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傷寒論》的產生與演變

《傷寒論》原書名為《傷寒雜病論》（或《傷寒卒病論》），為後漢張機所著。

張機，字仲景，南郡涅陽（今河南南陽鄧縣）人，生卒年代約為公元150-219年。他曾跟隨同郡名醫張伯祖學醫，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無論是醫學理論水平，還是臨床實踐經驗，都勝過了他的老師，可謂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一）《傷寒論》成書的歷史背景和主客觀條件

張仲景生活於東漢末年，由於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與壓迫，特別是戰爭連年不斷，加之疾疫（傳染病）廣泛流行，以致民不聊生。據《傷寒雜病論》的序言記載：「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這是張仲景寫《傷寒雜病論》的直接原因。就拿張仲景的家族來說，有兩百餘口人，但建安元年後不到十年，就死掉了一百二十多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死於傷寒的達一百餘人。從這個死亡數字來看，當時疾疫的猖獗是相當驚人的。因此，張仲景作為一個很有抱負的醫學家，立志和疾病作鬥爭，治病救人，才寫出《傷寒雜病論》這部著作。

原序「建安紀年以來」的「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從歷史的情況考察，與張仲景所說的疾疫流行情況不大符合。「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是說還沒到十年，張仲景的家族死了那麼多的人，全國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從史書上來看，只在建安四年發生過瘟疫，但規模比較小，也不是很嚴重。因此，「建安」可能是「建寧」的誤寫。「建寧」是漢靈帝的年號，在建安之前。據《後漢書》記載，自漢靈帝建寧四年到光和二年，時間相去近九年，就有三次大疫流行，而且是很大的瘟疫，死的人很多。推測張仲景是在建安之時回憶建寧年間大疫流行的死亡情況，這就符合歷史的事實了。建安年間發生的大疫在什麼時候？不是在建安十年以內，是在建安二十二年。據《太平御覽》記載，曹操之子曹植說過建安二十二年的癘氣流行情況，達到了「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的慘境。

除了當時疾疫流行的歷史背景之外，促使張仲景寫成《傷寒論雜病》還有一個原因。後漢時期，我國醫學的發展為張仲景著書提供了條件。在原序裡面，張仲景列舉了他寫《傷寒雜病論》時所參考的豐富醫書，包括「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臚》、《葯錄》，並《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張仲景在這些參考書的基礎上去粗取精，成就了《傷寒雜病論》這一巨著。同時，後漢時期藥物學的蓬勃發展也促進了方劑學水平的提高，已經開始用復方治病並大量應用於臨床。《傷寒雜病論》理法方葯齊備，被稱為「方書之祖」，關鍵是具備了這一先決條件。一些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因此，《傷寒雜病論》的問世反映了後漢時期我國醫藥學的發展水平和成就。

張仲景不僅繼承了漢以前的醫學成就，而且還有創造性的發展。扼要地說，他大大提高了中醫學的辨證論治水平。雖然辨證論治在張仲景之前就有，但水平還是有限的。《傷寒雜病論》針對臨床各種疾病，建立了完整的辨證論治體系。傷寒病就是急性、傳染性、發熱性的疾病，發病急，發病快；雜病就是傷寒以外的許多慢性疾患。如果不提高辨證論治水平的話；既論傷寒，兼論雜病，將是不可想象的。譬如說，《傷寒論》的六經分證方法來源於《素問·熱論》，但不限於熱證和實證，而是兼及虛證和寒證，同時客觀反映臟腑經絡、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的具體情況。把這些病變和證候都概括進去，六經分證就全面了，也更豐富多彩了，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張仲景所使用的藥物和湯液也十分豐富，《傷寒論》有113方，包括91味藥物，就使理法方葯一環扣一環，切合於臨床實用。

由此可見，《傷寒雜病論》確實是一部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著作，發展了漢以前的醫學理論和治療方法，直到現在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張仲景有創造性，不是故步自封的，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有所前進，有所發展。

　　未完待續……

本文摘自《劉渡舟傷寒論講稿》（人民衛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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