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訊論古」毛澤東：顏習齋可為師

顏李學派是我國清初北方實學思潮的重要代表。它以實擊虛，以動斥靜，倡力行，主功利，針對中國千百年來的思想界，特別是空疏無用的宋明理學，掀起了一場「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梁啟超語）。至康熙末年，海內之士對顏李學派的學習靡然成風，極一時之盛。但是，由於清王朝的文化專制主義統治，顏李學派雖光耀中天，但卻迅即黯然失色。一百多年以後，在遠離顏李故鄉的湖南，顏李學派重光於世，和顧炎武、王夫之的學說一起成為湘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在青年求學時期，在湘學盛行的背景下，廣泛閱讀傳統文化經典，得以接受顏李學派思想，並在其後的革命實踐中予以借鑒揚棄，對他一生產生積極而深遠影響。小訊簡要進行了歸納梳理，必有不足還求教於方家。

《體育之研究》對顏李的推崇

作為湘學代表人物的曾國藩，對顏李學派多有評論，他說「顏習齋李恕谷之學，忍嗜欲、苦筋骨，等於許行之『竝耕』」。曾氏幕僚戴望則廣泛搜救求顏李遺著，於1869年撰成《顏氏學記》十卷。戴望盛讚顏元「百世之師」「其言憂患來世，正而不迂，質而不俗，以聖為軌，而不屑詭隨於流說，其行則為孝子，為仁人」。《顏氏學記》在湖南一再刊行，使顏李之學廣為傳播。1897年，湖南時務學堂創立，梁啟超在主持時務學堂時，亦對顏李學派十分推崇，多方宣揚。毛澤東早年對曾國藩、梁啟超非常敬仰，在深研曾梁著作的過程中，得以注意到顏李學派的學術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求學期間，在老師楊昌濟的指導下，廣泛接觸了明末清初幾位大師如顧炎武、王夫之和顏元的著作，對顏李學派的習行哲學尤為傾慕，屢加稱述。對此，在楊昌濟的《達化齋日記》中也有記述。

在這個背景下，1917年，24歲的毛澤東撰寫了《體育之研究》這篇7000多字的文章，他的恩師楊昌濟推薦給陳獨秀。陳獨秀讀後，感到其文氣勢不俗，即發表在1917年4月1日的《新青年》上。這篇文章是毛澤東青年時期的重要著作之一。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對顏李學派深表敬慕，文中說「惟北方之強，任金革死而不厭，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涼州，清之初世，顏習齋、李剛主，文而兼武，習齋遠跋千里之外，學擊劍之術於塞北，與勇士角而勝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豈道乎，顧炎武南人也，好居於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馬，此數古人者，皆可師者也。」

「惟北方之強」就是魯迅所說的「北人厚重」，燕趙之人更多具有實而不華的特點。顏李學派的重世務、重實踐，就是北人「厚」「實」「強」特點的表現。顏李二人尚武學劍，也是幽燕之地尚武古風的表現。顏習齋曾寫過一首《望荊軻山》詩，從中能看出他的慷慨悲歌之氣：「峰頂浮圖掛曉晴，當年匕首入強嬴。燕圖未染秦王血，山色於今尚不平。」毛澤東同志一生尚武尚勇，年輕時尤重筋骨和毅力的鍛煉，常在日光下，大風裡，大雨中，赤身聽憑日晒、風吹、雨淋，自謂這是「日浴、風浴、雨浴」。從《體育之研究》一文看，這正是顏李學派尚勇武、忍嗜欲、重實務等優良品質的影響。

慕顏習齋之學主實行

對顏李學說的學習與推崇，貫穿於毛澤東的青年時期。1918年8月，毛澤東為組織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運動來到北京。在北京期間，得到李大釗等人幫助，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管理員。在音樂家王光祈的介紹下，加入少年中國學會，開始接受俄國十月革命的思想影響。

時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李璜在回憶文章中說「我曾問光祈，毛澤東不大發議論，彼以為何如人。他答道：此人頗重實踐，自稱慕顏習齋之學主實行。毛曾告我，顏習齋研究防胡兵事，常周遊長城至千之遠，而他本人為明洞庭湖是否周延八百，也曾步繞湖邊，走過一遭。」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這樣一種觀念：不遊歷名山大川，孤陋寡聞，是寫不出大文章的。這其中，顏習齋最反對讀死書，強調「習行」「習動」，他曾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他提出「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鼓勵世人「動起來」。這些觀念都對青年毛澤東有深刻影響。毛澤東曾在《講堂錄》上這樣寫道：游之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覽眾山小；泛黃渤之海，啟瞬江湖失。馬遷（即司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歷崑崙，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游者豈徒觀覽山水而已哉。當識得其名人巨子賢士大夫，所謂友天下之善士也。

這種看重遊學的觀念，通過繞游洞庭湖這件事得到充分體現。1918年，毛澤東、蔡和森等人發起了五四時期著名的青年進步團體——新民學會，這個學會宗旨即為「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踐行學會宗旨，在當年夏天，毛澤東和蔡和森一起環繞洞庭湖對益陽、湘陰、沅江作了為時半個多月的考察。通過多次考察，毛澤東真切地了解了農村社會狀況和階級狀況，為他後來用馬列主義的理論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政治態度，以及農民問題提供了最初的事實經驗。

