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史記.酷吏列傳》系列：諸候王與豪強各自成勢

司馬過在《史記》中有一篇專門提到了漢朝建立以來至漢武帝後期的十大酷吏，其中漢武帝時期就有九位，這些人除了手握執法大權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以施政嚴酷，執法猛烈而著稱。這十個人分別在漢景帝和漢武帝在位期間，擔任當時負責執法最高機構的廷尉和中尉。那麼漢景帝和漢武帝為何要用一批這樣的人?這跟當時的社會大環境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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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天下經歷了多年戰亂，人口劇減，百業凋零，民生不濟。漢高祖即位以後在國內採取「休養生息」政策，奉行「無為」的治國理念，使天下民眾得以安居樂業，漢王朝經濟得到恢復的同時，然而奉行六十年的「無為而治」到了漢景帝時期，新的社會問題又出現了。隨著社會的漸漸安定富裕，諸候王和貴族們開始驕奢淫逸，擁兵自重，目無法律，割據一方；同時民間也滋生出一股地方豪強勢力，他們兼并民間土地和財富，目無官府，擅行仇殺，成為當時社會最不安定的兩大因素。

漢景帝時期，這些內部不穩定的因素在漢王朝中越來越突出，加出外有匈奴之患，表面平靜的西漢王朝，實際暗流涌動，內憂外患。

首先是諸候王的問題，漢朝自建立以來，採取了同姓諸候分封制度，本意是以天子為中心，讓諸候王作為王室的藩屬和輔助，拱衛天子。漢王朝的天下，除了天子還有各諸候王，漢朝天下共五十四個郡，同姓諸王總共領有天下三十九個郡，天子直轄十五個郡。這些諸候王在名譽上尊天子，實則在各自的封國都有各自的軍隊和屬民。這些諸候王在自己的封國內除了了名稱上是王以外，其它的王宮，軍隊，官員等機制跟天子是沒有區別的。他們上馬可以治軍，下馬可以治民，在自己的封國內有生殺予奪和專權行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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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漢景帝時期，這些諸候王們的實力不斷強大，開始對朝廷漸漸無視了，大小事不再向天子報告，不按禮制朝見天子了，對天子下頒的制令不再實施，朝廷原先所有的規制如今在諸候王面前形同虛設，甚至在自己的封國內公然驅逐天子下派至自己封國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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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上也不再受中央的制約，諸候王們利用自身封國的物產優勢和手中的權利代替天子行使經濟大權，當時的吳王和楚王是最富有的兩大諸候王國，吳王劉濞的封國盛產銅礦，吳王便開採銅礦大量造銅錢，所造的銅錢數量相當於當時朝廷發行的銅錢量的一半，同時，吳國又地處東海，吳王又壟斷食鹽經營，那時吳王的富裕程度達到，吃一頓大餐就相當於天子一年的正常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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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兵強馬壯，富可敵國且藐視朝廷，目無天子的諸候王，已經對當時的漢朝廷中央政權構成了直接的威脅，後來的七國之亂也證實了強大的諸候王時時懷有反叛取天子而代之心。

當時的民間另一個不穩定因素便是，日漸強大的豪強宗族勢力。漢初由於奉行「無為而治」，民間這些人利用自身宗族影響力，大舉在民間兼并土地強佔良田和掌控資源，使自身的財力得到迅速增長從而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勢力。這些地方豪強宗族勢力號稱：勢大過官府，權過無冕之王。他們招攬了大量的遊俠和流民在自己手下做事，有許多事情連當時的官府都辦不成，放在他們那裡就輕易解決了。這些豪強宗族勢力遊走於諸候王與官府之間。通過遊俠和流民避開漢朝法律擅行仇殺，成為當時漢朝民間的黑惡之首。

當時諸候王與地方豪強宗族勢力，這兩大勢力一個是擁兵自重目無漢廷，一個則是擁遊俠流民目無官府；一個是連皇帝都治不了，一個則是連官府都治不了。當時的漢景帝是急需一批有有能力治理這兩股勢力的人來幫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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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漢景帝發現了郅都，漢景帝時郅都就是一個讓諸候和地方豪強「談虎色變」的人。郅都為人勇猛，有魄力而且大公無私，在濟南郡當太守時曾經狠狠打擊了當地的瞷氏宗族勢力，將當地的首惡和從惡三百人一併剷除。第二年，濟南郡內社會治安180度大轉變，史書上用「路不拾遺」來形容了當時社會的治安環境。

看到郅都能力后，漢景帝將郅都提拔為中尉，掌管首都長安地區的治安最高長官。郅都當上中尉以後長安的治安環境也好轉了，那些人都不敢以身試法。由於郅都嚴酷執法不避貴戚，諸候和豪強都十分害怕他，因為郅都執法高效剛猛，當時人們給了他一個「蒼鷹」的外號。自郅都起，當時人們把施政嚴酷猛烈的人都稱之為「酷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