹下去，勁頭大得很。凡有關「開礦榷稅」之事，有求必應，「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日不下」①。至萬曆三十三年為止，解進內府的銀子約為五百餘萬兩，被礦稅使等私吞者尤多，「大約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克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其實這些銀兩，並非開礦、徵稅所得，不開礦也征銀，不經商亦徵稅，「礦不必穴」，「稅不必商」，都是公開掠奪而來的。因此遭到各階層的強烈反抗，紛紛暴動、起義，時稱「市民運動」、「市民風潮」或「城市民變」。

派礦稅使四齣，是明神宗貪財思想的一次集中大暴露。關於他的貪財，事例極多。遠在抄張居正家產時，有大臣批評他「重貨而輕人」。就連最起勁幫他大反張居正的御史李植也說：「皇上稱我為兒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銀寶玩，必是喜歡。」①在派礦稅使之前，吏科給事中李沂因批評他貪財，而被削籍回里。稍後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冒死寫了一篇《四箴疏》，說他患的是「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病②。不久，又有人說他平日「好逸」、「好疑」、「好勝」、「好貨」③。在礦稅使橫行之日，萬曆三十二年正月，內閣首輔沈一貫奏曰：「皇上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略。」④直到他去世前一年，還有人說他是「唯賄是聞」⑤。

「開礦榷稅」，鬧了近二十年方告結束。史載：「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即萬曆三十九年），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上下隔絕，而「延臣部黨勢漸成」⑥。

「陛下萬事不理」，此話一針見血，說得何等尖銳、深刻、準確。由於明神宗晏處深宮，不補缺官，早在萬曆三十年南北兩京已缺尚書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國缺巡撫三人，布政監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⑦。

① 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礦稅諸使》。

① 《明神宗實錄》卷一六○。

② 《明史》卷二三四《雒於仁傳》。

③ 《明史》卷二三五（張養蒙傳》。

④ 《國榷》卷七九。

⑤ 《明神宗實錄》卷五八○。

⑥ 《明史》卷二四○《葉向高傳》。

不僅「曹署皆空」，而且自萬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紛紛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許多辦事機構陷於癱瘓狀態，政務荒廢。至於「延臣部黨」，問題尤其嚴重。廷臣部黨，就是延臣分門立戶，結黨相爭。結黨，又稱「植黨」、「朋黨」。萬曆朝廷臣黨爭，從一開始就存在。先是以「閣部之爭」為主要形式。後來顧憲成等人在無錫東林書院聚眾講學、議論朝政，形成一股反對派勢力，人稱「東林黨」。於是，宣、昆、齊、浙、楚諸黨互為犄角，專以攻擊「東林」為能事，「東林黨議」由此始。《明史·選舉志》云：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迨萬曆時「黨局既成，互相報復，至國亡乃已」。經過萬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東林黨人已被排斥殆盡，所剩無幾，後來便被一網打盡。

在東林黨議無休無止之時，由於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於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歷史上著名的梃擊太子東宮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它是明末宮廷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闖入宮廷，這類事在明代多有發生，光是萬曆朝就有好幾次，結果都是不了了之。對這次「梃擊案」，當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以為張差是一個瘋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種則認為張差非瘋子，是明神宗愛妃鄭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陰謀活動。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明神宗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並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只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並特地為此於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①。

就在明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東北遼東「后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后金」

政權正式建國，終於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

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爭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後，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萬曆四十七年三月，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爭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②，明神宗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曆四十八年（1620）三月，明神宗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於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二十二日發喪，二十三日頒布遺詔，命皇太子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謚曰顯皇帝，廟號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於三十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壽宮」，名曰定陵。

⑦ 《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傳》。

① 《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二。這一年御史翟風翀疏曰：「上不見廷臣，又二十五年矣。」② 《明光宗實錄》卷四。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徵，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他即位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芽，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也同樣處於由古代社會向著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在這個歷史的大變動中，由於幾千年中國封建制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裡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歷史進程。「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