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國？——「中國」名號的由來與傳承

中國名號的起源

學界內認為最早的名號應該起源於甲骨文，殷商卜辭中的「中商」應該是中國的最早起源。

見卜辭「王，貞：於中商乎御方。」「王，貞：受中商年。」

王國維在《說商》一文中稱商王都又稱大邑商。邑者，《說文解字》稱古與國通。商自稱中商，即為中國也。胡厚宣在《論五方觀念及中國稱謂之起源》一文中認為「商而稱中商者，當即後世中國稱謂的起源。」

自商開始自稱中國以後，中國的概念，實際上是隨著地域隨著對象隨著時間的不同而不斷變化的。

一、指代京師。

《詩經·大雅·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語句，毛詩解釋為「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孔穎達《五經正義》解釋道「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

《史記·五帝本紀》言「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南朝宋裴駰集解中稱「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這是指代京師的含義。

因為京師是中央之都城，是天子所在的地方。

二、指代國中，國都。

《春秋穀梁傳》昭公三十年：「中國不存公。」即季孫不讓魯昭公在中國存身。晉范寧注云「中國猶國中也。」這是按照古代的意思，國以城郭為限，住在城中的自稱「國人」。

三、指代諸夏國家。

中國可以指代周和諸夏總體。

例如《左傳》成公七年：「中國不振旅，蠻夷入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這裡的中國，就是指代整個的周朝諸侯國概念。

有個直接的把諸夏與中國互換的例子。《史記·匈奴列傳》有冒頓「南與中國為敵國。」而《漢書·匈奴傳》則作「南與諸夏為敵國。」可見此時的諸夏與中國，意思是可以互換的。

當中國的概念與諸夏開始等同，實際上就為大一統的中央王朝奠定了基礎，即在文化認同上，這一概念圈的諸夏，開始逐漸靠近。

四、指代中原之國。

諸夏雖然都可以稱為中國，但是畢竟位置有遠近，文化有高低。所以在習慣上，諸夏內部也是有區分的。那些位置近的，文化相對發展較高的，就不承認文化較低，位置偏遠的諸夏為中國。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春秋戰國時期有許多這樣的例子了。

如《孟子·梁惠王》說齊宣王就曾經「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孟子·滕文公》「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這裡的中國，都是指代的中原國家。

更加明顯還有《韓非子·存韓》有「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戰國策·秦策》公孫衍曾說「中國為有事於秦……居無幾何，五國伐秦。」五國指代齊、宋、韓、趙、魏。那麼這些地方，五國就是中國，而相對而言，秦則不是。

而這種位置遠近、文化高地是動態的，所以在很多先秦典籍中，我們可以看到有自稱蠻夷的諸夏，有吐槽對方為蠻夷的諸夏。——這也是吧友中經常有引用這些語句，來段定這些國家非中國的來源。

但是實際上這樣的引用是狹隘的，因為這種稱呼是不斷變化的，這裡的中國，與我們後世的中國，不能等同。而僅僅是相對文化和位置而言的中國與蠻夷。

洪邁《容齋隨筆》卷五中有「其中國者，獨晉、衛、魯、宋、鄭、陳、許而已。」至於例如吳越、楚、秦、燕等，都被視為蠻戎了。

《屍子·廣澤》有「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誹之。」——這裡明顯吳越就不是中國了。

由於楚國八百年的熱播，現在經常看到的吧友引用的是《史記·楚世家》中國君熊渠說的「吾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春秋初年楚武王也說「我，蠻夷也。」《漢書·五行志》雲「中國齊晉，南夷吳楚為強。」明顯看到，吳楚都不是中國了。還有秦，《史記·秦本紀》載「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可見如果吳楚不是中國，秦國也不是中國了。

在此可以引申，如果吧友以後世之中國概念來看這些典籍中的中國之概念，那麼很容易把這些國家都排除在我們現在所謂的中國之外，那麼，秦朝算什麼？外來之王朝？

胡阿祥老師在此指出「把戰國七雄都視為中國，是一種相對於四夷的廣義的中國範圍，他與諸夏的概念相近。把吳越楚秦燕等國排除而特指中原諸國，則是習慣上的俠義的中國範圍。」

PS：胡老師對中國的解釋，還有王畿和天子直接統治的地方兩個概念，此處略過。

總的來說，先秦時期作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國，從含義的演變和發生的時間上來說，是成逐漸的時間序列的，即範圍越大，出現的時間越晚。從最早的京師發展到後來的諸夏統稱，實際上是諸夏國家在民族、地理、文化等方面的不斷認同。從這方面來講，中國的含義，已經可以是一個相對而言的國家國號了。這是諸夏國家共同擁有的地域專稱。

春秋諸侯大國簡圖。

文化概念的中國及其文化意義

《戰國策·趙策》中記載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有一段對中國的論點：「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就有了「中國有文章光華禮義之大」的概念了。

而和我們想象的不同，先秦時期，所謂的中國，如果從地域上來說是中央的話，那麼實際上中央也存在著許多的蠻夷。《史記·匈奴列傳》「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

《後漢書·西羌傳》稱「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可見在中國內部，也到處是蠻夷。如果我們僅僅從地域上來講中國，那麼，這些蠻夷該怎麼稱呼？

正是因為中國的含義和判斷標準的不斷變化，以及從文化上，把這些民族逐漸同化，這也是所謂的先秦時期文化上的「中國的初步的型成。」（陳登原《國名疏故》）

達成文化與地理上中國的不斷合成與統一，來源於民族的不斷同化和觀念的轉化。即把這些蠻夷同化，並且從觀念上，改變狹隘的中國概念，轉變為以文化來判斷。韓愈在《原道》中就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這也是為何先秦以後的兩千年，我們能夠不斷的擴大疆域、彙集不同民族、始終能夠保持大一統的中央王朝和文化的不斷的來源。

