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晉云：蘇姓文化話蘇頌（二）

蘇晉云： 蘇姓文化話蘇頌（二）

蘇頌

蘇頌從政，主要時期正值王安石變法前後，面對這場聲勢浩大的變法，朝野內外，誰都無法迴避，蘇頌在為官持政上一貫穩重，但這次也逃不過不表態，不表態並不證明你對王安石的變法沒有看法，人們還是根據蘇頌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將他在態度上划歸了舊黨，即變法的反對派陣營。不過，盡管蘇頌對王安石變法的某些方面有異議，但他並非像其他反對派那樣意氣用事，詆毀新法。蘇頌是作為宋王朝這架統治機器的一分子，他必須忠實地維護這個政體的長遠利益，使之不偏離軌道。因而，他從來都從大處著眼，從不存私見，也不搞陰謀詭計，而也是像蘇軾那般君子坦蕩，言其所言，行其所行。"君子坦蕩蕩"，這句話不是說出來的，而是行出來的。此中插一句：翻開一部蘇姓文化的文明歷史，真正能夠流傳到如今，讓世界蘇氏宗親們在聯誼活動中有文化自信的正能量，我希望諸位都能從這些蘇姓先賢們身上，拿天良的鏡子去自照一下。蘇姓文化皆學問，蘇姓文明是精神！

今舉一例，蘇頌在對待原則問題上的靠譜與擔當。公元1070年（熙寧三年），正是王安石加緊變法的展開之時，當時任知制誥的蘇頌，做了一件足以令那些謹小慎微官吏們手心中捏把汗的事。是年四月，曾少受學於王安石的秀州判官李定，來到京師，當著王安石的面，對靑苗法大加溢美。王安石正愁無法說服宋神宗，而宋神宗也正在猶豫是否應當廢除青苗法。李定到來如此一說，賽過給王安石已經燒了差不多的柴灶添了一把火，正中下懷，他當即帶李定去向宋神宗現身說法，於是李定按王師荊公之意說了，使得宋神宗心中的政向天秤，再一次滑向了王安石。

李定在王安石面前立下了一功。於是，王安石欲將李定破格提拔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王安石在這件事的做法有點一廂情願了，首先晉官須得有正式任命才行啊。按宋皇朝制，任命官員先要有一個以皇帝的名義草擬的任命批文，此批文名曰：詞頭，有了這個詞頭，才能交給知制誥（內閣學士）起草正式昭文任命制詞。當李定的陞官詞頭由中書房送給了當值的知制誥宋敏求時，宋敏求認為，一下子從幕職官升到了御史，這豈不違反了宋王朝的慣例？因此，宋敏求上奏：御史之官，國朝以來，其任頗重。去歲驟用京官而選之，今又以幕職官便升朝著，而峻處糾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群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詳見《蘇魏公集》繳李定詞頭）不軟不硬的將詞頭原封退還了。御批："速送別官命草。"於是，此封詞頭就到了蘇頌手中，蘇頌一看上奏曰："祖宗朝，天下初定，故不起孤遠而登顯要者，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受朝列；不緣御史，薦置憲台。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所益者小，所損者大，未敢具草。"（詳見《宋史340卷蘇頌傳》），再一次把詞頭頂了回去。第二天，當值的知制誥又接到詞頭，也原封不動地退還了。弄了個王安石惱羞，宋神宗惱火。為此，宋神宗把蘇頌等人叫去問話，說："去年詔，台官有闕，委御史台奏舉，不拘官職高下。"並發狠話："格命久，將得罪。"不意蘇頌仍不買帳，繼續上書指出："從前台官，於太常博士以上、中行員外郎以下舉充，后為難得資敘相當，故朝廷特開此制，止是不限博士、員郎，非謂選人亦許奏舉。若不拘官職高下，並選人在其間，則是秀州判官亦可為里行，不必更改中允也。今定（李定）改京官，巳是優恩，更處之憲台，先朝以來，未有此比。幸門一啓，則仕途奔競之人，希望不次之擢，朝廷名器有限，焉得人人滿其意哉！"（詳見《宋史340卷蘇頌傳》）即使面對神宗還是王安石，蘇頌在為朝綱擔當的原則性上，態度十分鮮明。盡管蘇頌等人有理有據的反駁，也並未能說服宋神宗。王安石一看引拔李定的目的，難道就讓蘇頌等人阻止落空不成？於是，他就向蘇頌下了強制性命令：李定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里行詞頭，奉聖旨札與蘇某，所除李定系是特旨，不礙近條，令疾速撰詞。"（詳見《蘇魏公集》16卷《內降條貫》。事到至此，宋神宗、王安石、蘇頌三個扣結統統蹩牢。宋神宗放手宰相的人君，王安石執拗的君子，卓越的文學家，爭議千年的政治改革家，遇上了蘇頌這位靠譜的君子，穩重的執行者，定音千年的政治科學家。註定在這北宋的職場上，士子間要相磨相蕩，如何使蘇頌屈服，松動解套？宋神宗、王安石沒轍了。而蘇頌依然"執奏不巳"，就是不寫制詞，骨子裡的硬氣就是硬在這里。"而定御史之命，亦為中寢。"（詳見《蘇公墓誌銘》）。為此，蘇頌受到了制裁，以工部郎中歸班，實際上就是剝奪了知制誥的職權。行文至此，我為蘇頌倒有一種迥腸蕩氣的感覺，蘇頌雖然丟了差亊，但卻朝野聲起，人望益重，賓客滿門。蘇頌、宋敏求、李大臨，自始被人們並尊"熙寧三舍人"。

愚以為在蘇頌被降職的這件事上，倘以世俗的肉眼看是降了，但以脫俗的天眼看恰是升了，因為他堅守了"在其位，謀其政"的崗位原則，升華了在宋王朝的憲政面前，敢於向頂頭上司明確說：不！這反而為他後來的宰相職位奠定了人格的基礎。

歷史以來，帝皇是至高無上的，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既如此，當時作為皇帝秘書的蘇頌，怎會不知，而更是三番五次十分堅硬地同皇上對抗呢？如果不了解宋王朝的具體情況，確是令人費解的。其實當社會發展到了宋代，已經漸趨成熟，其成熟的標志之一，就是中央集權格外加強，而君主專制則相對減弱，皇權漸漸地由實體向象徵方向轉變。這是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而宋代的士大夫政治更促進了皇權象徵化的進程。五代十國的頻繁改換現實，到了宋朝已經沒有幾個士子相信"君權神授"的說法了，君主的威信已大大降低，君要臣死，臣未必就死，不死可以嗎？士大夫們已經說出了："大凡人主，不能無故"。蘇頌也認為君主也有偏頗之時，他說："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向，有所向則有偏，有偏則為大患矣。"（詳見：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卷一）宋代士大夫維護王朝統治的責任感，促使他們把君主納入了政治的游戲規則之中，不準君主恣意妄為。從正能量通過保傅、侍讀的調教輔導君主，不準無道，從反面以廢立來要挾君主。故而敢於大膽犯顏直諫。君主是社稷國家的象徵，當君主的言行違反國家憲政與利益時，士大夫中的綱常持守者就會毫不猶豫地起來抗爭維護。（待續）

愚生：蘇晉雲

於雁棲湖畔

2017、11、7

參考《宋史全文》

參考《宋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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