實際上，在1917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期間，就進行過一次「窮游」。1917年暑假將要來臨的時候，他和好朋友蕭子升商量，怎樣度過漫長的假期。他們定出的度假計劃是十分奇特的：去當叫化子，身上一個錢不帶，去作長途旅行，靠著乞討解決吃和住的問題。這樣，從社會的最底層來看社會，來看人情世態，必定能夠看到許多平日看不到的東西。舊時有窮苦的讀書人或失業塾師，到處給大戶商號送對聯或恭維話，作遊學先生，以解飢困，社會上叫作「打秋風」。這是窮秀才一種解決旅途生計的辦法：每到一處，遇上商店或者住戶，就寫一副對聯送去，接受一點饋贈。結果，1個多月「乞討生活」的遊學，沒有花一文錢。他們走過許多市鎮、偏僻農村，一路了解農民和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以及社會風俗人情。蕭子升放不下架子，向人問路，都要先整整衣服，乾咳兩聲，然後開腔；還只願進大戶人家。毛澤東卻態度謙和，談話親切，願意進小戶人家，尤其熱心於訪貧問苦，同什麼人都談得來。這次「遊學」，他們漫遊了寧鄉、安化、益陽等5個縣，是一次大豐收，使毛澤東獲得了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據湖南一師老同學的回憶，他曾將此次遊歷中一些有意義而有興趣之事，寫寄湖南通俗報發表。在旅途中寫的「遊學」筆記，第一師範同學好友爭相傳閱，稱讚他們是「身無半文，心憂天下」。這8個字，後來就一直成為朋友們對毛澤東的一種親昵的讚譽。

根據李璜回憶，毛澤東在北京期間，還有另外一件小事體現他重實踐的品質。王光祈主持少年中國學會時，曾提出「工讀互助」的一題，要大家討論。結果討論到了第三次，毛澤東便發言說「不要老是坐而論道，要干就干。你們諸位就把換洗衣服拿出來交與我去洗，一個銅子一件，無論大件小件，一樣價錢，三天後交貨拿錢。」後來他果真就這樣做了。這件小事，說明青年毛澤東不喜空談議論，而是注重付諸行動，在實踐中去推動問題的解決。而這種躬事實踐的作風正是顏李之學最提倡的，對其之後走向革命並成為中國革命的領路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品質。

顏元學說對《實踐論》的影響

應該說，顏元學說對毛澤東同志一生的影響是深遠的。著名毛澤東思想研究專家汪澍白在《<實踐論><矛盾論>與中國傳統哲學》探討了顏元學說對《實踐論》的影響。

《實踐論》是集中地闡述毛澤東哲學認識論的一篇重要著作，是一篇典型的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精華融合在一起的文章。通讀《實踐論》一文，並沒有徵引中國古代哲學家的著作，但卻多次直接使用「知行」這個中國歷史上的哲學範疇，字裡行間都可以明顯地看出它批判和繼承古代知行學說的痕迹。1951年《實踐論》公開發表時，毛澤東同志特意加上一個附題「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更加清楚地點明了作者著意於解決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關係問題的深刻含意。

《實踐論》在知識來源問題上，很明確地繼承了從墨子到顏習齋重視「親知」的行先知后的唯物主義觀點。汪澍白在《<實踐論><矛盾論>與中國傳統哲學》一文中寫道：《實踐論》講「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兩部分」，並運用墨子的哲學範疇，強調「真正親知是天下實踐著的人」。在中國哲學史上最重視「親知」的莫過於清初的顏習齋。他強調只有「著取而納之」，才能識別蔬菜的味道；只有通過「修脈、製藥、針灸、摩砭」的實踐才能「療疾救世」；而《實踐論》也有「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不但學理相通，表述也非常相似。顏習齋在批判宋明道學家「以讀書為窮理」（朱熹語）的觀點時，還以學琴為例，指出一個人僅僅通過讀書，無論多勤奮，多認真，他決不能學會彈琴，僅僅通過內在的思想過程決不能掌握彈琴的技巧（《存學篇》卷三）。毛澤東在反對教條主義傾向時，也提出了「讀書是學習的論斷，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的論斷，與習齋的論述相同。

這些論述，很明顯地吸取了包括顏李思想在內的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精華。這不僅在思想上有著直接的淵源關係，而且在具體論述的語言、例證上都有明顯的聯繫。但毛澤東認識論思想，絕不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知行觀的簡單重複和轉引，而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對中國哲學史上知行問題進行了科學概括和總結，把中國樸素辯證唯物主義停留在一般抽象水平上的知行觀，提高到了知與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的知行觀，使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得到了升華。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向全黨提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號召，特別是在2014年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曾引用顏習齋的名言：聖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聖人。回顧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征程，從毛澤東到習近平，變化的是時空方位，不變的是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質。革命需要實幹、建設需要實幹、改革需要實幹、發展需要實幹，要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需要實幹。實幹精神繫於我們每一個人。在這個意義上說，顏習齋所倡導的「習行」學說仍有其積極的現實價值。（端居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