秦漢以後中國概念的流變

秦漢以降，中國實際上就成為了通用的一種名號。

這個時期主要有三大特徵。主要是一、文化意義上的加強。二、地域範圍的擴大三、作為政治概念使用的「中國」逐漸走向定型。

這裡需要談到的一個是，在與文化概念相聯繫的中國，在歷史上，地域概念的中國有另外一種解釋，即認為只有漢族建立的國家王朝才是中國。——元清非中國的最早雛形應該更早，甚至司馬光等對於北朝的不認可，也可以作為非中國的雛形。

十六國時期例如匈奴人劉淵最早建國號為漢，自稱漢王。「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晉書·劉元海載記》）

南北朝時期的互相撕逼更加厲害，雙方都自認為是中國，南朝斥北朝為索虜，北朝因為居於傳統意義上的中原，以中國自居，罵南朝為島夷。這種爭端到了隋朝的統一才得以解決。

宋遼金等對峙的時期，實際上遼、金被稱為北朝，宋則為南朝，党項的西夏為西朝。元朝修史，同時修宋、遼、金史，並不排斥其他幾個非漢族王朝，而是各自以其正統來編纂，以盡量符合原有的事實存在。

非漢族王朝自稱中國，大多數是因為佔據了中原，後來是以此為中國的合法繼承者自居，從文化上逐漸認同中國。隨著非漢族政權從經濟、文化等方面不斷的中國化（或者俠義的說是漢化），這些王朝不僅僅從地域上（因為實際上佔有了中原或者一地），還從文化上，也慢慢成為了中國的一份子。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的話，現在意義上的中國，已經不是最早狹隘的中國了，因為時代的發展和文化的演變，現在的中國，不僅僅是漢民族的中國，也是其他民族的中國。換言之，當代之中國的含義，實際上是各民族共有的中國含義了。

不僅如此，我們再回到歷史中，那麼，無論是地域的中國（有些非漢族王朝佔據了中原）還是文化上的中國（有些非漢族王朝的中國化），都包含了漢族和其他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即，所有的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實際上都可以稱為中國（地域上的中國），所有以中國化和禮儀以及諸夏之禮儀治國的王朝，在文化上都可以叫中國。

政治概念上的中國及更新

政治概念的中國，就是指作為國家代名詞出現使用，這時的中國，比較於之前的文化中國，有了更加的明確性。

追本朔源，明朝可以算作政治上明確稱為中國的開始。《明史》中明朝對內對外常自稱中國。明史外國傳中，中國作為明朝的代名詞，與朝鮮、日本等國並稱。明清時代，西方而來的西方人，也常常以中國或者中華、中華帝國來稱呼中國而不用明朝或者清朝。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作為國家或者清朝的代名詞，使用的更加普遍。

但是實際上這個時候的中國，也有模糊的矛盾。

例如魏源在《聖武記》中，中國一詞就有時候指代整個清朝領土，有時候卻僅僅指代內地十八省。

童書業在《中國疆域沿革略》第一篇第六章中指出「以中國內部十八省為中國之錯誤觀念乃明、清時所造成，蓋因明時蒙古大部、西藏及新疆、吉林、黑龍江、青海等省不在中國直接統治之下；而雲貴之建省，復於是時方確定。故生十八省（明為十五省）為中國之觀念。」

而在17世紀以來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將清朝建省的地區稱為中國或者中國本部、中國本土，其他地區成為韃靼、蒙古、新疆（中國突厥）、西藏等等。

到了晚清，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已經明確，中國的地域範圍就是指大清主權所達到的範圍，但是清朝的正式國號仍然是大清。

在對外交往和正式條約中，清朝之所以樂意接受中國的稱號，也是因為中國在傳統概念上，是一種美稱，是先進文明的中心。

——實際上此時以中國來進行國際交往和履行條約，無論是清朝還是西方，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把中國「等同」於清朝所建立的大一統王朝了。

1582年明神宗萬曆年間的明朝疆域

葛劍雄在《普天之下——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中談到，所謂歷史上的中國，既不應該等同於歷代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王朝，當然更不應該與漢族或中原地區畫等號。歷史上的中國，應該包括我們所明確規定的地域範圍內的一切政權與民族。

譚其驤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總編例》中指出：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統一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範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範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

——這也是符合現實發展和時代不斷變化，在當代所形成的一種符合歷史潮流的觀念。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全國行政區劃示意圖

那麼，為何是清朝奠定了我國當代的版圖基礎呢？這不僅僅因為由於地域的中國多變，文化上的中國範圍模糊，或者可以任意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歷史時期。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這樣認為的：現代民族是社會發展的資產階級時代的必然產物和必然性時，而民族的要素是在資本主義以前的時期逐漸形成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作為現代民族走向歷史舞台，正是在悠久的多民族國家不斷發展的傳統基礎上，與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相聯繫的——也就是帝國主義的入侵，才促成了中華民族這一體的意識覺醒。

現代民族和現代主權國家，確立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國際準則。近百年來的許多殖民地都在其以前的疆域內恢復了獨立。從這些角度來談，政治概念上歷史中國的範圍，則應該就以1840年以前清朝的疆域為準。——陳連開《論中國歷史上的疆域與民族》

1840年以前的清朝，是獨立的擁有主權的國家，這一疆域的範圍，是歷史發展的自然形成。

譚其驤認為「清朝在18世紀時形成的這個版圖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拿這個版圖作為歷史上中國的範圍應該是恰當的。」

——這也是當代中國的概念發展與演變和確立。

1926年的中華民國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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