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個人立場：《史記》《漢書》篇

認真對比漢魏六朝的歷史書，和唐朝以後的歷史書，會發現一個突出現象：

作者的人數並不一樣。

唐朝以前——準確地說，《晉書》以前，紀傳體史書也好，編年體史書也罷，無論官修，還是私撰，作者大多是一個人；唐朝之後，作者那一欄，就經常被填成「XXX等」了。這是因為，十六國北朝就開始出現的大規模史館集體編撰活動，唐朝之後，就成了歷朝歷代的標準配置。書寫工具的飛躍，檔案制度的完善，使得後世史官可以依賴所能查找的文獻進行編寫。比如，起居注這類史書，在《漢書·藝文志》里是找不到的，但《隋書·經籍志》的史部一卷里，它們就開始了浩浩蕩蕩的刷屏。乃至明清史學界，能引起居注的時候，未必需要引《明史》或《清史稿》這樣被裁切過的內容。而在有這條件之前，史官靠什麼呢？多半是內部爆料。

先秦時期，「太史」一職，多半父子兄弟相傳，記載言、事等等同時，兼修天文星曆、卜筮占問。他們有點上古巫史、祭司的遺風，所記下來的東西，是向天陳說、對天負責，而不是對現實的君王。所以秉筆直書，生死無懼。他們的學問，因此則可以說是當時的行業黑話，譬如《春秋》史法的「微言大義」，什麼用詞說明什麼褒貶態度，若非後來被儒生學去並大加發揮，可能我們也無從得知。因為外人不做，也做不了這個行當，他們所看到的，所聽到的，很多是獨家秘辛。

從太史公司馬遷以後，史官一職更加對儒生開放，司馬遷自己本身的儒學修養就很深。《漢書》作者班固，則是漢成帝班婕妤家族的後輩。西漢末期的大學者揚雄，經常找班固的父親和堂伯父串門，班家甚至有當年不少的賜書。如果說司馬遷更多接觸到的是朝廷上的爭論，以及專業技術方面的黑話，那麼班固所聽聞的，恐怕還有相當部分漢末宮中的八卦。尤其班婕妤失寵后，長居長信宮，侍奉王政君，與王政君有非常良好的關係，而王莽與班固祖父、伯祖「同列友善」，雖然班家對王莽不想太接近。於是《漢書》涉及王莽及其家族的故事，就相當有畫面感。其精彩程度，大概也不亞於曾經到古戰場實地考察的司馬遷筆下，有關楚漢相爭的種種戲碼，和漢武朝權貴的各色形態。

西漢中後期開始，各地豪族崛起，到了東漢，陸續成為各種類型的地頭蛇，成為勢族；其中連續幾代入仕參政的， 就發展為世族；這樣的家族，多半能經營出優渥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於是子弟的教育質量得到高度保障，乃至後來的士族也由此而生。經濟實力、社會政治地位、文化軟實力，相互輔助，逐漸佔盡優勢。班固的家族，祖上是秦末漢初在樓煩地牧馬放羊的大戶，西漢前期同時還是當地有名的俠客，這和世居內地的司馬遷，看邊疆事務的心態當然大為不同。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司馬遷可能是個住在城市、經常下鄉考察的學二代或學三代，但班固的家世，是在釣魚島或南海大規模捕魚超過三代的漁業老闆。雖然通常認為，《漢書》相較《史記》更為典雅，更符合儒家的貴族化審美，而《史記》文筆古勁，人民性也更強——但在漢匈戰爭的問題上，恰恰兩者的立場倒了個兒，《史記》是內地農耕區先富起來的立場，《漢書》反而還是邊民。

於是，這兩者對漢匈戰爭，態度明顯地大有不同，就完全可以理解了。農耕區覺得戰爭的賦稅負擔已經太重，牧區覺得安全沒有保障，希望軍隊繼續強力護牧，即便放在一個普選制議會國家，司馬遷議員和班固議員各自依靠的選民，也難免要打破頭。由此，某些非要在《史記》、《漢書》中，機械地分出一個「對」、「錯」來的流行觀點，可以說是入戲太深，因此顯得比較荒誕的。

司馬遷的成長環境是西漢前期，社會風氣中還有先秦六國的殘餘，吳楚七國之亂也去之未遠。因此，在他觀念中，地理區間還是按A國、B國這樣劃分的，無論在他對地理區間的敘述、各地民風的概述中，還是他對人物籍貫（突出縣，不突出郡）的記法上，都能看得出來。而從不同民風的分佈，尤其能看出：他採用這樣的記法，也是符合實際的。班固則不然，他非常強調郡-縣的一體化，而不強調封國之間的差異。我們可以從《史記》到《漢書》的這一變化，直觀感受到兩漢從分封制向郡縣制發展的過程，以及這一過程對人們意識形態的影響。

（《漢魏六朝思路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